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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宋晚期的士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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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隐逸者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所占比例较高。虽未列入“江西诗派”、但与李彭齐名的苏庠也隐居庐山，“以琴书自娱”。（4）（《李彭传》）。比潘大临等人名声更大的词人贺铸在徽宗时，“退居吴下，浮沉俗间，稍务引远世故”，自号“庆湖遗老”（5）（《贺公墓志铭》），“杜门将遂老”（6）（《贺铸传》）。早年深受苏轼赏识的李昭※，从崇宁初年起，“居闲十五年，自号乐静先生”，宁肯与书为友，不愿与人为朋。他将书画储于十囊，称“燕游十友”。其《燕游十友序》云：“与今之人友，或趋附而陷于祸。吾宁与十者友，久益有味也。”（7）（《李昭※传》）
隐逸者多，与-黑暗、天下将乱的时局关系极大。如邵雍果真早在北宋中期使预言：“世行乱，蜀安，可避居”（7）（《邵伯温传》），实有危言耸听之嫌。而士人黄安时在宣和年间所说：“乱作不过一二年矣”（8）（卷四），已是不少士大夫的共识。“时天下多故”，人们普遍认为：“事至此必败”（7）《杨时传》）。问题在于：面对这一危局，是奋争还是躲避？不少土大夫不是选择前者，而是选择后者。至于隐逸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遭受-迫害所致。如饶节先退居山中，后削发为僧，更名如壁，自号倚松道人。他还只是遭受挫折，晁补之则是受到迫害。他罢官后，“尤好陶渊明之为人，其居室庐、园圃，悉取渊明《归来词》名之”（9）（《晁太史补之墓志铭》），自号“归来子”。有的由于怀才不遇而退隐。如谢逸兄弟虽“博学，工文辞”，但“举进士不第”。他们“以琴奕诗酒自娱”（4）（《江端友传》），谢逸自号溪堂，谢※自号竹友，以布衣终其生。有的因为不满现实而遁世。如唐恕、唐意兄弟目睹“群阉恣横，凌驾缙绅”，“即相约弃官归乡里，杜门不复出”（10）（卷下），唐意饿死江陵（今属湖北）山中。江端友与其弟端本，隐居于开封东郊封丘门外，躬耕蔬食，“蔡京欲辟之，不能致。”（4）（《江端友传》）他曾作《牛酥行》诗，揭露盛行于官场之中的行贿受贿歪风。照此看来，江氏兄弟归隐田野，也是出于对-黑暗的极度不满。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或许是遵从夫子遗训，朱敦儒在北宋晚期远离城市，自号岩壑，隐居山林。他说：“糜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7）（《朱敦儒传》）有的由于避祸远害。据《宋史·隐逸传》载，南安（今属福建）翁避乱山野，“种园为生”，“十五年不出”。杨可试、可弼、可辅兄弟三人躲避于洛阳山中，据说此间是个类似于“桃花源”的去处，“惟计口授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于他人”（11）。有的原因不详，大致是多种因素兼而有之。如东川布衣崔子方“隐居真州-县（今属江苏）”，“虽衣食不足而志气裕然，杜门著书三十余年而死”（1）（卷十六，建炎二年六月戊辰）。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刘卞功“筑环堵于家之后圃，不语不出者三十余年”，“独守一亩宅，惟耕己心田”。他说：“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吾无是四者，岂不快哉！”徽宗闻其名，拟召其入朝。刘卞功婉言谢绝：“吾有严愿，不出此门。”徽宗“知不可在，赐号高尚先生。”（12）（卷一）这些隐士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仅就此而言，其道德可谓高尚。然而他们放弃应尽的社会责任，逃避现实，非但不利于改造社会，反而有利于腐败政权。徽宗对隐士褒奖有加，奥妙正在于此。
