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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夷款夷”不能随意解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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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朋议，非战即款，非款即战，……其款也，不款于可款之时，而专款于必不可款之时。……粤东不议守而专款，是浪款也。”⑵
5．“去年靖逆出师以后，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乃款议未定，而我兵突攻夷馆，……而佛兰西于英夷再次败盟之后，……自言愿代赴江、浙与英夷议款……”
6．“问曰：既款之后，如之何？曰：武备之当振，不系乎夷之款与不款。既款以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⑶
这些史料十分清楚地表明，魏源所用的“款”字都等于同一个字，即“和”字，亦即和谈、和议、讲和之“和”；所谓“以夷款夷”，也就是“以夷和夷”（“和”字当动词用）。那么，课本上为什么会将“款”字释为“接待”呢？或许这是未查史料、只查字典，而查字典亦未下足功夫的结果。的确，在一般字典、词典（甚至包括颇具权威性的《辞海》、《康熙字典》）中，都没有释“款”为“和”的义项。在此情况下，除了选“招待”、“款待”之项外，其他释义都不好选。就此而言，课本的错释也不是完全没有客观原因的。但是，如果查一下《辞源》，就会发现“款”字有个义项正是作“和，议和”解，该义项下还有例句：“盖自开疆以来，尽九边而然矣。顾战款异局也，远近异势也。⑷”受此启发，即使未查史料，也应能对“款”意作出正确的解释。《辞源》不太好找，但毕竟不是找不到。
再看“以夷款夷”。综观魏源的有关著述，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以夷款夷”，似应从以下四方面去认识：
首先，“以夷款夷”建立在专重防守这一战略主张的基础之上，只有搞好了防守，才能做到“以夷款夷”。魏源指出，鸦片战争以来，朝野上下不是主战，便是主和，而未有“专主守者”。然而，“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只有守得好，才能“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克；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⑸。魏源所主张的防守，不是消极地被动挨打，而是积极地自强迎战，这就是要“择地利，守内河，坚垣垒，练精卒，备火攻，设奇伏，如林、邓之守虎门、厦门，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样就能“以守为战，以守为款”⑹。可见，战与和都以“守”为前提，无论是“攻克”还是“款夷”，都是依赖于积极防守这一战略而实施的策略。
其次，“以夷款夷”的具体作法，是充分利用各国在-鸦片、对华贸易等问题上的矛盾，听从不满于英国恣意妄行的其他国家的调解，以达成有利于中国的和议。在《筹海篇一》中，魏源将“以夷款夷”之策概述为“听互市各国以款夷”⑺；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下》中，稍加展开，表述为“听各国不得贸易之夷居间调停，皆将曲彼而直我，怒彼而呢我”⑻，皆过于简略。较详尽的阐释见于《筹海篇四》：“即变以后（指鸦片战争爆发后——引者注），则不独以夷攻夷，并当以夷款夷。国初俄罗斯争黑龙江地，圣祖命荷兰寄书俄罗斯，而献城归地。喀尔喀两部争衅构兵，诏令达赖喇嘛遣使往谕，而喀部来庭。缅甸不贡，闻暹罗受封而立贡。廓尔喀未降，闻英吉利助兵而即降。故款夷之事，能致其死命使俯首求哀者上；否则联其所忌之国，居间折服者次之。上年靖逆将军末至粤时，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讲款，于是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倘带违禁货物，船货充公’之语，并许‘退出虎门’之说。……非弥利坚居间，岂能有是？而利害未能陈明，章奏未能剀切，于是而英夷要盟，又于是而英夷败盟。是冬佛兰西兵帅复以兵艘至乌，求面见将军密陈军事，请代款，请助兵。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在此一举。而又迟疑之，支诎之，延及半载始令赴江宁，则英夷款议已成数日，视弥利坚原义相去天渊。⑼”这段论述既回顾了清前期实行“以夷款夷”之策屡见成效的历史，又总结了鸦片战争期间多次错失“以夷款夷”之良机，以致“款议失体”⑽即被迫签订丧权辱国和约的教训，从中不难看出“以夷款夷”究竟应当如何去做。
