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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象”与明清以来江浙地区纺织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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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阶段的表现，因此上海人应当为此感到自豪。本文所关心的是，这种“上海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首先，人们可能会认为，上海妇女之所以在家庭中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是解放后推行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政策的结果。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这些政策是面对全国的，而并非仅仅针对上海一地。然而，在今天中国大多数地方，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依然较低，与上海的情况有较大出入。因此，仅以上述理由是不能完全解释“上海现象”的。
其次，人们也可能认为，“上海现象”是上海自开埠以后西方经济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但是，在西方，妇女地位的真正改观其实是较为晚近的事。例如在鸦片战争后一个世纪中，对上海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西方国家首推英国，但英国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却一直不高，到二战以后才有较大的改善。因此，仅用这个原因也不能充分解释“上海现象”。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从历史上去寻找更深层的原因。
上海所在的江浙地区，在明清时期一直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的“封建礼教”最盛行的地区，而这种礼教的特点之一就是“夫为妻纲”，即妇女在家庭中完全依附于丈夫，因此当然不可能有什么自己的经济地位。由此而言，“上海现象”似乎不可能是本地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但近年来社会史的研究表明：礼教虽然在明清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像近代以前欧洲的基督教和西亚北非的伊斯兰教一样深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意识形态。相反，作为明清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及以此为基础的礼教，并未真正改变儒家“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因此它主要还是盛行于中上层社会。它在劳苦大众中到底有多大影响，至今还需要深入研究。劳苦大众是社会的主体，对于全社会的妇女经济地位而言，劳动妇女的情况应当说更为重要。
自明代后期开始，上海一带的农村纺织业迅速发展，成为农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而在农村纺织业中，农家妇女是主要劳动力。按照我的计算，在清代前中期大部分时间内，江南农妇棉纺织的劳动日收入大约相当于长工平均劳动日收入的70％。如果一个农妇一年从事纺织130日，那么她的净收入合3.6石米，已够她本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她一年纺织260日，那么净收入为7.2石米，够两个成年人吃一年。乾隆时尹会一说：在江南，“【纺织】一人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庄有恭则说：“江南苏、松、常、太四府州，户口殷繁，甲于通省。人稠地窄，耕者所获无多。唯赖家勤纺织，一人一日之力，其能者可食三人，次亦可食二人。”因此，从上海一带的地方志中可见，纺织技能较高的农妇，通过辛勤的劳动，不仅可以养活她的家人，而且还能支持儿女读书求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可以发家致富。
清代江南一个妇女从事纺织的收入，在许多情况下，大约相当于一个男子从事农业的收入。所以，就此而言，她们在家庭经济中已经取得“半边天”的地位。也正因如此，清代上海出现了男子依靠妇女生活的现象。地方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当地“民间男子多好游闲，不事生业，其女子独勤苦织，篝灯火，至达旦不休，终岁生资，率仰于织作”；“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游手之徒，有资妇女养生者”；“俗多游手，藉妇工苟活”。进入20世纪后，江南土布生产日渐衰落，农家妇女纺织收入也越来越微薄。但是据调查，1920年前后上海郊区农家妇女一年织布收入依然大大超过她们丈夫的收入。由于妇女劳动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在不少情况下甚至超过男子劳动收入），因此，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也随之上升，在家庭事务中也取得更大的发言权。
开埠以后，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中心。纺织业是近代工业的主体，而妇女又是纺织业中的主要劳动力。比起她们从事其他体力劳动职业的丈夫，她们的收入相对较高，因此，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而且继续有所提高，以致成为一种在中国比较罕见的现象。1949年以后的妇女政策，更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因此，这种现象也从劳工阶级的现象发展成为更普遍的社会现象，亦即本文开头所说的“上海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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