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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学术观的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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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学术精粹，激励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为更好地学习西方，准备民族心理条件。他们将国学和“君学”、“一姓机关之学术”等封建专制学术严格区别开来，反对后者，提倡前者，又将国学与西方学术结合起来，主张中西“兼合”，反对武断的中西对立或比附。中国现代国学研究能取得成绩，与这种国学观密不可分。
其三，介绍科学，提倡实证，以严复为代表。严复是中国第一位系统翻译、介绍西方科学，并自觉运用科学实证精神为武器，批判旧学非科学性的学者。他的翻译，涉及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哲学、-学、逻辑学等方面，他有留学经历，使他成为当时理解西方科学最准确的学者之一。严复认为，西方科学的要害在“即物实测”，经验实证。以此为准，他批判旧学墨守故训，或心成臆造，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总是缺少实证环节，所以“多诬”，无实无用。他还认识到，西方富强的基础在科学。有科学基础，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问题，国民素质才能真正提高，从而才可能实现“修齐治平”理想。而科学的基础，一在归纳法，一在“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以儒学经典《大学》八条目里的“格物致知”，来理解西方科学的文明地位，同时，又吸收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和经验实证的内容在内。严复翻译西学著作，多用旧观念来表达；理解西方学说，也时用旧学说来比拟。如用“理财学”比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等。其目的，恐在于严防数典忘祖之弊。他曾批判洋务运动“中体西用”说，但其学术观却仍是“中体西用”的格局。他一生思想，前后凡三变。但他批旧学而不批判孔孟，倡科学而不全盘西化。民族学术立场，经验实证方法，经验真理的认识，“已轻群重”的观念，都表明他不是所谓的“科学主义者”。
其四，要求学术独立，呼唤学术自觉，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开拓者，美学的奠基人，历史学的开山祖，文学史、文史批评史的开创人。似乎是他，开始跨出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步。王国维认为，学术的发达，依赖学术的独立。学术独立，指不以学术为手段，而以学术为目的，“为研究而研究”。意思是，不以学术为-、经济、宗教、民族等工具，而以求真理为宗旨。他反复主张，学术与-分开，实质是反对封建专制政府对学术的践踏，对创新的桎梏。要求青年学生应以学术研究为有神圣价值的理想追求，不应以学术为升官发财的工具。
王国维的学术观是一个整体。他认为，学术的基础，是“生活之欲”；而其宗旨，则在于解决宇宙人生根本问题，求得真理性认识；其方法，在于分析与直观结合，中学与西学兼通。他主张，理解古人学说，必须“忠于”古人；同时“博稽”众说，了解世界最进步的学问，尤其要研究“反对诸家”的学说，才可能真正理解一种学说价值，至于历史背景、发展阶段、形而上学基础的探索，也包括在其中。对于学者自身的修养，他也深有感受，认为天才、品德、学问，三者缺一不可；体验到学术修养三重境界，引宋词表示，分别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摹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学术研究中超越、冷清、牺牲、憔悴、惊喜，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既真且美，感人无穷。上述学术观可视为对学术中的人文精神、民族文化精神、实证精神、哲学超越精神四个方面的分别讨论。人文似脑，民族如身，实证落脚于地，哲学超越则指向可能的明天。四者有机一体，成为输入中国传统学术观中的新鲜血液，推动传统学术观及传统学术的整体变革；四者本身又成为传统学术观变革的标志。旧学术观也有人文精神，但多局限于道德，缺乏对理性、自由的关注；也有民族文化立场，但局限于华夷之辨，道统之争，整个民族精神不突出；也有实证精神，但局限于技术层面，包含在经世致用、实学等思潮中，没有形成明确而可操作的方法程序；也有形而上学超越追求，但不专门、纯粹、系统，又缺乏逻辑学的有力支持。对这些不足，王国维等分别吸收并引用西方学术中的人文精神、民族精神、实证精神和形上超越精神，改造旧学术观，批判和剔除其中的奴性、虚玄、庸俗、蒙昧等渣滓，丰富近现代工商业文化中的自由、独立、实证、理性、自觉等新内容。
这场观念变革的实质，或可概括为传统学术的科学化。但这个“科学”，是广义的，包含了人文社会科学在内。在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双重支持下，它不仅批判改造旧学，不做旧学奴隶，也批判吸收西方，不做西方奴隶。
清末学术观，没有成为明确的思想体系，这可能和他们对辩证法缺乏了解有关。但这些学术观，是当时学人解决古今中西学术关系这种宏大问题的收获。肯定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他们治学的无畏勇气、豪迈气概，也足令后人景仰。况且从其效果看，正是在这些学术观的指导支持下，清末民初诞生出中国新一代学术大师，间接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风貌，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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