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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为什么不治清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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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尘
陈寅恪和胡适是我最敬重的近代学者，但两位大学问家晚年所作学问都颇怪异，陈老以其通天博晓的大学问穷十年之力写了似乎没什么用的《柳如是别传》，余有书籍并电子版两套，可一次也没看完过。不怕说句侮及先贤的话，窃以为还不如美女作家彭丽君所写的《柳如是传》来得好看。而在台湾的胡适之先生，据其得意门生当代大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言，适之先生晚年时也是让他一头雾水，钻研起似乎比柳如是还更没什么用的《水经注》。嗟乎叹乎！先圣先贤做事或自有其主张，陈、胡二老都是至情至性之人，所想所为连其入室弟子都不知晓其一、二，我等晚辈后学又焉能窥其真意？
刚看了老马的《陈寅恪为什么不去台湾》中对陈老的一些论述，深感于我心有77焉（此表达方式是学芦笛的，芦笛亦是从别人那学来，不敢掠人之美，特此注明）。清之亡于同盟、华兴之流的孙黄乱党后，中国每况愈下，几入万劫之不复之绝境，恪老乃我大清维新名臣陈宝箴之后，自视脱胎于革命乱党的国民政府为乱臣贼子，焉肯屈身台北而附就之。
但老马说陈寅恪可能会更愿意去香港，余倒不敢苟同。恪老并非没在香港呆过，事实上于抗战中期，也就是西历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二年间，恪老正居于香港。适逢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即被日军沦陷。恪老困居于皇军蹂躏下的港岛，悲痛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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