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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家制度”及其历史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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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作璋 刘德增
从三代礼制到“汉家制度”的确立
礼最初是用来祈福祛灾的，后来才被用于治国。商人在子虚乌有的鬼神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毕恭毕敬，但仍不免于亡。周人从商亡的教训中悟出一个道理：事神敬天之外，还要注意人民的力量。于是在周礼中，伦理性被强化。这就是为儒家所称道的“制礼作乐”的主题思想。从此，礼治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式。因为“礼治”被认为具有很强的等级性和教化性，“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断于已然之后”。所以，历代统治者均强调用制度化的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而把刑法视为维护统治的辅助手段，从而形成所谓“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
在夏商周三代，礼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社会上层建筑发生巨大的变革，因而造成礼崩乐坏，暴露出以礼治国的危机。进入战国后，如何恢复统治秩序？如何治理国家？这是一个摆在每一个*家、思想家面前的重要课题。诸子百家的思想言论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例如儒家认为“仁者无敌”，所以主张实行仁政德治；法家认为“一民之轨，莫良于法”，所以主张“法令为治之本”；道家认为“为无为，则无不治”，所以主张无为而治等等。百家争鸣的结果，法家思想在秦国占了上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秦王嬴政又采用了法家韩非的法治理论，最后统一中国。但是，法家学说固然有助于秦的统一，而在如何巩固统一方面却暴露出它的弱点，而且法家的所谓“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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