除隐于野者而外，既有隐于市，也有隐于朝者。北宋晚期整个社会虽然陷入危机，但表面上空前繁荣，吃唱玩乐，花样百出。毛滂《忆秦娥》词云：“醉醉，醉击珊瑚碎；花花，先借春光与酒家。夜寒我醉谁扶我，应抱瑶琴卧。清清，揽月吟风不用人。”此词即是他本人以及当时不少士大夫醉生梦死颓废生活的如实写照。他们对社会失去信心，对前途感到渺茫，纵情声色，花天酒地，其内心世界甚至比隐于野者更空虚，实属隐于市。靖康年间，国难当头，即便朝中大臣亦置朝政于不顾。如尚书左丞蔡懋“不恤民情，不忧边事，日用妓乐饮燕，广造舞衣戏衫，酣醉优杂，殊无体国之意。”（13）（卷四十八，靖康元年六月十八日）宰相吴敏“略无忧国之心”，置朝政于不顾，“重造金器数百件，置婢妾二三人，以共娱乐”。并声称：“宰相事业，如斯而已。”（14）（卷十一，靖康元年九月九日）宋代俚语称：“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15）此语最早出现于何时，虽不可考，但北宋晚期照此行事的士大夫为数甚多。他们少说为佳，体谈国事，可谓隐于朝。岂止一般官员，不少言官也不说话。除徽宗、钦宗即位之初而外，“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暗默，以为得计。”（7）（《崔鸥传》）这对个人确实“得计”，不仅可以保官，甚至还有升官的可能。如李会、李擢在徽宗时“迭为台官，禁不发一语”，到钦宗时又“被召用，复预谏净之列”（7）（《李光传》）但对社会危害甚大，权力因而不受约束，腐败越发不可收拾。
对于北宋晚期的奔竞之风，当时人描述道：“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相师成风，莫之或止。”（7）（《陆佃传》）他们仿佛意气风发，然而并非以天下为己任，而是为利禄而奔忙。此风在北宋中期已见端倪，这与员多阈少的矛盾有关。（16）所谓员是指已进入官僚队伍的人，而阙则是指有待填补的空缺职务。仁宗末年的情况是：“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有一官之缺，延颈望迁者众。”（17）北宋晚期，员额与阅额的比例超过三比一。如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吏部所掌握的员额为43000余员，阙额仅14000余员。（18）于是，奔竞之风愈演愈烈。士大夫们为了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不惜采用各种卑劣手段。
其一，巴结宦官。如蔡京东山再起，以童贯为背景。王黼官居相位，以梁师成为后台。王安中作诗吹捧梁师成，“师成读之，大喜”，“荐之于上，不数年，登禁林，入政府”（19）（余话卷二）李邦彦因讨好宦官而平步青云，直至拜相。当时的情况是：“士夫相习成风，皆以附丽内待为荣”；“政和、宣和所除宰执，尽出其门。”（14）（卷十五，二年正月四日）童贯、梁师成等宦官以及蔡京、王黼等权贵，公开卖官鬻爵，官职各有定价。开封民谚称；“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阁。”（13）（卷三十一，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其二，奔走权门。北宋晚期禁谒法即禁止有关官员会见宾客的法令虽然存在，但近于名存实废。