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谈李贽之死 |
 |
|
|
世人“津梁”的思想家李贽，为什么偏偏是被同样具有进步倾向的东林党人告发而身陷囹圄？为什么李贽死后仍然遭到他的后继者们的误解和谩骂？时至今日仍有学者指责他并无“丝毫自我牺牲的意味”，缺乏对旧世界“与汝偕亡”的精神？跟随李贽而对他亦师亦友的袁宏道、袁中道等人，对李贽“所以致祸之故”尚持“真有不可知者”、“岂亦命数适与之会欤”的困惑和感叹，甚至对李贽的著作虽遭禁锢而仍流行于世的现象归因于“本朝之宽大与士大夫之淳厚”。就连自信“称事先生之久者无如钶、宜知先生之真者亦无如钶”的汪本钶，对李贽决定以身殉道的最后交待，也不信其为李贽的“真实语”。相知者况且如此，官方向皇帝奏报的文件说李贽是“惧罪不食死”，则完全是对李贽的肆意污蔑了。可见，李贽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的说法，确有不可不辨者在。
凡是真正了解李贽的人，都不难体认李贽临终前讲“七十老翁何所求”这句话的隐衷。他的死“不知于世人”，他一生的思想学行同样是“超出于千万劫之世人”的。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他的一生正是要“手辟鸿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他的死，同样是为了成就人生的历史使命。推崇他的人，称颂他是当世的“圣人”，异域来华的利玛窦则称他是“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总之，李贽的一生，“求之近世，绝罕其俦”：在“如今男子知多少，却道高官即是仙”的时代，天下士子无不为能一朝踏进官僚阶层的幸福之门而皓首穷经，而李贽却有官弃官、有家弃家，自悔“五十年前真一犬也”的读书仕进生涯。在天下人皆以卫道为己任，扛着圣教的招牌文其伪、售其奸、谋其私的时代，李贽却公然背叛千年相延的封建道统和花样翻新的造神运动，“开古今未开之眼，开古今未开之口”，“摅贤圣之肾肠，寒伪学之心胆”。当道贤哲坚信不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李贽则说“道无绝续，人具只眼”，提倡“自然真道学”，主张一切“条教禁约皆不必用”，呼唤人的理性自觉和自由发展，培植多元文化心态。官场和文坛充满了假人、假事和假文，乃至举人、进士的头衔也无不有假，大家行不顾言、言不顾行，阳为谦恭而实为诌媚，雍容揖让而暗伏杀机，“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益其贪位固宠之私”；又是李贽敢于揭破世相，识其真机，向被愚弄被蒙蔽的百姓们指出，“儒者不可以治天下国家”，“君子之尤能误国也”，主张“各遂千万人之欲”，高呼“庶人可言贵，侯王可言贱”，强调利在百姓的社会功利和人格平等的道德氛围。在“逢人便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格言盛行官场，孟子关于“为官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遗训实际上成为各级官府的施政原则，致使许多善良的人为迁就这样一个以假为荣的社会而扭曲灵魂的时代，还是李贽公然对抗“千古有君臣、无朋友”、“天下尽市道之交”的社会，一生“以友朋为性命”，痛斥“今之从政者，只是一个无耻”，毅然站出来为得民心而不得官心的何心隐、海瑞等人鸣不平。道学家视女人为祸水，以禁欲为高尚，暗地里却妻妾成群，过着“眼中有妓、心中无妓”、“笑拥如花歌落梅”的生活，仍是李贽在尊重“真情”和人格尊严的基础上，鼓吹“大道不分男女”，写出惊世骇俗的《答以女子学道为见短书》的千古宏文，与“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见”的相知者谈学论道，提倡妇女追求个人幸福和基于真情的男女社会交往。正因为李贽以纯真的“童心”看那污浊的世界，以犀利的笔锋“掊击道学，挟摘情伪”，才使“胥天下之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李贽与当时的社会发生尖锐的冲突，不但道学家疾其叛道，同仁者不满其“多怪少可”，连方外人士也恶其超逸内典，乃致他“真像是与千百万人为敌”，弄得“世皆欲杀身殂狱”，不为天下人所容。李贽自己说：“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之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通身是胆通身识”的李贽，一生漂流四外，知者难觅，最后只能“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容死诏狱”，以这种方式“成就此生”，向世人表白自己的“不见知己之恨”。
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以圣人经典著作的语录来衡量，李贽的确算得上是典型的“小人”了。难怪连明末清初的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顾炎武也骂李贽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谢在杭《五杂俎》说李贽“亦近于人妖者也”。顾炎武特批“闽人持论之公如此”。看来，在后人眼里，李贽“小人”的恶谥，是几成公论的。为启蒙而甘洒热血的先驱者李贽，遭到了他实际上的后继者无情的谩骂和摒弃。这是思想史上的悲剧，使原本小丑充斥的明末历史舞台的帷幕上，抹上了如血残阳般的悲剧亮色。
