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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两种和亲模式下女性的命运与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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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于其察之。”汉宦官中行说因不满朝廷强遣其奉宗室女和亲而降匈奴，在驳斥汉使对匈奴习俗的指责时说：“汉使毋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否则“候秋孰，以骑驰蹂乃稼穑也”等等，均是明显的例证。
汉武帝元光年间，汉匈之间大规模战争爆发，已实行六十余年的汉匈和亲政策中断。战争使汉匈双方均付出巨大代价，因此在武帝后期，和亲之议重新提及，但由于汉匈双方实力的消长，在军事上已占据优势的汉廷，不肯再在互为“兄弟之国”的基础上与匈奴和亲，坚持要以匈奴为“外臣”，遣单于太子入汉为质，即由所谓“兄弟”式的和亲，变为匈奴在臣服于汉的前提下的和亲；而匈奴则以“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为由而拒绝。
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被其兄郅支单于逐出单于庭，为寻求汉廷的支持，首次遣子入侍，称臣朝汉，为汉匈重行和亲创造了条件。《汉书·匈奴传》载，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时，元帝改元“竟宁”，以志纪念“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并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赐与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汉匈恢复和亲使北境首次出现长期平静的状态，史称“三世无犬吠之警，藜庶无干戈之役”。王昭君在匈奴所生子女及其兄子和亲侯王歙、展德侯王飒等，也为两汉之际汉匈关系重新调整做出许多贡献。
在长达六十余年汉匈“兄弟”式和亲期间，众多担负“和亲”重任的汉宗室公主无一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身份不如宗室公主尊贵的后宫良家子王昭君，不仅出塞前后的自身经历及其在匈奴所生子女的事迹均史有详载，而且衍生许多新的故事。究其原因，恐怕不能完全以史乘阙载来解释。
对于前一类“和亲”，当时已有许多人对朝廷“屈尊纡贵”与匈奴和亲表示强烈不满。贾谊指斥汉与匈奴和亲“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云云，当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实际上汉廷君臣也在“和亲”与“击之”“孰便”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只是由于在军事上汉廷并没战而胜之的把握，所以不得不以和亲的方式来换取北境的安宁。在汉廷与匈奴对峙不占优势的形势下，和亲对汉匈战争进程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反映于史书记载中，或对出塞和亲汉女个人之命运避而不谈，或以“和亲”云云笼统言之，似乎已为一种成例。但对于第二类形式的和亲，在匈奴臣服既成事实、汉廷的尊严得到充分体现的情况下，昭君出塞意味汉廷对呼韩邪单于的全力支持，正如匈奴颛渠阏氏所云：“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昭君及其子女的事迹被详细记载下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匈紧张的对峙已成为历史，人们对汉匈和亲产生的背景、过程及其作用的关注逐渐淡化，只有美女昭君的故事引起人们诸多遐想。如果说《汉书·匈奴传》所载昭君和亲事迹尚属实录，那么《后汉书·南匈奴传》就已经增添了诸如“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等故事性情节。再至乐府诗人笔下，则出现了“图画失天真，容华坐误人。君恩不可再，妾命在和亲”；“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等所谓“昭君怨”、“昭君叹”之类的歌咏之作。透过这些故事与歌咏，或能为我们探讨汉匈两种和亲模式下女性的命运与形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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