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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清末民初的显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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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学者提及，便反映了这一点。对于传统中国士人而言，亡天下是最根本的灭亡，因中国首先是作为文化集合体的“天下”而存在，文化存亡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化承担者的社会责任相当重大。鉴于此，救亡必先救学，建国必先建学。学术兴，礼俗政教必兴，天下亦随之兴。应该说，学术与国家的关系向为读书人所关注，但从未像清末之时提升到那样的高度。“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7期，1905年8月20日）既然学术关乎国家存亡，那么兴学以救国就成了当务之急，由此，“学术救国”之主张顺理成章地走上历史舞台。
兴学以救国，必然涉及到对中国学术的估价问题，如此方能确定兴学之途径。西学的进入恰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参照。与中国固有学问不同，这是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和学说体系，它以客观的科学精神和严密的科学方法震撼着中国学者，两相对照之下，中国学术的根本缺陷显露无遗，如严复所言：“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严复：《原强修订稿》，王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页）这种情形，不由人不反思。起初，人们很想按中学模式规定或裁剪西学，有人曾根据中国传统，分西学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渐渐地人们发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这种处理方式行不通，要想通过吸纳西学促进中国学术进步，需从其源头即学术之为何物思考起。
“学术”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一般泛指学问、道术（据《辞源》），但“学”与“术”有所不同。《说文》释“学”曰“觉悟也”，释“术”曰“邑中道也”；“觉语也”更多的是在“发蒙”或“学习”的意义上释“学”，故言“古教、学原为一字，后分为二”，“邑中道也”讲的是“路径”或“手段”。前者渐渐引申为学说、学问，后者渐渐引申为技能、技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引申为技术”），而且有了形上、形下之分。形上之“学”备受士人重视，甚至皓首以穷之；形下之“术”则被看作雕虫小技，向遭冷遇。这种状况持续千年以上，直到西学进入中国。对西学，人们先以形下之“术”来格义，认为“西艺”（工艺技术）能包孕西学的全部内容。到清末，随着认识的深化，已知道西学亦有其根本，遂以中国之“学术”来格义它，如严复所说：“学者，即物而穷理，……术者，设事而知方”；（严复：《-讲义》，《严复集》第5册，第1248页）刘师培也说：“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刘师培：《国学发微》，《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80页）学与术不可分，共同构成科学系统，促进西方的进步。反观中国，学与术分离，言学不言术（日常所说“学术”仅指“学”），特别自南宋以后，越来越走向无用无实之途，“盖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以此，学术无由进步，国家亦无法振兴。以西学为坐标对中国学术的这种反思与批判，必然使得一些有识之士会对中国学术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力求从其发展脉络中找寻失误之原。尤其欲复兴古学的国粹派学者，认为他们心目中的“国学”（先秦诸子学）与西学是相合的，刘师培便说“周末诸子之书，有学有术”，（刘师培：《国学发微》，《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80页）不若后世之有学无术。那么，秦汉以降，“国学”何以变成“君学”并渐渐失去生命力，不复当年“有学有术”之光辉，便是值得考究的问题。由是，学术史理所当然地走上学术前台。
从中国学术自身的演进历程来看，清末之时，确也面临着如何继续走下去的问题，或者说已到了一个转折点。就像民国学者曾说过的，清代占主导地位的考据学到了此时“已考无可考”。所以一些新的学术潮流应时而动，走上舞台，并逐步占据中心，如经史位置的转换（经学被边缘化，史学地位上升）、诸子学与佛学的复兴，等等，这本身便表明业已出现一个趋势：学术处在转型中。此种情形之下，学人们自然要反思构成本身学术基石的有清一代学术所走过的路，进而上溯作为清学核心内容的汉宋学之源，以获取更新学术的经验教训，即如有学者所言：“晚清那代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在这些新的学术潮流中，诸子学的兴起对推动学术史的勃兴尤为有益。考察当时的学术史著述可知，章太炎是自诸子学的研讨向下延伸而疏理整个学术史的，刘师培也在《周末学术史序》等著作中借辨析诸子而逐步及于后世学术，所以诸子学是学术史的入手处，有开启之效用。
学术史研究的勃兴与当时风行一时的新史学运动是密切相关的。从时间上说，新史学运动发轫于1900年，章太炎在手校本《訄书·哀清史第五十九》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首次提出要编撰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同样，学术史勃兴亦起自章太炎。在1899年辑订的《訄书》初刻本中，章太炎便在《尊荀》、《儒墨》、《儒道》、《儒法》等篇名下对先秦思想史予以梳理。1902年删革修订《訄书》时，更是增加了不少论述历代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容，且在见解上与前有异，从批评孔子与孔学起，指斥历代学术之弊端，相应也表彰一批他认为的进步思想家与学者。这样的研究显与当时的史学革命相呼应，成为新史学运动的一大助力。
紧随章太炎之后撰著学术史著作的是刘师培。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章太炎因“苏报案”而入狱，基本停止了学术活动，而刘师培恰恰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学术界，发表《近儒学案序》、《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派不同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古学起源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国哲学起原考》等一系列学术史论著，成为当时在学术史领域发表论著最多和影响最大的学者。
刘师培之后，学术史领域成就最大且广为人知的学者为梁启超。梁启超虽早于1902年便开始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古代学术史作了全景式鸟瞰，但过于粗疏笼统。他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著作当为进入民国后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前者撰于1920年，后者在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际完成。这两部著作承清末学术史研究之遗绪而来，同样为此一时期学术史勃兴潮流下之巨制。
章、刘、梁之外，王国维、罗振玉、夏曾佑、廖平、皮锡瑞等学术大家也都有学术史方面的论述，对清代学术所论尤多，如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国潮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等文章便颇多精辟之论，足为后世楷模；夏曾佑的新史学代表作《中国历史》以相当的篇幅谈学术思想的变迁，显示出学术史与新史学思潮的内在关联；皮锡瑞的《经学历史》通过对经学发展历程的阐发，使人能系统明了这一列四部之首的“显学”是如何一步步演进的。
可以说，种种事实表明，学术史的研究在清末民初已然勃兴并成为显学，甚至称得上是在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首次成为显学。时隔百年，今天我们才又看到学术史研究勃兴局面的再度出现，即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潮流已蔚然成风。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新世纪开端之际，从先人那里获取经验教训以便前进得更好似已成为惯例，何况学界正面临着与百年前相近的境遇，既有经济“全球化”浪潮下西学的大举进入和本土学术的种种回应，又有对学术传统、学术规范乃至学风等方面问题的大量讨论，所有这些，都在昭示着学术嬗变契机的再次到来。此种情形之下，回首近百年来学界先人所走过的路，“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当是顺理成章之事。以是之故，这里回顾一下百年前那场学术史研究潮流，也应属有意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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