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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什么要纂修大型清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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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引自戴逸先生最近一次讲话
经过各方面专家的充分讨论，修纂一部能够代表当前最高学术水平的传世之作——清史，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学人的共识。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批准了这项宏伟的文化工程。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副总理在国务院组织召开的由清史编纂领导小组、清史编纂委员会和部分在京专家参加的“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我国历来有“易代修史”的优良传统，二十五史系统详细记录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得以绵延不断的重要文化载体。清朝历史长达268年，史料繁多，内容丰富，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可以在清代找到其历史渊源。因此编纂一部详尽的高水平的《清史》，不但有助于全面了解祖国的历史和文化，科学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而且也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李岚清副总理还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感谢大家积极参与这项工作，并指示有关部门一定全力支持清史纂修工作的开展。
现在为什么要启动这项规模宏大、作为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呢？
1、清史纂修将极大推动清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以往的清代历史研究中，1840年以后的历史被列入近代史之中，学界称之为“晚清史”，讲述的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历史，重点研究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过程，也就是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这种研究对了解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其曲折历程有着重要意义；然而，从学科建设角度来说，这种划分是我们观察历史的一种方式，不是历史发展自身的界限，并不利于对有清一代整体历史发展过程和趋势的研究。在这种体系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从时间上讲几乎都是就晚清历史，但在内容上却很少涉及清王朝及其-活动家们的历史，与清代前期的研究很不相同，清代历史研究被人为地分为两段，脱节情况比较严重。然而，晚清史与清前中期历史毕竟是一有机的整体，它与清代前中期历史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割断的内在联系。现在的许多学者都意识到，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1840年就是中国近代化历史的开端。中国近代化不仅是西方影响的结果，而且也是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结果。在意识到-史不应该成为认识晚清历史的唯一角度后，我们会发现晚清的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问题都需要以清代前期的历史为背景才能说清楚，许多影响中国近代化的因素也都需要以对鸦片战争以前历史的研究为基础。所以，在研究中能否贯通整个清代历史，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清史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基于此种原因，近年来国内外清史学界逐渐出现打破固有的分界、将清代前后期的历史融为一体进行研究的趋势。为有清一代纂修历史，更需要我们把许多问题置于整个清代近300年的历史过程中来考察研究，才能勾勒出历史真实的发展轨迹，其结果势必会推动清代历史研究的发展。所以，大型清史的修撰是晚清史与清代前中期史进一步整合的新动力。一个以崭新面貌出现的统一的清代史无论对于修撰者还是读者来说，都是极具吸引力的。然而这又是一个学术难度很大的课题，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反复磨合的长期实践。
2、清史纂修将极大推动清代档案、文献的整理、抢救和利用。
历代修史都以整理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这是史书纂修成败的关键。《史记》的成功在于司马迁不辞辛苦地遍访天下，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资治通鉴》的成功也是因为积累了浩瀚丰富的史料，并以资料长编为铺垫。《清史稿》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对资料占有的不充分而导致的史实不清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现在编纂清史必须在资料占有上下功夫。从这一角度来说，清史的编纂将成为整理清代档案、文献等各种资料的良好契机。清朝离我们近，所保留的档案、文献极其丰富，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一）国家档案；（二）个人档案；（三）清人诗文集；（四）清人年谱、日记、笔记、书信等；（五）少数民族文字档案；（六）契约文书；（七）学者著作；（八）翻译作品。这几个部分中，每一部分都汗牛充栋，数量极其浩大。以清人诗文集为例，大概有4万种之多，字数达数十亿；又如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文献，主要以满、蒙、维、藏为主，每一种语言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变化。如何识别、整理这些资料，使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更加充实、完整和丰富多彩，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清代档案、文献资料的整理过程中，我们应该有一种抢救意识。以往认为，明清以后的文献资料多转相抄袭，价值不高，所谓珍本必须是宋代以前的文献。然而，最近的许多研究发现，清代的许多文献资料也异常珍贵，价值弥高，但人们却因偏见而疏于整理。所以，在纂修清史的过程中，应该下大力气去寻找、甄别、抢救那些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献、档案，使其免于消亡。这不但有利于清史修纂，而且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保存与保护。
