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史前期中国东南区域对外交流初探 |
 |
|
|
界一直认为，史前人类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东方（主要包括中国、东南亚）的石器文化以砍砸器为代表器物，西方则以手斧为代表器物。两大文化平行发展，彼此之间缺乏交流。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这种传统观点是不准确的。至少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中国各主要区域都同外界保持着较为密切的交流与联系。如西北宁夏灵武水洞沟文化（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2,就被中西方许多学者认为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东南区域自然也不例外。而由于其地理位置关系，这一区域在更早的时期便与邻近地区开展了交流与联系。我们在下文中分早、中、晚三阶段讨论旧石器时代东南区域的对外交流。 3
东南区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有广西百色、湖南沣水、安徽水阳江、鄂西北等。
这些遗址中的石器类型、制作技术都较为接近，表明属于同一类文化。石器中砍砸器最多，一般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另外数量较多的是尖状器，还有一些原手斧4和石球，刮削器极少或没有。制作方法以锤击法为主，碰砧法、砸击法偶见。石器原料主要为砾石，也有少量石英、角质岩等其他石料。与同时期邻近地区的石器文化相比较，华北和西南的石器文化均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象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中刮削器占70%以上。同东南区域的石器文化存在着一定差异。而东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如中南半岛上的安雅特、芬诺伊、淡边文化，爪哇的巴芝丹文化（前期）。其石器原料亦多为砾石，砍砸器占较大比例，有一定数量的原手斧和手斧石器，刮削器较少。石器制作方法为锤击、砸击、碰砧法等。从石器原料、类型、制作方法等方面来看，东南区域和东南亚两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较为接近，很可能有较为密切的文化联系（亦可能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且地理位置也便于彼此间的交流。而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当时中国南北方的石器文化，均可归入英国克拉克提出的旧石器文化模式１型 5。尤其是东南区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其遗址中的各石器种类及石器组合比例，都与非洲典型的奥杜威文化遗址中的情况相当一致。这似乎又显示东南区域与更为遥远的地区存在着某种文化上的联系6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的另一种技术模式──手斧技术（克拉克将其列为旧石器文化模式２），近年来在东南区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亦有发现。虽然所发现的手斧或原手斧石器大多加工粗糙，柄部留有较多的石皮，在石器组合中所占比例也不大（发现手斧类石器最多的百色遗址其比例为６％左右），但对于过去那种认为中国原始文化中不存在手斧技术的观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而且还表明东西方“两大地区的文化交流早在旧石器初期可能已经存在”7 。
旧石器时代中期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这一时期东南区域的旧石器文化在继承早期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总的来看，同早期文化的差别不是很大。制作石器仍以砾石为主要原料，用锤击法制作各类石器，石器类型中以砍砸器、大尖状器为主体。石器的加工技术则较早期有了一定进步，制作石器过程中往往采用硬锤技术进行修理，故制成的石器形状较为规整、美观。石片石器的数量有所增加，尤其是在东南区域邻近华北的地区（如湖北枝城九道河遗址），石片石器（刮削器、小尖状器）在整个石器组合中所占比例较高，估计这与同时期华北南部旧石器文化的影响有关8 。除与华北进行文化交流外，东南区域同东南亚的文化交往也在继续。东南亚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发现的较少，仅巴芝丹（后期）、卡巴尔万（菲律宾）、扎本埃（爪哇）三处。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石器组合亦有所变化。小尖状器和刮削器等石片工具增多。石器修理技术也有所改进，其他方面的变化则甚微。总之，东南亚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变化脉络同东南区域如出一辙，反映出两地文化交流的延续性。这一时期欧洲、非洲、西亚的石器文化模式都出现了较大变化，以预制石核技术为特征的莫斯特文化（即旧石器文化模式３）在这些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东南区域却难以觅得该文化的踪迹，这表明在此一时期东南区域与旧大陆西侧的交往可能有所中断。
