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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官吏考核标准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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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不扰，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边境肃清，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这二十七最，是将中央、地方文武百官按工作性质与职责的不同划分为二十七种类型后分别制定的考核标准。它是就官员的才干与业绩（主要是业绩）而言的。
在用“四善”、“二十七最”的标准具体考核官员时，又明确规定：“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一最以上，或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精理，善最弗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即将官员的考第分为“上上”至“下下”九等。每一等都定有相应的奖惩办法。其中的“中中”等居于九等之中，不奖也不罚，可以保持本禄不变。居于“中中”以上的四个等级，每进一等就加禄一季。居于“中中”以下的四个等级，每退一等就夺禄一季。如果是因犯私罪而被定为“下中”、“下下”等的官员，或因犯公罪而被定为“下下”等的官员，则要被解除现任职务，夺当年禄。
上文中的“一最以上”，是指至少一“最”，可以有若干个“最”。这是因为有些官员身兼多职，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考核；有些官员虽未兼职，但他所任职务可以负责几种不同性质的工作，如宰相、六部尚书等，也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考核；还有些官员在同一年间调动了职务，前后从事了不同性质的工作，也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考核。因此，把“一最以上”仅仅理解为“一最”，是不够准确的。
细考唐朝的考课标准和考课等等，可以发现唐朝在考核官吏时，是将“善”放在第一位的。有“最”而无“善”者，只能得一个“中中”，保住现任职位和俸禄。而有“善”无“最”者，则可以分获“中中”（有一善）、“中上”（有二善）、“上下”（有三善），“上中”（有四善）等四个等级，得到加禄一季的奖赏。只有“四善”具备，且又有“最”时，才能评为“上上”等。
这种重德的原则在考察流外官（无品秩）时也得到充分体现。《唐六典》规定：“其流外官，本司量其行能功过，立四等考第而免进之。”“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不难看出，这四等的划分也是以“德”为主要标准的。
唐朝这种重“德”的考课标准的形成，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择官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唐太宗一贯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兑进。”毋庸置疑，“四善”、“二十七最”考课标准与考课等第的形成，正是唐太宗这种思想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结果。以-清明、官吏守法而著称的“贞观之治”的出现，当与这一点密切相关。唐玄宗开元时期修《唐六典》，再次强调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课标准，对于澄清吏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促成了开元盛世的出现。
中唐以后，唐朝的考课标准与评判原则发生了变化，“德”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一点。其一，对增设的地方军政长官另立了一套考课标准，如节度使，“销兵为上考，足食为中考，边功为下考”；观察使，“以丰稔为上考，省刑为上考，办税为下考”；团练使，“以安民为上考，惩奸为中考，得情为下考”；防御使，“以无虞为上考，清苦为中考，政成为下考”；经略使，“以计度为上考，集事为中考，修造为下考”。上述考课等级的区分，几乎看不到对官员个人品德的要求。其二，地方长官对下属官员的评价标准仅依下列四项：一为“户口增加”，二为“田野垦辟”，三为“税钱长数”，四为“率办先期”。“德”的标准完全被弃而不用。德宗朝宰相陆贽严厉批评了这种考核办法，认为它可以直接导致四病：一为“有州县破伤之病”，二为“有稼穑不增之病”，三为“有不恤人之病”，四为“有不恕物之病”。应当看到，唐后期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吏治腐败、宦官擅权、地方坐大、藩镇割据、农民逃亡等等，无不与官员“德”的丧失直接相关。而大批官员的失德，则直接源于考课标准、评价原则由重“德”到轻“德”的变化。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最终腐蚀了李唐政权的官僚机器，导致了唐王朝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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