“土大夫动以造请为勤，每遇休沐日，赍刺自旦至暮，遍走贵人门下。”尽管很难会见“贵人”，只能在其《见客簿》上留下姓名，可是有时也能收到升官发财的奇效。如蔡京“因阅门下《见客簿》，有一朝士，每日皆第一名到，如此累月”，他“异之，召与语，可听，遂荐用至大官。”（20）（卷一）由于奔竞成风，出现了不少新词汇。如“托身之初，腹心尽布，谓之‘纳忠’。被用之始，先加约束，谓之‘受记’。前出某氏之门，一不满意，又转而之他，谓之‘投换’。阴与之合，而阳背之，以陷害异己，使之不测，谓之‘摆踪’。”（13）（卷八十七，靖康。年三月。十九日）余深、林滤、薛昂在“纳忠”、“受记”之后，未曾“投换”、“摆踪”。他们与蔡京“同恶相济，始终附会，指天誓日，而不相负”，（14）（卷十一，靖康元年十月二日），因此官至执政。当时人说：“蔡京得力之多者，（余）深为第一，（林）摅为第二。”［14］（卷十，元年七月二十九日）而薛昂最无耻，他“平日媚事蔡京，无所不至，举家为（蔡）京私讳其名。（薛）昂语误及‘京’字，即自批垂其口。”（14）（卷十一，靖康元年十月二日）
其三，看风使舵。与余深等人不同，赵挺之、王黼不是死党，而是“活”党。赵挺之“始因章※进，既谄事蔡卞。及卞黜责，又谄事曾布，出入门下，殆无虚日”。人们“以其观望险诈”，称他为“移乡福建子”（21）（《任伯雨》）。所谓“福建子”是宋人对奸狡之徒的代称，赵挺之虽非福建人，但其行径与“福建子”无异。王黼起初因巴结宰相何执中而出任左司谏，不久听说蔡京将复相，立即上疏称赞蔡京，从而晋升左谏议大夫。他“既骤迁，遂背（何）执中”。郑居中与蔡京并相，二人相互争斗。王黼转而“投郑居中党中”，郑居中多次向徽宗“称荐（王）黼有宰相才”。王黼得以升任御史中丞、翰林学士，但激怒了蔡京。王黼毕竟善于钻营，很快找到新后台。他“特事宦者梁师成为父，与折简，必呼之为‘恩府先生’。”（13）（卷三十一，靖康元年正月十四日）在梁师成的力荐下，王黼终于拜相。与王黼这类变色龙相比，赵野手段更“巧妙”，他特别擅长脚踏两只船。徽宗后期，“蔡京、王黼更秉政，植党相挤，莫有能两全者”。而赵野“处之皆得其心，（蔡）京、（王）黼亦待之不疑。”（7）（《赵野传》）。他因而官运亨通，中进士仅十余年，便官至执政。
其四，争权夺位。徽宗时期，如与蔡京无关系，很难出任宰执。一旦官居宰执，又大多与蔡京作对。蔡京与赵挺之、郑居中、刘正夫等人先后并相，莫不相互排挤。当时的执政也几乎无不与蔡京勾心斗角。如张康国曾是蔡京的党羽，出任知枢密院事后，“浸为崖异”。徽宗对蔡京并不完全放心，他密令张康国“狙伺其奸”，并“尝许以相”。（22）（四笔：徽庙朝宰辅）于是，张康国为争夺相位，不时与蔡京顶撞。但他不久便仰天吐舌而死，据说是蔡京暗中派人-所致。徽宗后期，情况更严重。“王、蔡二党，阶（蔡）京芘京，缔（王）黼者右黼，援丽省台，迭相指嗾，徼功挑患。”（7）《耿南仲传·论》）岂止官员之间，蔡京家庭内部也因权力之争而兄弟相争、父子反目。其弟蔡卞外号人称“笑面夜叉”，其于蔡攸在宣和年间灸手可热。蔡京先与蔡卞，后与蔡攸争权。蔡攸更是心狠手毒，甚至请求徽宗将其骨肉兄弟蔡※处死。可见，其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之激烈。
其五，粉饰太平。徽宗“务以符瑞文饰一时”，士大夫则“相与附会而为欺”。（7）（《五行志序》）所谓符瑞或祥瑞是迷信的说法，指好事的兆头或象征，诸如所谓黄河清、甘露降、祥云出、膝磷现等等。徽宗即位后，坏事太多，好事极少。难怪当大臣在大观年间禀报都省门前甘露降，徽宗兴奋不已，既下诏又吟诗。宣和初年，天下将乱，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地方官员进奏，在木材之中发现“天下太平”四字。徽宗得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天下争言瑞应，廷臣辄笺表贺”，（7）（《王安中传》）士大夫纷纷藉此向皇上献媚邀宠，以便升官晋职。