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史胆与史责 |
 |
|
|
彭忠德
注重史家自身的修养，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史上两位著名的史学理论家曾对史学家修养作了严肃认真的总结：唐人刘知几认为才、学、识为史学家必具的修养。清人章学诚在刘知几所说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史德”。从此，才、学、识、德遂成为史学家自觉修炼的品德，同时也是人们评价史学家的重要标尺。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史学家还通过自己的言行向人们昭示：胆量和责任感也是史学家应该具备的修养。
齐庄公*乱无道，被大夫崔杼杀死。齐国的史官们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地记下了这件事。“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杼）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史官视死如归的胆量和留信史于后世的责任感。
中国史学史上，有不少史家明确提出史胆和史责：
梁人刘勰所著《文心雕龙·史传》号称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半部史学理论专著，就曾专门论及史学家的胆量和责任心：“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为劳”。
范文澜以韩愈为例解说此句，指出面对作史可能带来的各种是非之祸，有无史胆、史责之史官的应对是不同的：“韩愈不敢作史，恐赢得是非之祸尤耳。荷担犹言负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