第三，“以夷款夷”与“款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宜混为一谈。联系在于两者都同样言“款”，区别则在于前者只是后者的组成部分之一。魏源明确指出，“款夷”有两策：第一策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亦即“以夷款夷”；第二策是“持鸦片初约以通市”⑾，也就是“力持鸦片之禁，关其口，夺其气”⑿。第一策是利用外部的力量，第二策是显示自身的力量，两策着眼点不同，而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款夷”之策的整体。
第四，“以夷款夷”与“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既有策略上的一致性，又有运用上的阶段性。一致性表现在它们都是魏源所主张的抵御外侮“用夷制夷”⒀的策略，并如前所述，都以专重防守的战略作为指导思想。阶段性是指作为具体内涵不同的策略，它们的运用各限于一定的时期。按照魏源的设想，从鸦片战争爆发到订立和约之前，应当“以夷攻夷”和“以夷款夷”，而订立和约之后，则应当“师夷长技以制夷”（“既变以后，则不独以夷攻夷，并当以夷款夷”⒁；“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⒂）。正是由于这种阶段性，魏源依次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列为写作《海国图志》一书的三个目的。（本来，“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技”都同属“攻夷之策”：“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⒃两者之间联系更为紧密。）
基本弄清了“以夷款夷”的含意之后，A、B二文存在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看出了。
简要地说，A文的不当之处主要有：（1）将“款夷”之“款”解释为“系诚信、缓和之意，表明须尽一切必要的外交努力，争取到可贵的战略和平”（这是A文引用他人，而自己也认可的观点，以下情况相同者不另注），这是很不准确的。“款”字不是诚信、缓和之意，而“款夷”之策既有外交，也有内政（所谓“力持鸦片之禁”），它主要是一种阶段性的策略，甚少具有“战略”性。（2）将“以夷款夷”与内涵差别很大的“羁縻政策”混为一谈，认为“以夷款夷”古已有之，这就是在处理夷务时，“采取羁縻政策，通过条约或通婚，不战而取之。……像汉代王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等既是古代民族友好交往的象征，又是‘以夷款夷’、‘羁縻’政策的体现”（原文中“縻”字皆误为“糜”，现正之）。这也是很不准确的。所谓“羁縻”是一种联络或笼络外族的政策，目的是为了保持友好交往，彼此相安无事，实施这一政策是直接“以华联夷”，并不需要借助他“夷”的力量，而“以夷款夷”是为了结束中外业已发生的战争，力求达到有利于中方的和议，为此就必须接受第三者之“夷”的帮助。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3）认为“魏源有对付外国侵略的一套策略，可分为三部分，即守、战、款。……既‘款’之后，要抓紧时机，与‘守’、‘战’紧密配合，尽速达到‘我能攻之’的主动地位，有效抵制侵略”，这不大符合魏源御敌思想的原意。对“守、战、款”三者，魏源是主张专重防守，然后“以守为战，以守为款”；三者之间有主次轻重之分，有战略策略之别，不宜等同视之（参阅前述）。（4）认为“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多次用到的这个‘款’字是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是不能只用一两个词就可以解释清楚的”，这一评价并不切合实际。“款”者“和”也，在魏源书中并无其他深意。若说“以夷款夷”、“以夷攻夷”，正如A文也承认的，是古已有之的策略，并没有“深刻思想内涵”。即便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它具有倡导学习西方的首创性，意义重大，但就其本身而言，“师夷”还局限于“长技”，层次尚浅，有待“深刻”。除上述之外，A文在史料的引用、注释上还有若干错漏，例如“我患夷之强，夷贪我之利，两相牵制，幸可无事，非今日主款者之秘略乎？”这句话，A文将其视为魏源的“秘略”，事实上魏主“守”而不主“款”，他对此“秘略”是持批评态度的⒄。其他限于篇幅，恕不—一。