东南区域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发展较之前两阶段,有十分明显的变化。石器组合中以各式刮削器为主，砍砸器、大型尖状器数量大为减少，并已不占主导地位。相当数量制作精美的骨、角器的出现，亦是本期文化的一大特点。石器的制作技术也有很大变化，这一时期的人类对一些传统的石器制作方法进行了改进，如由传统的砸击法演变为锐棱砸击法，从而大大提高了石器制作的精度，能够用较粗劣的石料制作出美观的石器。此外通过对外交流，还传入了两种新技术。一为石叶技术（克拉克之旧石器文化模式4），该技术最早出现于西亚和南非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席卷了整个欧洲和北非，并沿中亚草原逐步传播到欧亚大陆的东侧。中国南北方的石器文化均受其影响。相对而言,华北因地利之便，所受影响更大些。西北的水洞沟文化为目前国内所发现的最典型的石叶文化遗址，盖由于此。华北的其他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亦可发现使用石叶技术的痕迹，但随着地理位置的向东而呈逐渐减弱之势 9。东南区域因地理间隔，所受影响较小。仅在少数毗邻华北的晚期文化遗址中可以见到。另一为细石叶技术（克拉克之旧石器文化模式５），在欧洲、北非、西亚等地是在石叶技术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在东亚则表现为与石叶技术并存，甚至在某些遗址中出现时间还早于石叶技术，并取得了很大发展（在华北和东北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细石叶技术占有很重要甚至是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化传播中的“时差”现象 10，另一方面则与中国本身的旧石器文化传统和经济模式有关。在中国各区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中,器型较小的石片石器已占有较大比例。因而较易接纳与之相类似的细石叶技术 11。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狩猎经济的高度发达也促进了对细石叶技术的接受与发展。12 而对于东南区域而言，地理间隔也同样影响了细石叶技术的输入。加之东南区域一直发展采集经济，故细石叶技术在这一区域未获得较大发展。虽然上述两种技术未为东南区域所广泛接受，但对于该区域的文化和技术进步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当最后一次冰期达到极盛时（约２－３万年前），东南区域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北部）已完成了小型石片石器文化对砾石石器文化的取代，这与新技术输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13。 此一时期东南亚旧石器文化发生的变化也与东南区域类似。当地的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如尼阿（前期，马来西亚）、塔邦（菲律宾），都有大量刮削器、小尖状器等小型石片石器出土。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多数学者认为是同亚洲本土交流所致。极有可能是得自于和东南区域的交往。
纵观东南区域旧石器时代三时期的文化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在整个旧石器时代，东南区域与东南亚地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联系。同旧大陆西侧的文化交往是间接、断续进行的，在早期和晚期，以东南亚和华北为媒介，欧、非地区的石器文化和技术对东南区域的文化发展和技术进步起了促进作用。
２．人种交流：
人种交流主要包括因人群的迁徙、混合导致的人群间基因交流及由此产生的人种融合。过去研究人种交流主要依靠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分析各人群的体质形态来确定彼此间的亲缘关系。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及各种生物遗传结构的一门学科）的迅速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将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基因取得的成果应用于人种交流，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用人类基因来判断人群间的遗传联系比体质形态研究有更高的准确性，因它可以排除异源趋同现象 14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更为可靠。我们将依据上述两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东南区域的人种形成和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和探讨。
