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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功能的社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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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琴
史学是古老而常青的学问。说它古老，因为在中国它是历史最悠久、知识最密集的学科；说它常青，因为每当社会变革之际，它都以视线的下移而不断扩大自己的读者群。
最早的史书《尚书》大都为训诰誓命之词，这是史官用来沟通“上帝”与天子的对话。史与巫不分，史书有“神谕”的性质，阅史者寥寥。孔子的《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使史学从记述神事走向人事。自此以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都以其“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的功能而成为君主和官僚士大夫治国理政的教科书。明清以来，出版了大量改编、节选、摘抄史学著作的普及读物，讲史、演史深入到市井乡里，使读者队伍再一次扩大。所以，虽然传统史学的主体不脱帝王将相、圣贤英烈的窠臼，但从神谕、资政到教化民众，史学的功能在逐步社会化。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史学也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20世纪初由梁启超揭橥的新史学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梁启超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以帝王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研究视线要下移，这对中国传统史学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因此有“史界革命”之誉。
百余年来，为建树这样的新史学，史学工作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著述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成就了新中国史学的辉煌业绩。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出现的文化热推动了社会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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