如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李文仲派人“采（芝草）及三十万本，每万本作一纲入贡”，（23）（物异考五：芝草），因而升任京东东路转运使。白时中按照徽宗圣旨，“编类天下所奏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尽者，图绘以进。”他因进《政和瑞应记》及《赞》，升任执政，直至拜相。此后，他为稳固相位，多次“表贺翔鹤、霞光等事。”（7）（《白时中传》）每当所谓祥瑞出现，王安中即刻著文歌功颂德。在其《初察集》中即收有这类贺表43篇，如《贺甘露翔鹤表》说什么“共欣不世之逢，是为太平之象”，并歌颂“皇帝陛下高厚配于天地，孝悌通于神明。”（24）（卷五）宠信阿谀奉迎之臣的徽宗“观所作，称为奇才。”（7）（《王安中传》）王安中很快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历任翰林学土、尚书左丞等职，成为徽宗的主要御用文人之一。
如果说隐逸之风表明士大夫缺乏社会责任感，仅意味着士大夫的堕落，那么奔竞之风则将土大夫一心升官发财的丑态暴露无遗，显示了士大夫的无耻。当时人所说：“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20）（卷一）是句双关语。所谓贱，既指经济上俸禄微薄，又指道德上人格低下。有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土大夫无耻”；（25）（《论士风奏疏》）“士大夫汨丧廉耻，乃至是耶。”（10）（卷下）连徽宗也供认不讳；“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7）（《毛注传》）。
二、好官同好人的背离
北宋晚期土大夫阶层的堕落虽非全部，但实属整体性堕落。尽管如此，也不可一概而论，应作具体分析。就其地位来说，有层次高低之分；就其状态来说，有稍好、较差、极坏之别。据《曲洧旧闻》记载，蔡京公然声称：“既作好官，又要作好人，两者岂可得兼耶!”(26)（卷六）此言可谓不打自招。好官当中无好人，好人与好官的背离正是北宋晚期官场的实情。当时人指出：“崇宁以来，在内惟取议论与朝廷同者为纯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为干敏。”(7)（《叶梦得传》）换而言之，谁善于阿谀奉承，谁甘愿厉行苛政，谁才有晋升的可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不愿说假话，不会瞎吹拍，关心民众疾苦的正直忠厚之士很难做高官。于是，士大夫阶层的层次与状态竟大致成反比，地位越高越堕落越无耻。
下层士大夫可以太学生为代表。他们还只是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士大夫。蔡京对太学特别感兴趣，他在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拜相，八月便提出一整套以发展太学为重点的振兴教育方案，并得到徽宗认可。徽宗时期，太学规模明显增大。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太学生的名额为上舍100人，内舍300人，外舍2000人，共2400人；徽宗崇宁元年增加为上舍200入，内舍600人，上舍3000人，共3800人。徽宗及蔡京对大学生采取利诱与钳制相结合的方针。当时，太学生的确得到某些实惠，如每月的餐食钱即膳食补贴金由元※年间的900文增加到1300文。岂止太学生，即使州县学生也“复其身，内舍兔户役”，（7）（选举志三：学校试），上舍享受“官户”待遇。