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刘知几的“史讳”与“名教” |
 |
|
|
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他在批评王充时也说：“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已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从形式上看，刘知几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史讳与他所一贯主张的直书原则相矛盾，但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得出相反的答案。刘知几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戒”（《杂说下》）。史家只要不伤褒贬大义，不损劝戒之旨，便是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了。至于“讳之可也”的那些内容，隐讳不书则无损于直书原则，书之反而有碍直道。刘知几早就说过：“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既为实录。”总之，在他看来，必要的“史讳”也是直书的内容之一，这使我们不得不对他的直书精神及其对“史讳”的批判进行重新估价了。
问题在于，刘知几赞同或反对“史讳”的标准是什么呢？他在《惑经》篇中说：“夫非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非所讳者何？在《书事》篇中，他借干宝释五志之言道：“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词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他还补充道：“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他批评孔子“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糜洪纤，动皆隐讳”。“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在此，讳与不讳的标准就是“名教”原则。在他看来，史家著述如有违“名教”，尽管言之有据，史事翔实，议论深刻，也无所取；如有益于维护“名教”，虽言多隐讳，语焉不详，也仍可称为“实录”。刘知几还再三说过：“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虽事乖正直，而理合耻名教”。这简直是把史学当成了“名教”的婢女！从“名教”的原则出发，我们就不会对刘知几既力倡直书、又主张“史讳”的史学观念感到困惑了。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