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清朝汉学对当今史学的一点启示 |
 |
|
|
怀疑理学，终于导致了对理学的治学方法乃至于一些基本概念的批判。
当今史学的困境当今大陆的史学与明朝中、晚叶的心学有些类似之处。二陆、王阳明因不满于以往对经典过于执著的解释，开始强调“良知”，强调使用自己的智慧。最后变成只要“良知”，不要“六经”；只要“遵德性”，不要“道问学”。杨慎曾敏锐地指出：这“是无椟而欲市珠，无荃而欲得鱼。”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也是从疑古开始，终于走上了全盘否定历史古籍的歧途。对史书中的一切记载都抱着保留的态度，以至于讨论问题时的依据互相不能对应重复，难以得到确当的结论。更严重的是，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史书素未谋面，只是读了一两本《通鉴纲要》、《中国通史》一类严重简化的综述，就要论古谈今，评价圣贤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要想弄明白中国历史的演变，从中获得对现世和未来有益的经验教训，必须重新踏实地阅读历史典籍，不要急功近利，动辄就要下“放之四海皆准”的结论。这是当年明末、清初学者们的新契机，是真正的“乾嘉精神”的肇始。
佛性与人性陆王心学强调“良知”，崇尚“心传密法”和“觉悟”，与禅宗有很多瓜葛。《金刚经》说：“法尚应舍，而况非法。”禅宗迷信不必读经苦行，只要打柴的路上听到一句、半句智慧的话，去庙里厨房做做苦力，就可以继承衣钵，弘扬佛法了（见《六祖坛经》）。陆王心学实在有很多相似之处，以人的“良知”作为判断一切的根本标准，以对“良知”的颖悟作为成圣的窍门儿。
无独有偶，当代中国史学采用史料，解释史实，也是一味强调“人性”。与禅宗和心学不同，他们把对物质的追求作为人类终极目标，把物质占有的多少作为人思想、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因此，他们要全面重新解释历史。与禅宗和心学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以一种幻想出来的、一成不变的“人性”、“心性”为理论基础，而否认千百年来人类文化的成绩。
西学的因素唐、宋以下有佛教的干扰，二十世纪更有西学的霸权。陆、王心学因为背离了儒家的传统，所以从思想方法到专用词汇都要到禅宗那里去借。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更是离开了经由日本转译进汉语的西学术语，就根本不能讨论问题了。说得极端一点儿，今天的中国学者离开西学，就什么学问也做不成了，就得下岗了！他们喜欢讲“借鉴”，常常厉声责难：为什么不拿来？所谓“借鉴”，是借别人的镜子来照一照自己的脸。但是，这些“拿来主义”的信徒完全没有了自己的镜子，只是天天拿着借来的镜子照来照去，洋洋得意（自洋其洋，得意其中）。
欧洲和今天的美国在史学和思想研究上有很高的成就。但是，我们治中国的历史和思想，要在看到人类历史的共性时，充分意识到各民族、各文化发展变迁的特点，要有一套相应的方法，一套相应的范畴，一套相应的术语。我的朋友是研究日耳曼文学的专家，他常常批评说：中国人动不动就说这个作家是浪漫主义，那个作家是后现代，他们都不知道这些词是欧洲、西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流派的代称，搬去套用，作出的研究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我说：我们的同胞天天梦想着要跟你们接轨，你好歹客气一点儿才是。
文章评论信息：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