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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健讼之风与息讼机制评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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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汝富
“珥笔健讼”是明清方志和官书吏训中常常用来形容地方恶俗的惯用语。
自北宋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健讼现象即已普遍存在，南方地区表现尤其突出。到明清，一方面官府务限、限字、限告等禁讼措施纷纷出台，官吏们处理过的大量判词、批词、息词已成为文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民间讼师教唆词讼的秘籍广为流传，私家保存甚至刊印有关讼案文献者比比皆是。晚清何刚德在《客座偶谈》中，认为民间讼源不外“酒色财气”四字为诱饵，而尤以财色为祸根。但奸情受害人耻于兴讼，其恶果往往却又不止于讼，“十命九奸”即是名训。因此，健讼的主旨是图财，既包括山场、粮田、墓地、房屋等有形财产，也包括谱牒、承继和婚姻等其它无形的财产权利，而以田产之讼为最。在聚族而居的乡村社会，平常邻里之间的口角细故都可能成为讼端，但更多的涉讼却是围绕着个人乃至家族的财产权利而进行的。
健讼表现形式多样，清初黄六鸿《章鸿鹿饬禁刁讼并访拿讼棍示》把它归结为三种恶人告状：“一种倔强之徒，见理不明，好刚斗胜，略有小事以出头告状为才能；一种贪恶之人，意想诈人，遇事生风，讦私扬短，未告则放风薰吓，已告则使党圈和，不遂其欲，叠告不已；更有一种教唆讼棍，心实虎狼，迹同鬼域，原无恒业，专哄平人告状。”其实，仔细研究明清大量的禁讼文约，可知民间健讼不外两类：其一是棍徒无赖式的扛帮硬证，屡结屡翻，缠讼公堂。所以，清代王有光《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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