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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的社会学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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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中，剥离出他（她）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来？”在《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中，作者努力将相当多的史学史问题还原为社会史问题，在考究1949年后的史学思潮、史学现象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把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除了它的学理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它所兼有的方法论性质。
海外学者余英时在勘探学术的演化时，慧眼独具，注重内在理路，给人良多启发。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种内在理路所发挥的作用不容抹煞，不过许多主流学术的嬗替又并非“内在理路”所能充分说明。20世纪“正史”规范的衰落，“新史学”的萌动，“古史辨”派和“史语所”谱系的勃兴，“唯物史观派”一统天下，八九十年代学术风气的转换，都有社会与时代的因素在其中发挥强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外在因素引起、导致“内在理路”的突进或转移，学术转型与发展从属于社会因素的更动，在中外学术史上比比皆是，这一点在新旧“典范”交替、学术方向转折的革命时期尤为凸显。刚刚过去的20世纪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所以，在辨析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对20世纪学术的变迁作外在的考察，有充分的理由。非如此，不足以透彻地理解与把握史学在20世纪所发生的变迁。本书作者对20世纪中国两大学术谱系演变脉络的把握、对唯物史观派从“五四”到40年代中后期动向的洞察、对一度怒放的“五朵金花”的评析、对义和团运动评价与语境和-关系的揭示、对“文革”后史学思潮走向的考察、对当前史学向何处去的思考都突出体现了作者“把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的这一治史取向。
例如在1949年后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几度沉浮，用内在理路显然无法解释为何变化如此急遽。又如近20年间内地三股史学趋向的起伏涨落，内在的学术理路肯定在其中发挥着或大或小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都实际上是外部环境的影响所致。其中，作者对“国学”复兴原因的分析尤为精彩，学人们的复杂心理跃然纸上，令局外者忍俊不禁。社会风潮如此强烈地影响学术的走向，使得人们对社会与学术的关系有了更感性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以顾颉刚、童书业、翦伯赞、黎澍为象征，剖析了50年代初期、50年代中后期、“文革”前夕、80年代这几个时期的学人的心路历程，这种角度颇为新颖，其中挖掘的学人复杂心境令后生小子叹惋不已，使人对时代与史家、社会与学术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其中隐含的心理史学的治史取向也颇值得关注。
把学术史的事实置放于社会史的框架之内，把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这种工作方法隐含了两个基本假设。其一，社会意识受制于社会存在，学术研究不能超越社会存在给予的天然限制。历史研究是基于当前生活的兴趣和利益，是为了解决当时代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每个新的时代都必然以其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时代的变迁决定史学的变迁，历史学在不断变更的时代的不断的提问和回答中演变，不停地被改写、被超越。历史学总是反映和体现了当代人的精神和当代人的思考。这是一切历史之所以具有当代性的原因，也是导引出“把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的逻辑前提。其二，学术可以并且应该与社会进行互动，可以参与社会改造，参与对历史的塑造。哲学、经济学、法学等自不必说，就史学来讲，二十四史的编撰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对以往社会的塑造可能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成功的例子。过去中国的学术史特别是20世纪的学术史，在相当大程度上直接构成了社会史的组成部分（《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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