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戴震“理欲”说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与改造 |
 |
|
|
佚名
题注：本文系1996年为长沙岳麓书院举办的国际儒学研讨会而作，后因事未能参加会议，遂将文章投寄台湾《哲学与文化》杂志社。数年过去，我几乎已将此事忘却。月前得杂志社所寄刊物，方知拙文已刊发于今年五月号上（第廿八卷第五期），心中甚是感激。然粗粗检过，发现脱漏、错误之处颇多，故将所发现之错误email至杂志社，并请求允许我将文章重发于我的个人网页上。兹所刊者，盖因于此。凡文中有红色标记者，均是杂志所刊出错处。
对于戴震，现今学术界的评价极高。拙文无意于对各家的评价进行论辩，只是因为读了戴震的著作之后有一些想法，并因之成文而已。然年来读书稍多，加以近来撰写《中国理学.人物卷》（明以后），翻阅了不少明清人的著作，发现可以补充拙文的材料实在很多，更坚信拙文的立论可以成立。
说来有趣，现今的一些文章在说及理学，尤其是在将理学同明末清初的一些人物进行比较时，无不对理学深恶痛绝，然考其立论，实有大缪不然者。如论朱载堉“夫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理由象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以为是反理学的大好证据，不知“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实乃程颐之语（见《二程文集》卷一0《答周闳中书》，又见《二程遗书》卷二一上）。又有论阮元对“性”的含义的解释“先有‘生’字，后造‘性’字”，以为此说“划清了汉学与玄学、佛学、理学的不同界限”，不知此语却是阮元转述朱熹的话（见《朱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