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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为什么不治清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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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闭门苦思，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将香港之沦陷与书中所载的汴京屈降两相比较，"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因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豁然心通意会………"（陈寅恪著《陈述<辽史补注>序》）。"豁然心通意会"即是将世事与史籍两相会通，将现实与历史相融相释，再得出深刻的体会。当然这种体会是很残酷的，都是在围绕着"沦陷、屈降与亡国"之间。香港百年来非英即日，给恪老的印象不会很好的。而恪老既以"遗少"居（胡适评），西学学历极深，曾游学于欧美第一流学府，但仍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反对全盘西化，讽胡适等留洋学人所作学问为"贩卖"，自是不屑去挤在巴掌大的台湾与之为伍，"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就自不足奇了。
对于专制，恪老亦是十分痛恨的。如下诗：
青鸟传书海外来，王X千版费编裁。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青鸟》
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哀金源》
论及学术，恪老不治《清史》自是史学界一大损失，这点乃是共识。恪老不治《清史》应该与冰心不治《北洋》一样，都是怕动感情（恪老是"遗少"，自不待言，冰心女士亦是北洋水师军官之后）。他主研的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而攻研唐史则是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认识近、现代中国，"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而唐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之征战与宗教之传播，唐代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近百年来中国之变迁极速，有划时代的变动，而唐代的变动也极为剧烈迅疾，如天宝以前与天宝以后便大不相同………"（摘自刘适、李涵夫妇《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
而恪老著《柳如是别传》的原因另有别说，据胡晓明说是"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
也不知是也不是，爱信不信。
同期著作还有《论再生缘》，其时双目已经失明，恪老晚年的最后日子，以助手黄萱代笔，写成《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以记叙家世及父祖三代所经历之晚清政局，可惜其大部份在文革中散佚（无产阶级耍起流氓来，以此类毁经焚典之行为最恶）。是以黄萱曾感慨："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慨。"
陈寅恪对治"清史"完全没有兴趣吗？非也，据其学生刘适先生言，抗战结束前一年，恪老即因目疾至盲，于医院动手术后，其生活不能自理，刘适先生即以入室弟子身份彻夜照料。谈及学术，刘适表示想研究甲午，恪老欣然首肯，并曰："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你想要作，我可以指导你……"刘适先生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便是在恪老严格指导下完成的。从资料的收集、筛选都由恪老为其谨慎鉴定核实，每一章节的论述范围都由师徒二人商榷而定，从观点、立论至分析无不掺着恪老的心血。恪老治学之谨、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了。
陈寅恪治学之严谨以及其晚年对晚清历史的态度，亦可由其著作中窥其一、二，如其作《寒柳堂集》，于"弁言"中曰"今既届暮齿，若不于此时成之，则恐无及。因就咸同光宣以来之朝局，与寒家先世直接或间接有关者，证诸史料，参以平生耳目见闻，以阐明之………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知我罪我，任之而已………寅恪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识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今日述之，可谓家史而兼信史欤？"
这也表明了他那时对晚清政局不涉及不研究的态度已有所改变，似乎决心在晚年时自己动手著述己所知的晚清史实真相。"任他嗤笑任他嗔"，恩怨毁誉俱已罢，以恪老的学识及谨慎，自能公正存史，信待后学，如此则是我国学的一大幸事。惜乎哉！未及著作，便已"闭户高眠辞贺客"，徒留后识泪沾巾，引为我中国学术的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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