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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前的中学国文教育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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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我以为，更值得推荐的，当属梁氏另外两个容易被忽视的见解。一是强调中学生需要培养欣赏美文的能力，“但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为附”。一是主张“学文以学叙事文为最要”，但不应该从小说入手。所谓“有名的史家或叙事文大家，大抵不会做小说；而叙事文的技术，绝非从小说可以学得来”，或许说得过于绝对，但强调叙事文的写作训练，主要在于观察生活与整理资料，而不是驰骋想象力，却是个值得注意的思路。
大约两个月前，收藏家程道德教授给我看了装裱好的八页梁启超手稿，后面有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的跋，称“此梁任公先生手书清华学校讲稿也。……任公此文写于民国十四年任教时，谓学生作文不拘文白，亦先生生平为文主张也”。因术业有专攻，史先生跋语中间部分的铺陈有失误；至于断此乃梁启超手书，我是信服的。除了纸张及书风，我更看重文稿的内容，并认定这方面的考辨更有价值。八纸文稿背后，隐含着一段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故事，其所涉及的中学国文教育，时至今日仍是个棘手的难题。前几年的中学语文教学之争，放在历史上看，乃是其流风余韵。
以下先谈这八页手稿，考定其写作时间及机缘，努力回到当初争辩的现场，最后再引出此话题的现实意义。这里发表的整理本，由程道德教授提供，我只是在文字方面略加订正；至于专业研究所需的影印本，将刊于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现代中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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