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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期我国科技观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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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的魏源在其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中，用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专门记述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及其成就，这在以往的历史撰述中是罕见的。在谈到科学技术在富国强兵方面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时，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海国图志》）他以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成功事实来说明是否重视和学习科学技术实际上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兴衰强弱息息相关，决不可等闲视之。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魏源充满希望地指出：只要中国人能转变观念，虚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即“因其所长而用之”，“东海之民”就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最终必定会赶上“西海之民”，并实现“御侮雪耻”、“富国强兵”之梦想。不难看出，魏源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和解放的意义，而这个认识是中国人在付出了沉重而巨大的代价后才获得的。其后的冯桂芬和王韬也持有同样的认识。冯桂芬指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校庐抗议》）这里冯桂芬认为只要中国人能虚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即“中国多秀民”（同上），何止是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且最后一定能迎头赶上，并超越之。这对鼓舞国人，增加自信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王韬则谓：“穷则变，变则通，自强之道在是，非胥中国而夷狄之也。统地球之南朔东西，将合而为一，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吾恐不待百年，轮车铁路，将遍中国，枪炮舟车，互相制造，轮机器物，视为常技，而后吾言乃验。呜呼！此虽非中国之福，而中国必自此强，足与诸西国抗。”（《园尺牍》）上述是王韬对世界与中国未来的预料，后来历史的发展已验证了这种预料的正确性。但更具价值的是，王韬认为中国要想摆脱遭受西方欺凌宰割的屈辱悲惨的命运，真正走向富国强兵的近代化发展之路，唯有重视和学习科学技术，舍此别无它途。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科技救国”和“科技兴国”的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个认识即使在当代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指出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巨大动力
尽管在19世纪的中国，人们还不知道生产力为何物，由此也就根本无法得到“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样的理论。但是，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通过对欧美诸国历史与现实之认真深入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方面拥有巨大而神奇的力量。对此，王韬在《漫游随录》一书里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方面所产生的巨大而神奇的力量概括无遗。具体言之，它涵盖了这样几个层面：其一是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大大地提高和增强了人类认识自然，进而利用自然，造福于人类的信心和能力。如“由气学知各气之轻重，因而制气球，制气钟，上可凌空，下可入海，以之察物、救人、观山、探海。”则是其缩影和一个侧面。其二是由于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各个部门，不仅大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质量和效率，而且由此亦使人类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和巨大进步。“以省人力，日行千里，工比万人……诚利器也”，“一日千里”，“日新月异”则是其真实的写照。这既反映了作者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及其功效成就的高度关注和深邃思考，又寄寓了作者欲藉此激发中国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热情，以实现御侮雪耻、救亡图强的良苦用心。《日本国志》的作者黄遵宪亦认为，欧美诸国之所以自近代以来能获得飞速发展，并取得巨大进步，乃至臻于国富兵强，其根本原因在于重视和发展工艺（即工业和科学技术）。他说：“今欧美诸国，崇尚工艺，专门之学，布于寰宇”。“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富国也以此，强兵也以此：其重之也，夫实有其可重者也。”（《日本国志》）这里黄遵宪不仅盛赞了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给欧美诸国国计民生乃至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发展和进步，而且由此又提出了一个新认识，即科学技术的转换和应用问题。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并没有错，但它是潜在的生产力，需要转换才能变成直接的和现实的生产力。尽管当时黄遵宪还无法认识到这个转换过程，但是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只有“资于用”，而且是广泛应用，才能使其作用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得以最充分地显现。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认识，颇具启示意义。由欧美反观中国，黄遵宪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之所以远远落后于欧美诸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士大夫“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结果非但致使国人“于工艺一事，不屑讲求，所作器物不过依样葫芦，延袭旧式”，而且终致工艺“实学荒矣”（《日本国志》。对此，中国的士大夫难辞“误国”之咎。黄遵宪在对中国的士大夫轻视科学之观念进行批评的同时，实际上又提出了科学技术的创新问题。他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之所以落后，固然与中国的士大夫固有的偏见与歧视有关，但同时也是“多延袭”、“少创新”所致。这个认识不仅在当时中国是超前的，即使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最后他不无忧虑地指出：在“今万国工艺以互相师法，日新月异，变而愈上”（同前）之新趋势下，中国人对此一定要有紧迫和危机之感，努力学习和发展“工艺”，以期缩短中国与欧美诸国的差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总之，19世纪中期我国科技观的变化，不仅在国人面前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而且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视为振兴国家和民族的一种方略。这无疑具有思想启蒙和解放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为它既有助于中国人更新观念，及早走出轻视科学技术之愚昧肤浅的认识误区，又有助于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意识，激发中国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实现御侮雪耻、富国强兵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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