从崇宁五年到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这18年间，废除科举考试，太学上舍考试合格即等同于省试中第。在太学生地位提高的同时，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受到更为严密的控制。蔡京“不许土大夫读史作诗”，“于是庠序之间以诗为讳”，（22）（四笔：陈简斋葆真诗）“士人程文有用《史记》、西汉语者辄黜落”，（27）（卷十二）‘指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28）（《诗道否泰》）不少重要历史文献乃至优秀文化遗产被列为-，徽宗公然下诏“毁《东坡文集》、《唐鉴》、《马子才文集》、秦学士豫章、三苏《文集》、《东斋记事》、《豫章书简》、《湘山录》、《眉山集》、《别集》、《东坡词》、《刘贡父诗话》、晁、张、黄先生《文集》、秦学士文。”（29）（卷十四，崇宁二年四月乙亥）甚至引用某些儒家经典中的词句，如“大哉尧之为君”，也被列为“时忌”，明令禁止。禁止的理由是“‘哉’音与‘灾’同”。-并非一纸空文，“当时试文无辜而坐黜者多矣”。（22）（三笔：政和文忌）禁止的重点在于所谓“谤讪朝政”，当时“学规以‘谤讪朝政’为第一等罚之首”，（30）（《学校》）惩处的办法是拘押于自讼斋即反省院。朝廷“令郡县置自讼斋，以拘诽谤时政之人”。徽宗亲自下诏：“三舍生言涉诬讪并异论者，悉遣归其乡自讼斋拘之。”（23）（学校考七：郡国乡党之学）当时人指出：“自崇宁以来，（蔡）京贼用事，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辖，一容异论者居其间，则累及上下学宫，以黜免废锢之刑待之。”徽宗及蔡京对太学实行军法统治，基本上达到了所谓“士无异论，太学之盛”的目的。（31）（《论冯※》）太学生们“志于进取，放过有拘忌”。岂止拘忌不言，甚至“惟有迎逢诌佞而已”（23）（学校考七：郡国乡党之学）徽宗“幸学，多献颂者”，（32）（《葛公行状》）太学生们纷纷著文大颂特颂昏君。这正好说明，徽宗时期太学生人数虽然增多，但其整体素质下降。
尽管如此，徽宗时期毕竟出了几位仗义直言的太学生，如陈朝老因上书论蔡京之奸而编管道州（治今湖南道县）、邓肃因上书论花石纲之害而放归田里，朱梦说因上书论宦官之权太重而编管池州（治今安徽贵池）。但在为数众多的太学生中，真可谓寥若晨星。钦宗继位，国难当头，长期沉默的太学生们终于敢怒敢言。他们在陈东的带领下，多次伏阙上书，请求严惩“六贼”，留用李纲。某些高官仍打算沿用徽宗时期的办法，“尽致诸生于狱”。（7）（《陈东传》）。好在右谏议大夫杨时终究是位学者，出面为太学生辩解：“诸生伏阙纷纷，忠于朝廷，非有他意。”（7）（《杨时传》）由他出任国于祭酒，陈东的性命才暂时得以保全。太学生们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足见，在土大夫阶层中，太学生地位虽低，状态较好。
中层士大夫可以台谏官为代表。所谓台谏官是御史台与谏院官员的合称，他们作为监察官员，在北宋中期，“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争，争之不胜而不去者”，对防止朝政迅速走向腐败，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绍圣、崇宁以后，此风遂泯。”（33）（《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台谏官任命制度的变化所致。按照北宋旧规，台谏官由皇帝亲自任命，“宰臣、执政官勿预”。（34）（选举二十八之二十八）徽宗即位后，居然下诏“宰臣、执政、侍从官各举可任台谏者”，（7）（《徽宗本纪一》）为宰相操纵台谏官任命大权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徽宗时期台谏官大多出自宰相之门，台谏官独立言事、风闻言事的原则也随之有名无实。