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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悲歌千古绝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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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他们又坐失良机，很快丧失优势地位，短短四年就被宦官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
为什么这样一批声势显赫的饱学之士，不能提防一个目不识丁的宦官从背后举起的屠刀? 这样一个苦心经营十七年，中国历史上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士大夫集团，失败得如此惨重? 虽然皇帝有被宦官蒙蔽的客观原因，但不能不追究这一事态的主观因素，这是沉重的历史教训。
从他们当权后来考察，主要忙的是两件事: 一是“搜举遗佚，布之庶位”，起用一大批在前朝失势的党人；再一件事是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楚、浙、宣昆党，凡是不合口味的都目为异类，加以排斥，东林内部又以乡里为界，分裂成许多小组织互相争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想有所作为也很难成功。作为当权的群体力量，没有利用有利的时机，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把主要精力和才智都消耗在党派斗争上，这是招致失败的一大失误。在他们踌躇满志的时候，对阉党的聚集力量麻木不仁，丧失警惕，而且提出一个错误的政策，那就是“笼络群奄”，姑息养奸，试图劝告魏忠贤不要干政，这无异是与虎谋皮。眼看阉党势力日益壮大，他们认识既不一致，行动又迟缓，放着兵部不抓，不用武力做后盾。在魏忠贤的爪牙插手内阁，首辅、吏部尚书相继被逐，次辅竟然胆怯得辞职，以图息事宁人。在大敌当前之际，没有反对最大的敌手，而是忙于提携同党和派系斗争，所以被阉党轻而易举地一举扑灭，肇成千古冤案。他们为官清廉，具有为理想献身的精神，然而人品使人景仰的，行为却不足为训，这反映了知识分子致命的弱点、缺陷和误区。所以东林党的兴亡，是一曲令人永远遗憾的悲歌，评价东林党人不得不经受理智与情感的撞击。
东林悲歌，对东林党人来说是悲壮的行为，对统治王朝来说就不是悲歌而是挽歌，因为像东林党人这样赤诚的，用自己的信念和道义来挟持王朝，挽救世道人心不惜肝脑涂地，最后却被他们所维护的统治者所屠杀。一个封建王朝到了屠杀忠臣赤子的时候，这个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这样提出问题还由于这三点认识:
一、认识晚明和东林党所处时代的意义。众所周知，明朝亡在崇祯年间，但是清代人却说它亡于万历。哪有这样的评论呢? 细想之下又不无道理。研究晚明在某种意义上比研究晚清更有典型意义，因为晚清已有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社会的变异离不开外部力量的渗透和参预，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的过渡缺少动力，只有外部势力的挑战引起回应，才促使中国走向近代化，这种挑战----回应模式成为西方学者观察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主要观点，这确实反映了晚清社会变迁的复杂性。晚明不一样，处于十七世纪的中国，不存在西方势力影响的问题，就是利玛窦传来的西方文化，仅仅局限上层的少数官员，对社会没有发生影响，《几何原理》译成中文后并未传布，更没有任何-理论的引进，可以说晚明是没有受到西方近代化影响的原装的封建社会，考察这个时期的变化，有哪些到达封建社会所能容纳的极限，又有哪些可能越出常规而有所突破，为真正了解封建时代的国情和民情，提供了一个可资解剖的社会面，所以要认识传统社会近代化的演进规律，不能不重视晚明社会和东林党的研究。
清人根据什么要撇开明亡于崇祯的事实，认为明亡于万历呢? 封建王朝的灭亡一般来说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农民不能按照原样的方式生活下去；再一种是统治机构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这两者不一定同时到来，万历王朝存在48年，共有农民起义30多起，大多是局部性的小打小闹，矛盾没有到沸腾点，这个王朝还能生存下去，但是统治机构却先期瘫痪。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缺官不补的情况相当惊人，监司、郡守旷年无官，朝中大员大半虚悬，都察院没有正官，内阁有时锁上大门，到万历后期中央六部只剩下一个刑部尚书赵涣，吏部、兵部、礼部、户部、工部都无专人负责，来往使臣无人接待，军饷无人解运，刑部长年不断狱，监狱长上青草，直弄得“职业尽失，上下解体”，这是历代王朝从没有过的现象，连晚清也没有弄到这种地步。
