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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中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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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开始摆脱过去的简单化模式，从“对外依赖”、“对外投降”、“卖国求荣”等带有强烈*意味的观念中走出来，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在方法、理论和具体问题的研究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另一方面，研究近代外债史的学者还从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开始从债信制度、金融活动的制度层面等方面来研究中国近代的外债问题，希望通过科学地认识与总结近代的外债制度，为现实的经济活动提供借鉴，这种尝试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必须看到的是结合现实需要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外债史，以下几个问题是需要研究者特别重视的。
第一，从纵向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外债史。纵向主要指外债制度在中国近代史上移植、演变的过程。外债是在外来因素的冲击下产生的，究其本质，是一种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移植过来的制度。它在中国发生之初，因为无法在旧有制度框架里得到确立，所以只能在社会经济活动的“边际上”演化，导致了制度规则的临时性和不确定性。但外债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外债活动的全面展开，临时的和不确定的制度规则往往使外债运行成本过高。因此外债活动依照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千方百计地完善外债制度的各个要素，嵌入到社会经济制度中去，使外债制度固定化、正规化，于是产生了近代外债制度从移植到创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两种制度塑造主体在发挥作用：一是晚清政府、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组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近代主权代表，成为外债制度诱致性塑造力量；二是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形成的在华特权进行制度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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