蔡京“久虚谏院不差人，自除门人为御史”。（35）（卷十一，崇干五年二月丙寅）如御史中丞朱谔“出蔡京门，善附合”，（《朱谔传》），因而官至执政。许敦仁因系蔡京故里旧交，蔡京“倚为心腹”，被举荐为御史中丞。他“凡所建请，悉受京旨。”（7）（《许敦仁传》）如果说仁宗时期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36）（《上皇帝书》），那么徽宗时期台谏官往往“伺大臣风旨以为乡背”。（34）（职官五十五之十六）
应当承认，徽宗时期台谏官的堕落有个过程。在其初期，台谏宫中不乏正直之士。“（张）庭坚与邹浩、龚※、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谏列，一时翕然称得人。”（7）（《张庭坚传》）在这五人之外，还可补充陈师锡、孙谔、张舜民、沈畸、张汝明等人。他们的谏言未必正确，但仍大体保持北宋中期台谏官“不挫于权豪，不畏于强御”的风格。（34）（职官五十五之十四）可是他们几乎都无好下场，邹浩、任伯雨、张庭坚、龚※、江公望、张舜民、沈畸长期远贬险恶之地，陈师锡含冤死于贬所。徽宗身为皇帝，其地位和角度与蔡京不同，对付台谏宫的手段也与蔡京有别。台谏官的上疏，他或留中置之不理，或转交宰执处理。如果说转交宰执处理已有借刀-之嫌，那么更恶劣的手段是明加称赞而暗加惩治。如左正言陈禾弹劾宦官，他“论奏未终”，徽宗已厌烦，“拂衣起”。陈禾“言愈切”，“拂上衣”，“衣裾落”。徽宗虽然当面称誉他为“直臣”，但御史中丞卢航次日便上奏指责陈禾“狂妄”，（7）（《陈禾传》）陈禾因而惨遭贬黜。如此处罚陈禾，显然出自徽宗授意。徽宗初期以后，台谏官除陈过庭、蒋猷等寥寥数人仍尽职尽责而外，大多“有所畏忌，受制于人。”（34）（职官五十五之十四）他们或身为言官而“不能有所建白”，或只言“细故”以塞其责，（7）（《朱谔传》）甚至堕落为宰执大臣抬高自己的吹鼓手、打击政敌的马前卒。如许敦仁刚出任御史中丞，即依照蔡京指使，上章请求徽宗“五日一视朝”，以便蔡京“颛窃国命”，连徽宗也认为“其言失当”。（7）（《许敦仁传》）蔡京授意御史钱※、石豫、左肤，相继弹劾韩忠彦、普布，以致韩、曾二人先后罢相。黄葆光等台谏宫虽敢于弹劾蔡京，但并非独立言事，而是秉承其他宰执的旨意。如“（黄）葆光、（张）克公主郑居中，（石）公弼、（毛）注朋张商英，皆非端士也。”（7）（《洪彦升传·论》）。而王安中则“缔合王黼”，他在御史中丞任上，多次声讨蔡京“欺君僭上，蠹国害民。”（7）（《王安中传》）言辞虽剀切，但无非是王黼与蔡京争权夺位的反映。徽宗退位后，统治集团在反省朝政腐败的教训时，才由钦宗下诏重申：“台谏者，天子耳目之臣，宰执不当预，当出亲耀，立为定制。”（34）（职官五十五之十六）一时之间又涌现出一批敢于揭露弊政、弹劾奸佞的台谏官，诸如崔鹤、余应求、许景衡、陈公辅、李光、胡舜陟等人。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即遭贬黜，北宋王朝也随之覆灭。
三、昏君加佞幸的格局
上层士大夫诚然应以宰相为代表。可是，他们地位虽高，总体状态极差。在台谏官中毕竟还有一些直臣，而在徽宗所任命的12名宰相中无一人堪称贤相。大观年间，太学生陈朝老上书称：“陛下即位于兹，凡五命相矣。有若韩忠彦之庸懦，曾布之赃污，赵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复相何执中，是犹以蚊负山也。”（35）（卷十二，大观三4年六月辛已）对于其他几名宰相，《宋史》本传的评价都不高乃至极坏。如张商英“适承蔡京之后，小变其政，譬饥者易为食，故蒙忠直之名”；郑居中“向背离合，视利所在”；刘正夫“能迎时上下，持禄养权，性吝啬，惟恐不足于财”；余深“谄附蔡京，结为死党”。