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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贴”晚清与晚明会有怎样的学术图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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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晚清上海文人的文化记忆与负担”（叶凯蒂，53页）。几、复社诸君与青楼女子上演的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为晚清文人所企慕，后者几把十里洋场当成了秦淮。可惜，晚清青楼女子所爱，似乎是文人之“财”而非“才”；“青楼中所演绎的也不再是落魄才子与红粉知己的浪漫传奇，嫖客与妓女在一起只是吃饭、聊天、吵架、逛街”；晚清妓女在“中国最早的摩登女郎”和“准家庭主妇”的双重角色间徘徊，而才子则成为都市的“游手好闲者”（王晓珏，325—330页）。另一方面，晚清士人又试图赋予女性以“光复”使命。清兵入关，男性必须剃头，女性因是弱势群体，得以不放脚，这被民间书写成“男降女不降”，此句俗谚却成为晚清文人鼓吹“女界革命”和“光复”所凭借的历史资源（夏晓虹，257页）。其实，不论是明季抑或是清季，女性都决非仅仅是男性欲望的投射物，她们以曲折而独特的方式，参与了文学创作活动，推动了历史的进程。钱南秀梳理了晚清女诗人薛绍徽对戊戌变法的观感，为历史保留了可贵的“女性视角”。南京大学的张宏生亦发现，龚鼎孽与顾媚之情词，而非龚鼎孽的个人创作，对“明清之际的词风演进”，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晚明与晚清同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转折时期”（《小引》），社会转型期的文人心态，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之一。赵园的《谈兵》、魏爱莲的《黄周星想象的花园》、郭英德的《黄宗羲的人生定位与文化选择》等论文，从不同的侧面审视了明遗民所处的困境。晚清文人或追慕、或凭吊晚明，终“画虎不成”，却没有成“犬”：“西学东渐”方是后者所必须直面的问题，与此同时，“文人”也开始向现代“作家”转变（袁进，80页）。
晚清的新兴城市上海，得风气之先，自然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而上海现代“出版之都”的地位的获得，与江南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不无关系。海德堡大学的瓦格纳教授注意到，太平天国焚书，使江南的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极具商业眼光的西人美查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应用现代化的印刷手段，重印了大批古籍，为上海成为全国性的出版中心，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69页）。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所考察的第一部汉译小说、陈平原教授研究的《点石斋画报》，也皆是申报馆的出版物，其中心也正在于“西学东渐”。
“从晚清看晚明”，台湾学者王鸿泰认为，明清的邸报、戏曲和小说，实已承担着“信息传播”的功能，发挥着与现代出版物相类似的“制造舆论、凝聚公众”的作用（143页）；李孝悌教授承其说，认为近代大众文化所发挥的娱乐与启蒙双重功能也是“古已有之”（200页）。晚明小说创作之繁荣，与其时的文化中心苏杭不无关系，刘勇强教授因此提出“以城市为依托”的“西湖小说”的概念；白岚玲亦注意到，冯梦龙和金圣叹等人的评点工作，与其时的“刻书中心”苏州的叶家书房大有关系。把城市纳入研究视野，我们不难发现，晚明之苏杭与晚清之上海实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
“明清痛史兼新旧”，刘梦溪认为，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决非消遣之作，而是融入了“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108页）。可见，晚明与晚清作为历史记忆，参与了现代学术之建设。——把晚明、晚清“带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虽不是此次研讨会的题中之意，恐怕也不能说是意外收获吧。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题为“晚明与晚清”的学术研讨会或多或少地有“从晚明到晚清”之嫌——前者是一个话题，后者则仅仅是一个时间段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把各篇论文加以对照阅读，仍不难发现其间的“对话”关系。另外，学术讨论会的组织者力图营造“众声喧哗”的学术氛围，然会场的“喧哗”之声，在论文集中，不得不删除了；如果记录下当时诸家的讨论、驳诘、评议，或许有助于本书之读者回到现场，成为“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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