人类进化过程中先后经历了早期人科（Early hominidae 以南方古猿为代表）、早期人属（Early homo 以能人、鲁道尔夫人为代表）、直立人（Homo erectus 又名猿人）、智人（Homo sapiens）等阶段。从直立人阶段开始，旧大陆的多数区域出现人类活动的踪迹。迄今为止，东南区域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亦属此一阶段。故我们主要考察直立人和智人两大时期东南区域人类的形成状况。
东南区域出土的直立人化石计有安徽和县人、巢县人，南京汤山人，湖北郧县人和郧西人。其中近年来发现的汤山人化石据测定为距今３０万年前，是到目前为止东南区域最为古老的人类化石。直立人种起源于非洲是人类学界公认的观点。因为非洲有直立人以前的早期人属和早期人科成员的可靠化石材料，亚洲和欧洲都没有15 。而且非洲发现的直立人化石最为古老（距今近２００万年前），其年代测定也最为可靠 16。此外，直立人一般被认为是以搜寻食物为生，流动性较大。往往因追逐食物而四海为家，四处飘荡。故此人类学界认为，直立人起源于非洲后即逐步扩散到旧大陆其他地区，中国的直立人也极可能来自于外来移民。直立人移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是由西亚经南亚、东南亚到达华南，另一则由西亚经中亚草原、西北而入华北。东南区域的直立人化石亦可分为两类，一类包括这一区域大多数已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和县、巢县、郧县人等化石），其体质形态与爪哇猿人相近。另一类以汤山人为代表，体态特征类似于北京猿人。上述情况表明，东南区域因其所处地理位置，成为两条移民路线的交汇点，其最早居民应来自于域外。
智人又可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东南区域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不多，主要是广东马坝和湖南长阳两处。长阳人化石为一残破不全的上颌，很难作进一步的形态分析和种族判断。马坝人化石的情况较好，为一残破头骨，但保留了大部分面骨。对马坝人化石形态所作分析结果显示，其面部的某些特征（上面部较高、眶缘尖锐）与西欧尼人极相似而与东亚其他早期智人（如同时期华北的大荔人、东北的金牛山人）都不相同，不少中国学者认为这是马坝人与东亚以外其他人群进行基因交流的结果17 。
晚期智人与现生人种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18，故一直是人类学讨论的焦点。长期以来，有关现生人种的起源问题。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为“多区进化说”，主张旧大陆的现生人种系由当地的早期智人或直立人演化而来。另一种为“单一起源说”，认为现代人类只可能起源于某一地区，然后迁徙到世界其他地区，逐步取代了当地的原始人类或与之相融合而产生各现生人种。这两种理论一直争论不休。不过持“多区进化说”观点的学者也承认，各地人群之间的人种交流对各现生人种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19。东南区域的晚期智人化石有著名的柳江人化石。它和同期华北的山顶洞人化石一起，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现生人种──蒙古人种形成阶段状况的最主要材料。柳江人化石的形态特征较为复杂。一方面它具有不少蒙古人种特征，如上面部、鼻部与吻部前凸程度不大，门齿为铲形，另一方面，柳江人还表现出一些非蒙古人种的特点，如鼻根较低，眉脊突出，鼻形宽大，这些特征与现代澳大利亚人种又比较接近。柳江人化石的上述特点导致中外学者对其种属地位的看法很不一致。我国的吴汝康认为柳江人是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他的观点为我国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但不少西方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斯图尔特（Stewart）在研究柳江人化石后指出该化石头骨在低的颅穹顶、眉嵴、鼻和腭的形态上表现出“澳大利亚人种”特征。雅基莫夫（Ефимико）认为，对柳江人头骨形态的测量结果表明它处在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间的过渡地位。切博克萨罗夫则认为，柳江人特别接近于蒙古人种的南方类型，它与蒙古人种北方类型的代表山顶洞人在体质形态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因此，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蒙古人种可能包括两个组群，即后来演化为大陆蒙古人种（Mongol, landic）的东亚组群和连接蒙古人种同澳大利亚人种的南亚组群。柳江人应该是蒙古人种与澳大利亚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我国的颜訚在比较了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的形态特征后，认为柳江人的形态发展更接近于蒙古人种的某些南亚类型。柳江人和山顶洞人虽同属于蒙古人种的形成阶段，但柳江人似较山顶洞人进步，它的形态特征更接近于现代蒙古人种。