严格地说，李贽不是死于封建统治者之手，因为张问达等人很难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他们也都是因死于封建道德法庭的审判，而被当世誉为贤人君子、清流善类的。东林党人尚学行、重气节，在朝野往往能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经济利益，与阉党和皇权相抗衡，历来受人敬仰。按理说他们当视李贽为同道，甚至视其为思想领袖，怎么会迫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充当社会进步的前驱先路的思想家呢？或曰，东林有“君子”也有“小人”。可是迫害李贽的恰恰是东林党人中的“君子”。万历28年在湖广驱逐李贽并指派地痞烧毁李贽埋骨之塔的是冯应京。他在湖广有政声，被东林引为同道，只因为早死而未能荣登“东林党人榜”。万历30年告发李贽并纠拿治罪的是东林党人张问达。在李贽被捕后，落井下石、建议万历皇帝将李贽治罪并发动一场清算李贽思想运动的，是东林党人冯琦。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谴责李贽“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至令天下“学术涂炭”。张问达告发李贽的疏文捏造了大量耸人听闻的谣言和污蔑不实之辞，“攻乎异端”的措辞和手法虽在其生前身后并非鲜见，然而其想像力之丰富，却适可显露心灵的卑鄙。兹录其原文，与天下看样：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若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恤。迩来缙绅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尊孔子家法，而溺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三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李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
是什么原因促使东林党人必欲置李贽于死地而后快？是李贽与东林有不共戴天之仇吗？不是。李贽在东林中不乏朋友，他的朋友也支持东林党人。张问达等人即使与李贽有过节，也不会以个人恩仇的名义陷害异端，自毁“君子”之名。唯一的原因是，“以天下名教之是非为己任”的东林党人把晚明“非名教所能羁络”的社会风气归罪于李贽的学说。沈瓒《近事丛残》说，李贽的学说：“以解朕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防溃，而释氏绳检亦多所屑弃”。这还得了？儒教是东林安身立命的招牌和门面，李贽的学说敢于翻其是非，揭其真相，发其隐私，触其痛处，自然要遭到他们清算。李贽有一句话，不见于他的著作，却被东林领袖顾宪成在个人日记《小心斋札记》中私下摘录保存了下来。“李贽曰：‘与其死于假道学之手，宁死于妇人之手。’卓吾平日议论，往往能-，此语却能活人。吾不得以其人而废之。”以道学名义整人的人，自然深知假道学的利害，所以历来有千千万万“男人其身而女人其见”的人，畏琐取容，丧尽良知，活在温柔乡而死在温馨里；而心口不贰、正道直行的李贽，则只有义无反顾地走上荣死诏狱的道路，死在假圣教以济私的道学家之手。
有识之士皆指出，明王朝实际上并非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黄仁宇先生以张居正被清算的平淡的万历15年为明王朝失败的总记录，断限似乎失之太早；清初《明际北略》一书的作者计六奇对万历23年之前的明代史实“俱不之载”，认为在此之前的明史皆“无关于天下之大者”，“而独始于万历23年者，见皇清封建之始，继明之天下已有其人矣”，也未免把天下之变单纯归于皇家易姓的史学俗见，且有讨好清廷之嫌。其实，李贽之死的万历30年，才是明王朝真正失败的总记录。李贽之死向世人宣告：一切敢于触动封建纲常名教、动摇儒家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思想学行都不允许，任何触动官僚缙绅阶层特殊利益的思想家都会受到官绅阶层的清算。如果说张居正的改革还仅仅是因为触及了改革措施赖以推行的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而失败的话，那么李贽之死，则彻底暴露了僵化的封建意识形态与代表社会进步的新思想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为明王朝的灭亡敲响了丧钟。万历30年以后的晚明史，包括东林党人的结社讲学、反对阉党专权的斗争被镇压，乃至崇祯9年4月一介武生上书要求解决官僚阶层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同样遭到东林党人“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的痛驳而险遭不测等等，都不过是万历30年迫害异端的重现和余波而已。只不过当时的朝廷政局，正像袁宏道所讥讽的，“如人家方有大盗，而妻妾仍在争床第间事”，只有“妻妾”的矫情，而无关天下的是非了。
说晚明社会是场喜剧，正是指万历以后它已毫无生机，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说李贽是这一喜剧中的悲剧主角，也是因为他是在群丑的喧噪中孤绝地死去，他为之抛洒热血的思想启蒙事业在他身后仍充满坎坷和波折。明末李自成揭竿而起，正是看清了“兹尔明朝，久席慕宁，浸弛纲纪。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的社会现实。他进京之初不甚杀戮，后看到明朝的文武衣冠“千官争制新王表”、“弃旧事新漫不相关”的喜剧丑态，才下令对来降的明朝官绅大肆拷掠的。计六奇说，明末之“祸发天启、崇祯之代，而所从来久矣。至群臣背公营私，日甚一日……大抵世所谓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谓君子者，则未必真君子也”。当时的村氓黔首，则认为自成“本无王霸之略，或者天厌内外诸臣贪风炽盛，特生此恶魔以荡涤之耳”。那时以道德自负的东林党人，“异己者虽清必驱，附己者虽秽必纳”，“争富贵而相嫉轧”，仍不改“恶逆耳、收附会”的恶习，致使崇祯在群小的党争中只能“群邪并进”，疲于调停。一篇《罪己诏》，活画出明末官员“出仕专为身谋，居官如同贸易”的丑态。无怪这位亡国之君在煤山自缢时留下的血诏中痛骂“皆诸臣之误朕”了。至于封疆大吏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原因却只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则更加具有喜剧色彩。此乃人所共知者，不说也罢。
文章评论信息：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