B文的随意性则更为明显。文中断言：“以夷款夷”之“款”“只有通‘叩’，解释成‘敲’、‘击’，才符合魏源的本来意图”，并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可是，B文的每项论证都是大有问题的。（1）B文说，将“款”字解释成叩、敲、击“是一种常见用法”，如诸多字典中所举之例“夜款门而谒”、“款关请见”、“有客款柴扉，白云巢居于”等“都是这种用法的具体体现”，因此，“以夷款夷”也可以作这种解释。但我们知道，“款”字的义项不下10种（据《辞海》、《辞源》等书），且大多为常见用法。既然因为“常见”就可以选用，那么，“款夷”之“款”也就有理由解释为“诚，恳切”、“缓、慢”、“留，殷勤招待”、“顺从，服罪”甚至“条目，事项”、“经费”等等，这不等于未作任何解释吗？离开了被解释对象在特定语境、语句中的特殊性，所谓“常见用法”并不能作为解释的依据。前面通过检索魏源原著，我们可以完全肯定“款夷”即“和夷”之意，这与“敲”门访友、“叩”关求见之类是毫不相干的。（2）B文认为，魏源“是鸦片战争中的地主阶级抵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英国人的野蛮入侵是深恶痛绝的，他积极支持正义的抗英斗争”，他在《海国图志》中所用的“攻夷”的“攻”字、“制夷”的“制”字，都体现了“反侵略立场”，所以，“款夷”的“款”字也应解释为“叩”或“敲”，以便与“反侵略”保持“一致”，否则，就会“与魏源的立场相悖”。这里且不说释“款夷”为“叩夷”或“敲夷”不仅文意不通，而且并不能表明就是“反侵略”，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是否只有“攻夷”、“制夷”一类的作法才算反侵略，非攻非制的别的作法例如与外国议和（“款夷”）就一定会与反侵略相悖吗？实际上，反侵略是场复杂的斗争，既需要“攻”与“制”，也离不开“守”与“款”。像魏源所主张的“款夷”，在字面上看似与“攻夷”、“制夷”相反，其实，它们在反侵略的根本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3）B文指出，如果《海国图志》中“以夷款更”这句话是写在“以夷攻夷”和“以夷制夷”（按魏源的原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与“以夷制夷”是不同的）之前或之后，那么，“款”字就可以释为“接待”而不必说成“叩”，而事实上“款夷”之句是在“攻夷”和“制夷”二句之间，这就表明魏源“写作《海国图志》的目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制约’‘打击’入侵者”，因此“款”字也只能按此目的解释为“叩”、“敲”、“击”。这种说法只看文句结构，不去深究原著本意，难免成为无根之谈。如前所析，先“以夷攻夷”，再“以夷款夷”，最后“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顺序的排列是由此三种策略运用上的阶段性造成的，它既不能证明魏源写作《海国图志》只能有一个目的，更不能证明“款夷”就可以等同于“攻夷”、“制夷”。
总之，A、B二文敢于纠错，勇气可嘉，而过于随意，又犯了研究历史的大忌。
注释：
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⑵以上引文见《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4、204、205，206页。
⑶以上引文见《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67、868—869页。
⑷《辞源》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54页。
⑸《筹海篇一》，《魏源集》下册，第839页。
⑹《道光洋艘征抚记下》，《魏源集》上册，第205—206页。
⑺《魏源集》下册，第839页。
⑻《魏源集》上册，第206页。
⑼《魏源集》下册，第886—887页。
⑽同上第887页。
⑾《筹海篇一》，《魏源集》下册，第839页。
⑿《道光洋艘征抚记下》，《魏源集》上册，第206页。
⒀《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第208页。
⒁《筹海篇四》，《魏源集》下册，第886页。
⒂《筹海篇三》，《魏源集》下册，第869页。
⒃《筹海篇一》，《魏源集》下册，第839页。
⒄见《筹海篇四》，《魏源集》下册，第879—8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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