从这一角度讲，清史的修纂实际包括两部分，一是主体工程——清史，二是基础工作——档案、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它们两者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清史的修纂可以推动档案、文献的整理，数量浩大的档案、文献的整理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清史修纂的质量。而对后世而言，档案、文献的整理更加有利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其意义并不亚于清史的修纂。
3、清史纂修将在史书的体裁体例方面，做出具有时代特点的探索与创新。
纂修一部新的清史，首先遇到的是体裁体例问题。中国有着深厚的修史传统，前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经验。以往正史的编撰体裁，均采用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或称纪传表志体）。但纪传体又有大势难贯、前后重复等缺点。所以，古人并没有完全拘泥于此，而是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正史之外还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史书。历朝历代的有识之史家一直都在思考如何采择各体之长，以形成最为完美的史书体裁。当今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即使纪传体自身也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例如，司马迁创立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既各自独立发挥作用，又在总体上互相配合，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陈寿撰《三国志》，为反映三国鼎立的时代特点，全书分设魏书、蜀书、吴书三大部分，以魏书的几篇帝纪作为提挈这一时期史事的总纲，又在蜀书和吴书中保留蜀汉和吴国的纪年。范晔撰《后汉书》，继承了司马迁重视设立类传的传统，又有其独创性，创立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孝子》等类传，反映了东汉时期宦官擅权、士大夫激烈评议朝政、社会上重视气节等特点。到20世纪，随着史观的改变，在为清代修史提上议程后，以章太炎、梁启超等人为首的诸多学者，在史书体裁方面作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探索。萧一山等则陆续以章节体为亡清撰史，以后，罗尔纲、白寿彝等人都在以章节体撰写清史方面作了诸多努力，这些著作都形成了对传统纪传体的巨大冲击。
由此而言，各个时代修史，无不以以往成例为基础，结合时代特点和需求，大加改造。
作为21世纪初的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我们编纂清史，在体裁体例上也必然要面对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之间关系这样一个问题。学界对此多有论列，有人主张基本承袭传统纪传体，再对之加以改造，使新修的清史成为继廿四史之后的又一部正史；有人则主张摒弃原来的纪传体，完全以新的章节体来撰述清史。更多的学者则主张既要对以往的史书体裁体例辨证地继承，又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武器来观察、分析清朝历史，对传统史书体裁体例进行改造，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力求科学地揭示历史规律。在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戴逸先生，他最近提出，新修的清史应是一种新的综合体，这其中包括对传统的纪、传、表、志的重大改造，使它们面貌一新；也应该增添图录等新的内容，用珍贵、精致的图画、地图、照片生动形象地表现历史；更重要的是还要增加综述，用比较简明的文字综合叙述清代历史发展的全貌，以弥补传统纪传体大势难贯的缺陷。笔者以为，戴逸先生的上述观点至关重要。
4、清史纂修将在推动清史研究人才培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从时间角度来看，作为一项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工程，清史纂修需要全国各方面的有关专家学者群策群力，共同努力。而且，由于持续时间长，特别需要老、中、青各年龄段的学者相结合，前赴后继，不断补充新生力量，才能最终圆满完成这项宏伟的文化工程。所以说，清史纂修为培养研究清代历史的人才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从学科发展角度来说，清史纂修非常有利于培养多方面的清史研究人才。与其他断代史相比，清代历史研究起步较晚，但最近一些年来发展非常迅速，已经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成就。然而，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缺陷和不足，如鸦片战争以前的经济史、社会史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清史纂修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重大课题，涉及到清代的-、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专题，每一专题的撰写都离不开学有专长学者的辛苦工作。在这一课题的影响下，学界不仅要根据国家与社会的现实需要进行研究，而且要根据清史纂修学术的需要对清代历史进行更全面和更深入的研究，这也就为培养更多方面的人才提供了机会和推动力。所以，当清史纂修完成之时，也应该是清代历史研究人才济济之时。
综观古今，纂修清史不但会将中国自古以来“易代修史”的传统继续发扬光大，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出贡献，而且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并在学术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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