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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制说到告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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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
告密又称作“打小报告”，一度非常流行，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上，有位女诗人不无感慨地说：“写四十万字的一本书，不如打四百字的小报告，更受领导重视。”这话有点拟之不伦，不知道她是否懂得求“领导重视”就是小报告流行的基础。
专制不给异见留有空间，并要惩治异见，而持异者见又没有把自己的见解写在脑门儿上，统治者高高在上，不知道谁是持异见者，这就需要有告密者（当然，告密者在告密过程中往往要挟带自己的私货，把一些非异见者也当成异见者举报上去）。历史上最早的告密者就是周朝的卫巫，当时国人（指都城里的人们），不满周厉王的暴虐统治，多有谤言，厉王指使卫巫秘密监视国人，有谤者就向厉王打小报告，厉王把谤者杀死。从此，“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大臣召公劝谏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采用这种拥堵的办法，早晚有一天，堤毁川流，不可收拾。厉王不听。不久，国人起义，把厉王流放到彘。
这种只重堵截、不管疏导的统治方法，历来有争论。从理论上来说，大数多人倾向疏导；然而，堵截可操作性强、并能马上奏效，因此，告密这种行为虽然不能登大雅之堂，统治者都在或明或暗地鼓励这种行为。
当然，告密是否正当也不是没有争论的。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就有过一场关于告讦的辩论。“告讦”意为揭露和告发他人的阴私。王安石变法中，有些法规需要别人告密才能执行。例如吕惠卿搞的“手实法”（向政府自报财产）；另外，主持新法的当政者认为只有打击持异见者，才能树立新法的权威，为了实现这一点，也要鼓励告密，造-人自危的风气。告密也成了党争的工具。于是，上交亲戚朋友的书信、打小报告、引诱他人说错话（如同后世的“阳谋”）、搜罗文人刊刻的诗文都成为告密者们的拿手好戏。
告密者首先伤害的是自己，告密者出卖了他人的阴私，同时也付出了作人的尊严。知道对方阴私的，不是亲戚，就是朋友，连亲戚朋友都出卖的人，其道德堕落到何等程度是可以想见的。北宋又是儒学的恢复发展时期，许多儒者面对着道德的滑坡，大声疾呼、身体力行，反对告讦。其中最典型的是范纯仁。“乌台诗案”中，反对新法的苏轼因为被人告密，以诗文得罪。范纯仁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为苏轼辩护。反新法的旧党当政后，用同样的方法，惩治新党代表人物蔡确（也是整苏轼的首恶），范也反对以曲解蔡诗兴文字狱，更不同意把蔡远贬新州。他说：“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辈开之，恐不自免。”有人被党争冲昏了头，竟把范纯仁说成与蔡确一党。范氏一生“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反对告密，维护了儒者的尊严。邓润甫也上言，说“近日群臣专尚告讦，此非国家之美，宜用敦厚之人，以厚风俗”。这些受到皇帝的表彰，一度还写入律令。告讦受到一定的抑制。
眼光长远的文人士大夫认为，告讦只是暂时有利于统治，对良风美俗却起着破坏作用。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为什么正统人士这样看待告讦呢？因为儒家是力主“人治”的，“人治”强调在上位的士大夫要为社会起表率作用。告密者连亲戚朋友都出卖，其人格会变得自私猥琐，树之以为“典范”，只是给明白人增加笑料而已。
《论语》记载：叶公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回答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认为正直的人，应该敢于揭发父亲的不正当的行为，并且敢于出庭作证；孔子认为父子的互相隐瞒才是真正的正直。在不明儒学和不懂事理的人看来，孔子似乎在提倡互相包庇。这是不了解儒家思想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现。在这种社会里，父子最亲，是社会网络第一层关系。如果一个人能够舍弃父亲而不顾，他还能顾什么呢？这种连人的基本素质都不具备的人，能够说是“正直的人”吗？当然父亲“攘羊”是不义，是破坏社会规制的行为。儿子对父亲的揭发有可能是“大义灭亲”，从父子亲密关系来说，其概率太小了。大多可能是“大利灭亲”。不应奖励极少的“大义灭亲”的而鼓励了绝大部分“大利灭亲”的，使得社会的淳朴风气受到破坏。这是孔子提出的“子为父隐”本意。在这种立法思想的指导下，一些朝代（如汉代）的法令明确写上除了“大逆”“谋反”外，不许告讦，违反者加以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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