这种现象又是万历皇帝自毁长城的结果，1596年皇帝委派宦官到地方组织“中使衙门”进行横征暴敛。按照明朝的财政制度，税收应归户部和地方政府征收交归国库，皇帝从中提取一定的金花银供皇室消费，贪得无厌的皇帝受不了这种约束，撇开法定的官僚系统，另用自己的亲信组织地方政权，掠夺国家税收。本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是封建王朝合法的组织机构，也是皇帝统治社会的主要支柱。官员是国家的命臣，依据法定的统治秩序，执行管理社会的职能，他们的职权要受到朝廷和法制的保护，这是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体现，任何君主都不能违背这一基本原则，万历皇帝公然抛开法制，无视国家法定的系统，另立中使衙门，凌驾在官府之上-越货，逍遥法外，那些忠于职守的地方官，奉法的士大夫，自然就成为他们横行不法的障碍，受到空前的迫害。这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用宦官组织地方政权，打击地方官员的违制行为。这一暴行在各地激发多起城市民变。奇怪的是，北到辽东，南到云南，西至陕西，东至沿海，风起云涌的城市民变中没有一例民变与农民起义相汇合，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并未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即使有城市暴动的导火线，在农村也燃烧不起来。由此可见，统治机构的先期瘫涣是皇帝肇下的祸根。明朝本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皇帝的倒行逆施，破坏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激烈的党争又导致官僚集团严重分裂，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皇帝无限澎胀的贪欲和不受抑制的权力，又是皇权至上的产物，这是封建专制制度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表现在这种瘫痪的局势不是来自敌对阶级的冲击，而是来自统治阶级代表人的破坏和内部火拚，统治集团自行解体的现象，反映封建王朝已失去自我调节的机制，一些有识之士惊呼“天崩地解”，“大厦将倾”，纵有忧国忧民之心，也束手无策。清人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断言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
二、东林党活跃的年代，在西方已开始走向近代化，人文启蒙成为社会转型的先声。在中国也萌发了一股异于以往的社会思潮，与西方不同的是，这不是基于经济的动因，也不是开放式的人文启蒙，而是由“非君”思潮引发的-伦理启蒙。十六、十七世纪之交，首先是万历王朝兴起一股对皇帝劝谏、批评和抨击的风潮，像海端那样骂嘉靖皇帝的奏疏到万历中叶到了连篇累牍的地步。有的直数神宗的酒色财气，四毒俱全，有的疏陈“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愁叹，难堪入听。”其言词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痛骂的地步。批评皇帝在古代称为批麟，官僚士大夫纷纷以批鳞为荣，有的还以抗上得到“批鳞君子”或“清流”的美名。在朝的大僚尚是如此，在野的士大夫更是肆无忌惮，归庄的一曲《万古愁》从秦始皇、汉高祖骂到唐宗、宋祖，在民间传诵不息。讥评朝政更是到了街谈巷议的情景，首辅沈一贯记述万历二十六年的情形说:“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只要看一看流行在坊间里巷的戏文小说、民歌民谣、笑话谜语，莫不为晚明从上到下这样广泛、激昂的非君思潮而震撼。
“非君”本是讽谏君王，并非就是启蒙。当王朝统治发生危机的时候官僚士大夫中会出现一些有识之士批评皇帝的过失，以唤起皇帝的厉精图治，这本是封建伦理所许可的行为，但像这样蔚然成风，已超出一般的讽谏，它所起的效果已不仅仅是规劝帝王的过失，而是对君主肆虐的揭露和控诉。皇帝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最高-代表，皇帝威权的下跌是皇权急剧败落的重要特征，晚明“非君”思潮的崛起，充分反映层层隶属的封建社会结构，从最高层出现了溃裂。
从“非君”进而“抑尊”，提出抑制君主权力的思想，这是东林党后人提出的命题。从权力结构上思考怎样限制皇权专制，是中国-想史上的飞跃，也是十六、十七世纪中国-论理的启蒙，遗憾的是东林党人没有走出这一步，却把自己送进了历史的尽头。
