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年来美国明清史研究的若干动向 |
 |
|
|
大众文化》等。大约在80年代后期，一些人认为“帝国”一词过于强调一个时代中某种东西行将终结的感觉，而近年来的研究恰恰证明这个时代中充满了新的发展。此外，这个词只是对研究中国的学者有特别的意思，而很难为研究别国历史的人共同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强调明清新变化的学者开始频繁使用近（现）代早期（earlymodern）的概念，比如韩书瑞与罗斯基在《18世纪的中国社会》前言中写道：“18世纪是中国近（现）代早期中最富活力的时期之一。”到了近年，又有学者感到不满，认为这具有内在的目的论倾向，使人们去过分想象前近（现）代时期的近（现）代性，并把中国与西方进行类比。
正是在这样的讨论背景下，以美国学者为主，有中国内地、台湾和日本学者参与的“世界时间与中国时间中的清的形成”学术会议于1999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召开，目的是注意17世纪中国发生的变化对总体评价和概括16到18世纪的中国史和欧亚大陆史的关联性。同样，当中外明清史学者热衷于明代中叶开始发生的、虽经中断却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的种种新变化时，另一些学者却在思考明代前期的时代特征与性质。1997年，在加州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学者们认为应该把从宋经元到明前期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具有独特重要性的时段，否则就无法全面证明明中期以后变迁的划时段意义。
与上述宏观问题相比，我认为更应引起中国学者注意的是，以往明清史学者对东南沿海地区的高度重视，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思想、人物，近年有了相当的转移，转移到了他们所谓的内亚（InnerAsia）或者中国的中亚部分。对于明和清来说，它们面临的问题显然不同，但是明朝的历史无法脱离元朝和蒙古的影响去考虑；而对于清廷来说，这一地区的形势始终是决策的尺度之一：西藏、新疆、蒙古的问题在清朝受重视的程度远超历代，这一地域对于清代中国的影响也远超历代，因此，这必将使人们注意在欧亚大陆发展史上这个腹心地带的大推动作用。在这里，它不仅是中国的边疆史，也是欧亚大陆腹心地带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明清中国、特别是清代中国在世界史上的意义才能凸显出来。
可以看到，美国的明清史研究中的争论无论领域宽窄、题目大小，其背景或者目的都尽量是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界共同关心的，是在某个层面具有共性的问题。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研究同一领域的各国学者便无法交流，甚至历史学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美国学界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某种历史研究模式支配下，会出现相当一批具体的研究成果，而在时代变化和观念更新的刺激下，一些具体成果开始挑战和质疑原有的研究模式，产生新的模式，再导致一批具体成果，历史研究便在如此往复中进步。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