他还指出柳江人的鼻根指数较低，接近于蒙古人种的下限，而属于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的变化范围之内，其垂直颅面指数也较低，这些特征均显示柳江人与南亚蒙古人种（Mongol, South Asia）较为相似。韩康信、潘其风认为，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的体质差异表明，在华南和华北的晚期智人出现之初，就已存在明显的体质异形现象。柳江人化石还被认为与日本和澳洲的古人类存在亲缘关系。澳大利亚的索恩在研究澳洲发现的凯洛人（Keilor）头骨时注意到该头骨与柳江人头骨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他据此认为澳洲土著人有部分来源于中国南部。吴新智则指出柳江人与日本的港川人在体质形态上较为接近。综合对柳江人的各种研究结果，我们可以作出如下论断：东南区域的晚期智人与东南亚、澳洲以及日本的古人类之间极可能存在着较为密切的遗传和进化联系。其他一些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威尔逊和卡恩在1983年发现现代人类线粒体DNA的COII和tRNA区域之间的第五非编码区存在一个包括九个碱基对的缺失序列（9-base-pair Sequence deletion），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其缺失是由于DNA复制时拷贝丢失所致。日本的埴原和郎（Hanihara）在分析后认为该缺失序列在现代人类线粒体DNA进化过程中只发生一次而且是东亚人类的重要标记。其他学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发现该缺失也出现在东北亚人类、美洲印第安人、太平洋岛屿居民及部分南亚人类身上。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华莱士（Wallace）等在1994年对这一缺失序列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这一缺失序列在东亚、太平洋岛屿、美洲等地现生人类中较高的出现频率表明这些地区的人类有着共同的祖先 20。研究东亚人类牙齿形态的美国学者特纳认为东亚晚期智人和现生人种的牙齿类型可分为两大类：巽他型牙和中国型牙。前者包括东南亚人类、华南人类、日本的绳文人、阿伊努人和太平洋岛屿居民。后者主要为东北亚人类，包括华北、朝鲜、蒙古、日本、西伯利亚人类及美洲印第安人。巽他型牙的形态比较简单、原始，中国型牙的形态则较为复杂、特化（如第三臼齿的高缺失率）。两者间又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从人类牙齿形态的进化过程来看，牙齿结构是不断趋于复杂化的。因而特纳认为，巽他型牙起源较早（据他推算大约在３－４万年前），可能代表了比较原始的现代人类牙齿形态，中国型牙则是由巽他型牙人群北移后（大约在⒈７－２万年前）在东北亚地区形成的。这意味着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现代人类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
对上述人种学各项材料的分析和研究表明，外来人群移入、各人群间互相进行交流与融合是东南区域古人类和现代人类产生的基础。通过不断的对外交流和吸收域外诸多人群的基因成分，逐渐形成了现代东南区域居民的遗传结构和体质面貌。
３．史前末期的对外交流与文明起源：
当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史前末期的新石器时代后，在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影响极其广泛、深入，故柴尔德以新石器革命一词命名此一巨变。新石器革命导致了农业、畜牧业的产生，人类的定居与半定居化，城市的初步形成和远程贸易的出现等，也为文明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21。以上种种变化使东南区域人类对外交流的形式与内容都有了很大改变，并赋予了新的意义。
东南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较为发达。仅发现的较著名遗址，就有淮河流域的青莲岗、宁镇地区的阴阳营、凤凰山，江浙地区的马家浜、崧泽、草鞋山、河姆渡、良渚以及江西的仙人洞、修背山和广东的石峡等数十处。其文化内涵更是丰富多彩。石器工具中有穿孔石斧、石钺、有段石锛、石铲、石镰等农具，有些遗址（如良渚）中还出土了石耜，显示农业经济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东南区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发祥地，已为大量的考古事实所证明，尤其是江浙一带，早在距今７０００年前的马家浜和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已有相当发达的稻作农业存在，光从这两个遗址中发现的稻谷遗存就有几十万斤之多。据严文明研究，长江下游及其附近是中国栽培水稻的发源地，以波浪方式向周围扩展开来，逐步传播到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北方的陕西、山东、河南以及南方的福建、两广、台湾、四川、云南等地，并可能传入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22。