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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康乾盛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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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小平
今年6月19日的《中华读书报》，刊发了周思源的文章《正确看待康乾之——与戴逸先生商榷》；7月17日，又发表戴逸的文章《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两位先生各有所识，学界同人恐怕也是见仁见智。我与他们并不相熟，也不专究清史，但近年所做的语言学史研究中，恰有一块与清代学术史有关，而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谈，对如何看待康乾盛世或可有所补充，因此愿献拙文，向方家请教。
有一个概念先须澄清。所谓“盛世”，指的是一国历史上相对安稳发达的阶段，这一点实不必与他国的历史或世界史比较，就能判定。比如视汉代为盛世，是拿它跟战国和秦末的乱世以及三国争斗的时代相比；称唐代为盛世，是就两晋南北与五代之间一段太平兴旺的历史而言。现代有一种比较法，源于西方史界，谓汉唐时中国经济实力为世界之最云云。这种说法我们固然听得高兴，但它与向来就有的汉唐盛世之说无大关系；即便西方史家得出结论：当时中国据实力仅为二流，汉唐盛世说仍能成立。
对康乾盛世也应这样看。说十八世纪的中国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也罢，说当时的中国因无工业革命或因思想禁锢而不及欧西、日本也罢，这些最多只能作为旁参的视角，而不能作为判定盛世与否的主要标准。前有晚明之衰，后有道咸之败，比较起来，对康乾时期的昌盛局面不应有大疑问。当然，说是“盛世”，弊端也并不少，甚至有极重的病症，使得人们对盛世之名产生怀疑。文字狱就是康乾盛世的大疾。但这是一场慢性病，根子在封建专制，只不过到了清代，因民族矛盾加剧、军政控制愈严而终至于大发作。周文提到，乾隆朝时李贽（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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