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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看北齐史官的工作与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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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尽个中甘苦，因作《冬夜直史馆诗》示邢邵，邵亦作诗酬对。魏收原诗已佚，但从酬诗推测，两首诗内容大体相类，都是反映史馆工作与生活状况的。
魏收为何将《冬夜直史馆诗》送邢邵呢？《北史》、《北齐书》都没有关于邢邵参与修撰《魏书》的记载，但从其酬魏收诗看，他确参与了史馆的撰史工作。北魏宣武帝时，他曾任著作佐郎，宣武帝还命他的族兄邢峦“追撰孝文帝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北史·魏收传）。魏书撰《魏书》时，邢邵任太常卿兼中书监，摄国子祭酒，参加修史的有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而邢邵作为国子祭酒，不可能不过问撰史的事。他年长魏收10岁，资历、名望都超出魏收，世有“邢、魏”之称，尽管他们在文学上互有相轻，但彼此交往还是很多的。更重要的是天保元年高洋下诏征集国史资料，“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北齐书·文宣帝纪）。对此，历仕北魏、东魏的老臣邢邵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不仅参与了史馆的工作，还亲自审订了部分史稿，“审喻虽有属，笔削少能刊”。由于“年病衡至”，“动息不安”，“衰颜”随着时光的流逝不断加重，虽然“壮志”不已，毕竟“体赢”弱虚，头发亦掉光了，只能勉强撑扶着“冠带”，到史馆轮值上班，并且与魏收有着同样的感受。
史馆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如何呢？邢邵《酬诗》云：“况乃冬之夜，霜气有余酸。风音响北，月影度南端。灯光明且灭，华灯新复残。”可以看出史馆的冬天无任何取暖设备和燃料。其实，早在曹魏时，邺就有了煤炭。据《水经注·浊漳水》，邺城三台的冰井台“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又燃之难尽，亦谓之石炭”。石炭即煤炭。直到北齐，邺城居民很少用煤炭作燃料，多用木炭取暖，木炭在邺周围古遗址中多有大量发现。
尽管北齐统治者认识到修史的重要，但也舍不得拿出财物去改善史馆的工作条件。唐宋时，史馆明令禁止烟火，而史馆轮值处是可以生火的，工作条件优于北齐。《酬诗》又云：“兼豆未能饱，重裘讵解寒？”“兼豆”、“重裘”似是史馆宿值常例衣食，属加班生活补助。
兼豆煮熟或炒熟，发给史官，但数量有限，不得温饱，史官冬夜宿值只有忍耐饥寒。
北齐史馆的品秩俸禄亦较低。据《隋书·百官志》，著作郎“为从第五品”，岁禄为120匹，30匹一秩；著作佐郎为第七品，岁禄60匹，15匹一秩；史馆校书郎为第九品，岁禄28匹，7匹一秩。禄俸按季度发放，一季度一秩。禄由帛、米、钱构成，各占三分之一。忙时赠一秩，平时守常秩，闲时减一秩。这仅是条文规定，史官的禄食能否达到这样的水平，还很难说。
北齐史官沿袭北魏，但品第低于太和以前。据《魏书·官氏志》，太和以前著作郎为五品上，佐郎为从五品上，校书郎为七品上。宣武帝以后，史官品第下降，秩如北齐。从北魏到北齐都存在这样的现象：著作郎若由高品秩的官兼任，生活状况还算好些，专职著作郎则十分清苦。如崔浩、高允等都是兼职，禄食丰厚。韩显宗为专职，“太和廿三年四月一日卒于官”，死后连丧葬费都没有，朝廷“加以缯帛之赙”（魏故著作郎韩君墓志）。北齐仍是如此，魏收以魏尹兼著作郎，“故优以禄力”。他之所以受到优待，原因在于担任魏尹要职，并不在于史任。而对于杜台卿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他虽以高才名士任史职，却一生清贫。著作郎既如此，佐郎、校书郎的生活状况就更糟了。
由于生活水平低，一些史官不得不接受点贿赂以弥补温饱之不足。
东魏建邦前夕，高欢北伐尔朱氏时，史官衣食无着，鲜卑权贵常饷史官饮食，企图贿得一个好名声。东魏武定年间，魏收以太常卿修国史，生活困难，尝“得阳休之助”。北齐天保以后，权贵饷食史官的现象就比较少了，这可能是史馆的工作情况发生了变化。史馆的任务主要是修撰齐史帝纪，又是编年体，难能为权贵立好传。再者，统治者对修史的控制更加严格，加强了史书的保密性。这样，史官不能为权贵树碑立传，权贵自然不会白白贿赂史官，史官就更清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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