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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引发世界文明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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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些使欧洲社会蕴含着巨大的潜力。虽然它看起来还粗陋不堪，未加雕琢，正是这种文化的粗豪逼得其他如中华、拜占庭、阿拉伯等成熟、但已失去活力的文明变得黯然。它的这些巨大潜力的迸发，很大程度上是由火器的改进开始的。
科学技术的发明向来先在军事领域开始。因为任何王朝关心军事力量的增长，超过了其他领域，许多技工、发明家都将精力转向这方面。人们在达·芬奇的笔记中就看到一种机关枪、火炮的草图。装备方面的技术革新引发了军事革命。欧洲人在学习了中国人传来的大炮后，也开始铸枪造炮。当时步兵使用的武器是火药枪和滑镗枪，十六世纪发明了轮枪机和燧发枪。由于欧洲人的革新，大大提高了大炮的火力和机动性。
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欧洲对外扩张。600吨到800吨的圆体帆船，代替了150吨到200吨的长型单层甲板帆船。比这更重要的是，由中国发明的指南针，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使远洋航海成为可能。与指南针一道，船尾舵由中国传到欧洲，迅速代替了陈旧的、低效率的边舵。伴随这些技术改进的是船上军事装备的革新。德国人发明了一种铸炮技术，一种较小的铜炮开始装备在船舷上，新火炮能发射重达50－60磅的铁丸，因而能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海战为之而变，由占领敌船的肉搏战变成了舷炮齐射的炮战。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置40门炮。正是这些技术上的优势使欧洲人海上探险大获成功。
技术进步还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方面。在葡萄牙人改进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够更直接地逆风航行之后，一种新的坚固的、船壳略呈圆形的三桅全天候帆船问世了。它更经济，同时也使得船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便，战斗力更增强了。由于战争的性质变化了，火器使中世纪的生活方式改变了。铸造枪炮需要更多的生铁、铜和钢，反过来刺激了冶金和铸造技术的进步。这样一来，工业、手工业的专业化分工大为加强，并相应刺激了这些领域的生产。
火器的改进使战术进入了它的技术阶段。个人的英勇敌不过机械的技术，谁能使用比较优越的兵器，谁就是可怕的敌人。诚如西方军事学家富勒说的：火药的使用，使所有的人变得一样高，战争平等化了。
伴随军事技术改进的是军事组织的改革。在中古时期，军队主要是雇佣军，其费用昂贵且本身也富有危险性。当雇佣军不再受雇或经常得不到薪饷时，他们便会四处抢掠。马基雅维里很早就建议有志于有所作为的君主应建立一支常备军。1445年，法国查理七世发布贡巴涅敕令，建立了一支12000人的常备军队，这支极富战斗力的军队结束了英法百年战争。渐渐地，常备军取代了雇佣军。军事领域的革命，使得战争更为残酷，但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及其组织而非战争工具。变革纵深展开，深入到-领域，各个国家都迫切地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站出来，尤其是权威十足的君王担负这一切。因为战争工具的改进，使得战争规模扩大了，确切来说，需要更大更完善的经济体系支持。制度的变革，首先在财政制度上发生。堂·吉诃德成为没落的征象与城堡、盔甲及骑士一道让位于火炮、战舰和火-同时，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得各部门、各地区渴望出现一个统一国家，以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
通过国王与城市工商阶层的非正式联盟，封建领主的权力缩小了，庄园经济消失了。这样能有效地将商业发展所需要的路线置于保护之下的-单位出现了，君主制的民族国家在欧洲成为纷起仿尤的对象。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制逐渐取代了代议制机构的权力，发展了一套税收制度，这套制度导致了生产性经济活动的上升。
军事革命引发的一系列更为激烈的军事竞争随着民族国家的登台，在-领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观念性变化。这一变化发展虽很慢，但终成为西欧-的核心组成：国家利益。与王朝战争、宗教战争不同，民族国家间的战争，又是一场-动员课，在每个阶层、每个领域，国家意识深入人心。围绕这一观念，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而中世纪残余在人们大脑底层的帝国观念，差不多消失了。国家利益以及被其推动的战争，则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150年欧洲战争或隐或现的特征。国际间的交往变成马基雅维里式的，宗教的、道德的面纱逐渐揭去了。
竞争中的民族国家，面对持续的财政需求，很快发现，生存需要的岁入越来越大，这些岁入只能由新的来源提供。那些有效解决了其财政问题的-单位得以存在下去，而相对无效的-单位则被对手吞并。民族国家的出现及对一些制度的创建及完善，使其完成地理区扩大有了财政支持。这些制度支持能带来多大的财政支持以及财源是否持久，决定于这些制度能否完善。当然，这面双刃剑最终也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成为经常。这些政府出于战争的需要及对财政收入的迫切，致使一些制度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此，早先崛起的法国、英国等王权集中的国家最后爆发了旨在压制王权的革命，使得制度与经济出现新的调适。西班牙则由于未发生这种制度变革，在历史上的地位最终无足轻重了。
就这样，从中国传来的火器导致军事方面的革命，尔后引发相应的-以及经济组织的变革，成为后来欧洲社会革命的先声。这一切发生在中世纪结束之后，但仍带有中世纪的某些特征。
一直处于-多元状态的欧洲，地缘-的压力和冲动迫使它们改进武器装备这一点颇似火器发明的初期，宋、金、元由于战争的需要有过相当大的改进，但这种改进在统一国家之后就消失了。战国时期的欧洲，200多年间战争频繁，而随着对外扩张的需要，这种武器改进的步伐只快不慢。一次大战飞机的出现、二次大战-的出现，则是另外两次军事革命。但它们的影响都无法与火炮的推广相比。
这一技术发明在不同的社会所引起的反映是不同的。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除了运用火炮外，火枪等被认为是有损骑士风度的，他们更情愿用刀剑。这似乎可以说明，技术发明固然重要，但由于每个社会对技术的态度不一样，并不一定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在俄国和莫卧尔王朝，则因已拥有了火炮、拥有了压倒敌人的武器，故不再改进了；明朝在推翻元朝的战争中，仍然使用了火炮。到清朝，火炮还在用于军事。明、清政府享有大炮的垄断权，既然它们的政权已确立起来，改进这种技术的诱因就小得多。在转向闭关自守以后，就更忽视武器的革新。它们的技术改进与欧洲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以致于当欧洲人用这些改进了的武器与清军交战时，竟引起了精神的恐怖。昔时中国社会以及其他文明体系对火器的态度，是他们对待一切技术革命态度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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