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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的“史讳”与“名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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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奇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主张“直书”，反对“曲笔”和“史讳”。他在《史通·直书》（下引该书只注篇名）篇说：史家要“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他要求史家做到“善恶必书”，批评孔子修《春秋》“多为贤者讳”，对所美者“虽有其恶，不加毁也”；对所恶者“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这些论述表现了刘知几对“史讳”的憎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刘知几对“史讳”的批判是有保留的，并不彻底。
事实上，刘知几对“史讳”并非一概反对。他认为史家在编写史书时，在一定条件下对历史的某些方面、某些内容讳而不书是可以的。他在《曲笔》篇中说：“肇有人论，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以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在刘知几看来，“名教”显然比“史讳”重要得多，若为存“名教”而隐讳，则是无可非议的。他的这一观点在《惑经》篇中说得更为清楚：“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奔，子般夭酷。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刘知几甚至认为某些史讳是天经地义的，尤其是关系到史家自身的时候更是这样。他在《序传》篇中说：“然自序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他批评司马相如不明白这个道理：“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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