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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海上贸易的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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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获赢利，官取其七，商得其三。又如，马八儿国（印度泰米尔邦）盛产“金珠宝石”，贩运获利巨大，于是元朝政府就在元贞二年（1296年）将此项贸易收归国家专营。然而海洋广阔，商船出没不定，上述法令难以切实施行，颁行不久又废止了。
继而是官员与百姓争利。官员是舶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先是江浙行省的官员下海经商，继之“诸王、驸马、权豪、势要”（《通制条格》卷18）纷纷加入。官员之家“皆有舟”，派亲信下蕃贸易。百姓舶商以江浙富民为主，这是舶商的基本力量和主要组成部分，但深受权豪欺压。官员将钱款交给富民作本，勒令其稍带下蕃贸易，“回舶时将贵细物货贱估价钱准折，重取利息。”（《元典章》卷22）更有甚者，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台公然派军队进港封船，强取财货。富民舶商为逃避损失，或在船只进港前“走泄细货”，或利用僧道享有的免税权，在其船中夹带货物。而官员本就“恃势隐瞒作弊”，不依法纳税，致使国家税收严重流失。至元28年（1291年）忽必烈决意整治市舶司，并很快出台了《市舶则法》。“则法”对违法行为制订了惩罚办法，并设立了保护百姓舶商的条款。选廉正者任市舶司官员；各衙门不得“差占”舶商船只，“永为定例”；商船进港，不许“权豪势要人等诡名请买”；同时，免除舶商、艄水之家的一切杂役，以示朝廷体恤之意。
由于“则法”维护了百姓舶商的权益，因而“富民往诸蕃商贩者，率获厚利，商者益众”（《元史》卷205），海上贸易呈现繁荣景观。然而，到延元年（1314年），因出口量超过海外市场的吸纳能力，以致出现“中国物轻，蕃货反重”的现象。元朝政府采取了干预措施，限定“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限定出海船只，以减少货物出口量，到至治三年（1323年），问题已经解决，限制取消。从此，海外贸易进入稳步发展状态。
海上贸易的发展繁荣使元代交钞成为一种国际间使用的纸币。元人汪大渊曾附舶出海，归来著《岛夷志略》，记载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荼（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交钞与当地货币折兑使用，并称“甚便民”。这既反映了元朝的经济实力，也说明舶商与各国在贸易中建立了友好的互信关系。
海外贸易促进了元代造船技术的进步。在宋代，最大商船载货5000石，舱内货物交相叠放，“无少隙处”，各客商占地数尺，“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萍洲可谈》卷二）。而到了元代，9000石的船已很平常。泉州的造船技术更是令西方旅行者惊叹，船底有独立隔舱，全船上下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客商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游历中国记》）。领先的造船技术，让中国舶商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船只。
据《马可波罗行纪》载，元朝使者曾两次登陆马达加斯加岛，果若如此，中国船只于元代已到达非洲东南海域。可见，元代商船的航行海域已相当广远。当时，在今越南沿海，南洋诸岛，印度东、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等地，都有中国舶商活动的足迹。
繁荣的海上贸易促进了元代航海业的发展，也加深了时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这是中华先民勤劳智慧的体现，并为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到了明初，明太祖严厉打击江浙富民，削弱了组成舶商群体的社会阶层；继而明成祖禁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阻碍了海上贸易的继续发展，关闭了对外联系的通道。到明代中叶，中国便丧失了航海及海上贸易的世界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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