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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明清史研究的若干动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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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尽管有费正清等老一辈知名人物的努力，美国明清史研究的总体水平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无法与日本或中国相比，但70年代中后期之后，第二代明清史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从材料到观点到解释模式都有新的突破，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就是对这一重大变化的总结。从这以后，美国的明清史研究开始与中国、日本鼎足而立。这种变化固然有美国内部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方法的影响。
从那时直到90年代末明清史学者的基本思路都是考虑此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几乎都在抨击“停滞论”，努力给予此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以符合中国内部情况的解释，成果涉及中国*、经济、思想文化与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胜枚举。中国也有多种译著出版或在刊物上介绍和评论，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孔飞力的《叫魂》等等都有中文本。
这一时期的明清史研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越来越少有著述是把明朝或者清朝的建立作为起点的（当然如魏斐德的《洪业》这样的传统*事件史除外），甚至也少有从鸦片战争开始来展开一个专题的。这说明王朝周期已经无法解释许多历史现象，而仅从外部因素考虑变化之始也显然是片面的。因此，从70年代末普遍采用帝国晚期（lateimperial）的说法，比较著名的如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约翰逊等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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