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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古代治贪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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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宝璋
在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为求长治久安，无不重视治吏。正如《韩非子》所言：“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历代统治者无法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吏治腐败的土壤，只能取其次，即加强对官吏的监督，防范于未然；或再求其次，即重惩腐败，以儆效尤。古代治贪的这两手在历代立法中都有充分的表现，并逐渐积累起一套经验。
在古代，统治者一般都对财政财务管理制定有严密的管理监督法规，使奸贪者不得因缘为奸。会计账籍是经济活动和财政财务收支较全面系统的记录，是财政监督最主要的依据之一。贪官污吏在经济上违法乱纪，必然要在会计账籍上弄虚作假。宋人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如《州县提纲》卷四云：“财赋本源全在簿书，乡典奸弊亦全在簿书。”因此，不少朝代治贪立法都注重从会计账籍入手，规定各级政府的一切经济收支活动，无论巨细，都必须依照法式、真实详细及时地登记入账，妥善保存账籍、收支凭证等，不得私自做两本账，以便随时勾覆稽考。为确保账籍记载的准确无误，《庆元条法事类》规定，对账籍脱误隐漏者，不管是工作疏忽，还是故意欺弊隐漏增减不实，都要予以处罚。为防止账籍毁失、改易等，朝廷严禁将其擅自带回家中或散失他处。
而贪官污吏在经济上违法乱纪，总有蛛丝马迹被人察觉。至于那些大案要案，更是上下勾结，朋比为奸。因而历代统治者为了在经济上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多实行犯赃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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