陶器亦是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组成器物，东南区域的陶器以黑陶为主，与中原地区以仰韶为代表的彩陶文化存在着一定差异。这一区域的黑陶文化对于后来中原地区黑陶文化（如龙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影响。东南区域的典型黑陶文化（如）较山东龙山文化 23早近千年，且山东龙山文化早期遗址中黑陶数量不多，到晚期遗址中才占据绝对优势。从地理分布上看，山东龙山文化中靠近东南区域的遗址中黑陶数量和质量较其他遗址有明显提高。可见其黑陶制作技术应来自于东南区域之传播。从陶器形制来看，三代（夏、商、周）盛行的以“鼎、豆、壶”为主的礼器、祭器组合方式，早在良渚文化时期已见端倪，并已趋于程序化和规范化，如属良渚文化范畴的福泉山、张陵山、草鞋山等遗址墓地出土的陶制礼、祭器，都呈现出“鼎、豆、壶”的组合方式，只是数量多寡不一 24。而在众多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却难以找到上述三代礼制的渊源，故大多数中国考古学者认为，东南区域是三代礼制的发源地。除水稻、陶器之外，蚕桑丝织技术也是
东南区域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河姆渡遗址中就出土有表面饰有蚕纹图案的象牙雕刻器，而在马家浜和崧泽遗址中更有大量桑树花粉发现，表明当时的原始人类可能已掌握了养蚕技术，更为可靠的证据来自于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在对该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不少丝麻制品，其中丝制品经鉴定其原料均为家蚕丝，从而有力的证明中国的蚕桑丝织技术起源于５０００年前的东南区域。综上所述，东南区域的新石器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出现和发展贡献良多，而这些贡献又必然是建立在东南区域与中国其他地区开展广泛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
这一时期东南区域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也仍在进行。从考古材料和古文献记载中都可以发现东南区域先民擅长舟楫，常通过水路与外界进行交往。如在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不少残存的木桨和独木舟遗物，表明其水上交通已十分发达，为与东南亚地区的频繁交往准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对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发掘显示，该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受东南区域影响很大。如印度尼西亚新石器文化中的方角石锛、石镰、石斧、素面陶器等器物都与东南区域的同类遗物非常类似，而其出现年代则晚的多。一般认为，上述器物的制造技术是从东南区域通过台湾、菲律宾为媒介传播而来的。在马来西亚的尼阿（后期）、菲律宾的迪莫利特、拉尔洛、马斯巴特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亦有大量磨光石斧、磨制石锛、素面陶器出土，其中陶器的颜色、纹饰与台湾及整个东南区域流行的绳纹陶和印纹陶极其相似，既表现出文化、技术上的一致性。也反映了此一时期两地间文化交流的频繁。此外，在尼阿遗址中还发现有形制与东南区域完全一致的陶器，显示两地间应有贸易活动的存在。
随着人类生活区域趋于固定化，东南区域与旧大陆西侧的交往渐趋减少，加之气候变暖，陆桥溶化，海平面上升，部分地区干旱化，都阻碍了远距离交往的开展。
总的来看，史前末期东南区域的对外交流与前期相比变化较大。大规模、远距离的人群迁徙和文化交往减少了，但相邻区域间（东南区域—华北，东南区域—东南亚）的交往与联系却因人口的大量增长、交通技术的进步、贸易的出现等因素而更为密切。交流的内容也更为丰富。除石器制作技术外，稻作农业、陶器制造、丝织技术也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上述文化因素的交流，不仅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诞生，也推动了东南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史前时期东南区域的对外交流活动是相当突出的。其交流范围不仅包括邻近的东南亚、日本，还远达欧、非。交流的内容亦很广泛，除文化技术上的交流外，还包括大规模的人种交流与融合及早期贸易活动。对外交流的开展和延续，促进了东南区域文化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而通过一系列的人种交流与融合才产生了现代东南区域人类。事实证明，东南区域的史前先民们并不是在与世隔绝中生存、发展，而是在与外界的不断交流与联系中创造了自己的文明。
1由于史前时期人类活动的区域相当辽阔（因当时人们无定居观念，迁徙频繁），且中国南方除西南地区外，在整个史前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构成一个文化整体。故本文所探讨的东南区域除现代概念上的东南区域外，还包括华南和中南地区。
