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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农业垦殖与环境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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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附近不断产生新涨荡地，人们充分利用这一条件，“沙滩渐长，内地渐垦，于是同一荡地，有西熟、有稍熟、有长荡、有沙头之异，西熟、稍熟可植五谷，几与下田等，既而长荡亦半堪树艺，惟沙头为芦苇之所”（叶梦珠《阅世编》卷1）。沿海人民还采用沉放石块或修筑拦沙堤等方式，加快泥沙的沉积速度。据估计，在明清两代，珠江三角洲通过围垦滩涂，增加耕地面积达数万顷。
在北方的农牧交汇地带，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农业垦殖。在明代，东自辽东西至甘肃，驻扎着数十万军队，为提供军饷，朝廷大力推行屯田。明中后期，沿北部防线陆续筑起一道边墙（即长城），沿边一带广阔的草原不断得到开垦。如宁夏花马池一带，先前因缺乏屏障，“全无耕牧”，“自筑外大边以后”，“数百里间，荒地尽耕，孽牧遍野，粮价亦平”（张萱《西园闻见录》卷54）。清初，朝廷限制汉人到蒙地耕作，但每年春去秋回前往蒙地租种的汉人仍有不少。清中期以后，限制政策逐步放松，大量汉人遂在蒙地定居下来。到清后期，宣布移民实边、放垦蒙地，内蒙古草原南部的农垦规模更是空前扩大。
明清时期，正是通过大规模的农业垦殖，扩大了耕地总面积，提高了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总产量。但另一方面，由于在垦殖过程中缺乏规划，往往不顾后果地进行掠夺性开发，也给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破坏。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森林缩减。西北的许多山岭，在明代还保持着“林木葱茂”的景观，经过不断地垦殖樵采，到清代已是“牛山濯濯”。如祁连山脉的黑松堡，“昔则松柏丸丸，于今牛山濯濯”（乾隆《五凉全志》卷4）。秦巴山区原来森林资源极为丰富，“比年来开垦过多，山渐为童”（同治《房县志》卷4），“群兽远迹，石骨峻峰，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光绪《紫阳县志》卷1）。
二是水土流失。由于当时对山岭的垦殖多采用刀耕火种的粗放形式，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如在秦巴山区，“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在鄂西山区，“承平日久，生齿渐繁，虽幽崖邃谷亦筑室其下，峻岭高冈亦耕作其上”，“然多狃于目前而忘远虑，当夏月骤雨，大水暴至，有阖庐漂荡者，有耕耘山上不及奔避，急流冲激而去者”（道光《建始县志·户口》）。
三是河湖淤塞。过度的土地垦殖导致河湖淤塞。这一方面是由于山区垦殖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大大增加了江河水中的泥沙量；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河湖滩地的围垦，影响了调蓄和泄洪能力。如湖广地区在明代前期“堤防坚厚，湖河广深，又垸少地旷，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泄”，所以“水患颇宁”（嘉靖《沔阳州志》卷8）。到明代后期，“水道渐隘，洪流冲突，无复疏导，则势不得不溃堤而入”（万历《荆州府志》卷3）。江南地区濒江濒湖去处，“种护堤茭芦以防坍塌，本为障水”，但势豪之家“不分河港宽狭，即种茭蒲、芦苇，占为菱荡、莲荡”，“甚者霸占滩涂，筑成塍围，因而垦为良田”，以致“水道日隘，为下流数十州县之害”（乾隆《苏州府志》卷7）。
四是沙漠扩张。明清时期，沙漠扩张的趋势日益加快。明朝一些地段的边墙，修建时离沙漠尚远，但后来沙漠不断南移，不仅边墙沦于沙漠中，甚至边墙以内的一些土地也大片沙化。这一方面是由于流沙不断移动的自然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垦殖破坏了植被，致使原来的非沙漠区变成了沙漠。如宁夏铁柱泉城始建于嘉靖年间，当时泉眼“水涌甘冽”，“日饮数万骑弗之涸，幅员约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嘉靖《宁夏新志》卷3），筑城后将“四周空闲肥沃地土”拨给军士，“听其尽力开垦”（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5），遂致逐渐沙漠化。明后期，在长城沿线，“屯地或变为斥卤、沙碛”是很常见的现象。到清代，特别是清后期，由于汉人大量进入蒙古草原垦殖，更造成不少草原退化为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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