东林党人是一批忠诚的皇权卫士，是虔诚的封建伦理纲常的躬行者。在他们遭受陷害被捕的时候，民众奋起抗争，激发了城市民变，可他们明知受冤，却劝阻民众，心甘情愿地献出生命。杨涟被押解途中“都城士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碎官旗而夺公，公四向叩道，告以君臣大义，始得解散。”左光斗被捕时，县民散发传单，动员殴打捕人的缇骑，左却苦苦务阻，俯首就擒。高攀龙被捕前闻讯，写下“君恩未报，结愿来生”的遗言-，遗嘱还要家人变卖田产供缇骑费用。黄尊素听说缇骑将逮捕证遗失，自动换上囚服投案，在临刑前还赋诗叩谢君父。李应升被捕时，数万人出动拒捕，李却一再拜求市民解散，还说什么:“臣罪应难赦，君恩本自宽。”自动就缚。民众却不管这一套纲常说教，拿起武器冲进公堂，见着缇骑就打，比起人民这种嫉恶如仇的精神，东林党人的迁腐是多么可怜可笑! 愚忠成为他们顽固的阶级偏见和精神枷锁，以视死如归，显示他们是一群真正效忠皇权的楷模，籍以平息民众的反抗。激发民变的导火线，却沦为民变的灭火器，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剧。正是这样的悲剧，却给人们以启示，像东林党这样竭尽忠诚的循理之士，不也被封建统治者无情地吞噬了吗? 至他们死命的不正是他们念念不忘的君父吗? 天理何在? 皇帝的圣明又何在? 被这悲剧惊醒了的人们终究要发出这样悲愤的呐喊。黄尊素倒下去了，他的儿子黄宗羲却拿起笔猛烈抨击这吃人的君主专制，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说，君主未取得统治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登上皇帝的宝座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因此“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巳矣! ”在他看来“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君主既然“不以天下万民为事”作臣的就没有必要“杀身以事君”，这说得是何等好呀! ，这又何尝不是东林党人用血泊换来的沉重教训! 。黄尊素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黄宗羲没有父辈的冤狱，也得不出这样精彩的思想。东林党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冤死，无情地揭露了封建专制者的昏愦、腐败和凶残，激励着人们思考、怀疑和鞭挞这沿袭一千多年的，也是他们拚死效忠的君主专制。并进而提出“抑尊”、“崇高尽独夫”、“势尊自蔽”的命题从而超越“非君”论，从权力结构上限制君权，这才真正进入-伦理的启蒙，启动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滥觞。从黄尊素到黄宗羲这父子两代人在认识上完成的飞跃，使我们看到光明与黑暗交替的曙光。所以东林党人所昭示的不是新时代的起点，而是旧时代的终场。这一起点和终点的一步之遥是东林党人无法超越的雷池，只落得引爆自身的结局。
三、东林党人是历史人物，对任何历史人物的作用和影响都存在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二重评判。这两者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不一致。伯夷、叔齐在商朝灭亡后，不食周粟，锇死首阳山，对历史不足为训，但他们不忘故国，忠贞不二的气节为历代传诵，在《史记》中居于列传的首位。关云长在三国时代只是一员猛将，论事功远远不及汉朝的霍去病，但在民间却视若神明。不论是精英文化或民间文化对历史人物都具有历史和道德评价二元化的传统。这启示我们对古人的评价不要追求完美，历史作用和道德价值一致的固然为今人称道，即使不一致也不妨碍今人的学习和继承。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巳随逝去的岁月而消失，留下的话题尽可由历史学家去争论，对人民大众来说能作为国民素质补养的更看重是道德精神，唯有这道德精神可以传之久远，万世留芳。所以对古人不要因为历史的功绩而在道德上溢美，也不为因为道德的高尚而拔高事功，一切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才是历史研究者的追求。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景仰东林党，又痛其无能、软弱和愚顽，这是我辈知识分子泣血饮恨的悲歌，永远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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