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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史学翻案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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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久，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其引起的惊愕与轰动可想而知。对于历史上这位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能武善诗、建功立业却被后人骂为奸雄、扮成花脸的人物，郭老倾注满腔热情，赞赏有加；他颂扬“魏王与王后千秋万岁，万岁千秋”的历史剧更是红火一时，而有些辩护则显得勉强，如说曹操虽然打了黄巾（须知镇压农民革命，在当时是颇敏感的问题），但他收编了几十万俘虏，给他们饭吃，这“基本上满足黄巾起义的目的”；又如说曹操杀孔融是与孔融“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张，其实都是相当乖僻的”有关。郭老在论文中很气壮地宣称：不仅要替曹操翻案，还需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后来读者才知悉，当年这位史学泰斗的大胆翻案文章是事先得着了上峰某些精神的表现之作，属于“遵命史学”。及至“文化大革命”，吴晗、翦伯赞等历史学家皆因“遵命史学”触祸身亡，郭老吓得声明自己的文字都该烧掉，浩劫中他还是失去了两个爱子，可谓惨痛矣。当然，学术上的替曹操翻案与-本来应该是两码事的。
1979年中国历史进入新时期。在社会上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批翻案文章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如《历史研究》发表的陈铁健先生的论文《重评〈多余的话〉》，该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否定了“文革”中因一篇临终遗稿《多余的话》而扣在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头上的“叛徒”帽子，受到读者的好评。思想解放的潮流，使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些曾被绝对化了的史学定论，认为它们不科学，需要再评价。严格地说，其时史学领域的多数“再评价”文章不应简单地称为“翻案文章”。“翻案”一词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整个的“否定之否定”，而多数“再评价”文章恰恰不赞成对历史及其人物的绝对否定或肯定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如《历史研究》发表的李时岳先生的论文《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即不同意过去“左”的思想下形成的一些固定观念：办洋务就是买办化、卖国主义；搞维新无非是妥协、改良主义；干革命也不正确，因为是资产阶级的，必须“立足于批”。该文客观地评价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及其代表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也没有否定其历史局限性），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时期学术界对孔子、李秀成、胡适等历史人物的再评价文章也都体现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科学精神。
应该肯定地说，如今新一代史学研究者的认识水平和研究水平已超过了二十多年前“开风气”的前辈们。在越来越宽松的治学环境下，新的学说修正甚或否定旧的学说乃至又有某种翻案文章问世，都属于正常的学术研究现象了。我们所特有过的那种认识上的大反大复、学术和-搅在一起的平反式的翻案文章将随着那个时代的远去而式微，但遗案也不是没有，如关于陈独秀的评价问题。不久前唐宝林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重评-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一文，文章依据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揭示出1923～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完全是在联共-局和-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又搞文过饰非，把责任推到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头上，致使“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结论，在中共和国际共运史上盛行70多年。
现在一般情况下，史学新作即使翻案文章要想像过去那样引起轰动社会的热点效应是不大容易了。近年还听说有为袁世凯、周作人等人“翻案”的文章，本人没有读到，不敢妄评。只有一点敢说，那就是尽管袁氏不失为一代强人，不可能没有长处；尽管周氏不失为一代才子，其文章可以传世，但前者复辟帝制，开历史倒车；后者投降日本，当过汉奸，这样的历史之案是翻不了的。要说写史学翻案文章应注意的，首先就是：做学问除了独立思考、追求真理之外，不要有任何别的杂念，尤不要存追名逐利的“作秀”之心。其次是立论一定要持之以故、言之有据，凭材料说话。再就是看问题要尽量客观公正，分析问题要全面，力戒片面性。总之，章学诚所谓史德、史识、史学者，缺一不可。这正是史学家应有的素质。有了这样的素质，能做出推翻前说的史学翻案文章，即为新成果也，是可喜可贺的事。（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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