2不仅西方学术界持这样的看法。不少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见解。如张森水认为：“水洞沟文化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我国北方存在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的基础，又加入了新的成分，构成了新的文化传统，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其后文化发展发生影响。这些新的文化因素，从现在对相邻地区工作来看，不象是从旧石器时代中期某文化衍生出来的，很可能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第239页，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林圣龙支持张森水的看法，他举出水洞沟文化中的两种石器为例，一种是奥瑞纳文化中的内弯刮削器（Grattoirs incurves）。另一种是錾形器（Tranchets）。林圣龙指出：“这两种石器是非洲和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石器组合中的成分，在中国其他地区中似乎从未发现过，唯独出现在水洞沟工业中，似乎不是偶然的。”（ 林圣龙：《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1期）
3新石器时代以来东南区域的对外交流我们将在“史前末期的对外交流与文明起源”一部分中论述。
4原手斧是中国考古学界用于称呼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手斧或似手斧石器，此外还有尖状砍砸器、大尖状器、三棱尖状器等名称。
5克拉克系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他于６０年代提出旧石器文化可分为五种技术模式，获大多数考古学者的赞同。其模式１又称奥杜威技术，因其最早出现于非洲奥杜威遗址。该模式的特征是石器为打制且较粗糙，制作方法以锤击、砸击、碰砧等法为主。
6也许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东南区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起源于非洲（非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出现年代远早于东南区域），通过东南亚传播而来。这与人类学界公认的直立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创造者）从非洲向东亚的迁徙路线刚好吻合。
7黄慰文：《中国的手斧》，《人类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8在华北南部的不少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以刮削器为主的石片石器占据了主导地位。
9这种现象也是许多学者认为该技术得自于文化传播的重要原因。
10这在文化传播中是屡见不鲜的，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两种时间相隔较近的文化模式在向某一人群传播时很可能会出现年代较晚的先被接受的所谓时差现象。
11甚至有学者认为细石叶技术是由中国原有的石片石器技术演化而来。
12用细石叶技术制造的弓箭无疑是狩猎经济最重要的工具。
13细石叶和石叶技术的运用必然会导致石器的小型化和石片石器的增多。
14远亲人群由于适应类似环境和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出现相似的体质特征或行为模式
15尽管某些学者从人类起源于亚洲南部这一观念出发，坚持中国应有南猿和早期人属的存在。但至今为止，在国内未找到有关上述两类成员的任何化石材料。
16中国元谋猿人的生存年代曾被定为距今１７０万年前（古地磁法测定），但国内地质界的不少学者（如中科院地质所长刘东生等）认为元谋盆地有过强烈的新构造运动，使局部地层关系复杂化。因此他们认为古地磁法的测定结果有误，元谋猿人的生存年代应为５０－６０万年前。国外学术界也多主张元谋猿人生存年代不早于１００万年前。爪哇猿人化石的出土地层也存在较大争议。其最古老的化石生存年代原测定为距今２００万年前，近年来运用新的断代技术测定为距今１００万年前。欧洲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的生存年代为距今５０－６０万年前。
17一向主张东亚人类连续进化的吴新智教授亦认为马坝人可能是中西交流的产物。
18我们现代人类就是晚期智人的后代，晚期智人在解剖结构上已属于现代人，只是知识较我们为少而已。
19如果没有较为广泛的人群间基因交流与融合，现代人类就不可能还保持为一个物种。
20转引自刘武、叶健《DNA与人类起源和演化》，《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3期
21可以说新石器革命显示着文明的曙光。
22严文明：《略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23龙山文化起源于山东，然后逐步向中原地区传播，
24详细情况可参见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迷破译》，１４０－１４１页，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文章评论信息：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