陈朝老及《宋史》本传的评论未必完全准确，然而即便是曾布，尽管他当年曾经是王安石推行变法的得力助手，这时也不配以贤相相称。至于蔡京与王黼，则属于“六贼”。当金军南下攻打开封时，白时中与李邦彦并相。白老谬无用，李尤其无耻。靠他们组织、指挥抵御金军，只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按照常规，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理应由皇帝及士大夫出身的宰相组成。然而晚期则不然，由徽宗及其宠信的“六贼”组成。六贼中人即便不是宰相，其权势也非一般宰相可比。六贼实指蔡京、王髓、童贯、梁师成、李彦、朱※，泛指徽宗的宠臣，还应包括杨戬、谭稹、高俅、蔡攸、李邦彦等人。其中，朱※、高俅出身市井，并非士大夫。朱因进奉花石纲而得宠，高因擅长击球而“日见亲信”（19）（后录卷七），以致掌管禁军。他们“专为诌媚，以导人主，竞作-，以荡上心。”（14）（卷四，靖康元年三月十八日）《宋史·佞幸传》有朱※，十分恰当；无高俅，是个失误。所谓佞幸，指因谄媚皇帝而得宠幸之人。除此而外，六贼之中，一半为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杨戬、谭稹性巧媚、善奉迎，不足为奇。但凡皇帝宠信的宦官，原本即是标准的佞幸。
六贼之中，土大夫大约也占一半。奇怪的是他们无不堕落为佞幸。士大夫的地位、角色、处境乃至生理、心理都与宦官同。大臣系天子的辅佐，宦官为皇帝的奴才。依照当时的观念，士大夫的行为理应有别于宦官：“宦者以承顺为事”，“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37）（本朝六：中兴至今日入物下）如大臣居然与宦官一样奴颜媚骨，人们将嗤之以鼻，“真奴隶之材也，何以士大夫为。”（13）（诸录杂记：朝野佥言）王黼不仅出身进士，而且身为宰相，他“每人禁中，为柔曼之容，效徘优浑话，以悦上意。”（13）（卷三十一，靖康元年正月十四日）。《宋史》将他列入《佞幸传》，实属准确无误。王黼善佞，说怪也不怪，这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已经成为风气。蔡京作为资深士大夫、老牌大官员，“日请上游宴，以酒色困之”，（13）（卷四十九，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同样是个十足的奸佞。李邦彦虽自号“李浪子”，但毕竟上舍及第，跻身士大夫行列。他拜相后自称：“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在相位“惟以诌佞取容”，（13）（卷二十八，靖康元年正月六日）与宦官者流并无二致。宣和年间官至领枢密院事的蔡攸，起初无非“垂髫一顽童尔”，但已获得赐进士出身。其父蔡京叫他“日与陛下游从嬉戏”，诸如“花栽怪石。笼禽槛兽”之类，既让徽宗“不知天下治乱”，（35）（卷十一，崇宁五年二月丙寅）又使蔡攸博得徽宗欢心。蔡攸得宠后，“其家为复道曲河，暗通禁中，邀上每私幸其第，连夜不止”。当时人指责蔡攸“长于柔佞，自幼出入宫禁，与内侍无异，专为优伶之态。”（13）（卷五十六，靖康元年九月十九日）。有人更是一语破的：“攸盖弄臣。”（14）（卷九，靖康元年七月十日）弄臣者，皇帝所亲近玩狎之臣也。足见，北宋晚期最高统治集团的结构已由从前皇帝加大臣的局面蜕化为昏君加佞幸的格局，这在北宋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总之，北宋晚期的士大夫阶层总体上已堕落。一旦国难当头，难以肩负天下重任。杨时在宣和年间就指出：“士人怀异心，缓急不可倚仗。”（7）（《杨时传》）北宋行将覆灭之时，人们不禁喟然长叹：“中国（指北宋）无一男子。”［14］（卷十六，靖康二年二月十四日）“无一”二字虽然言过其实，但此言大体属实。而其上层特别是最高统治集团将正直的士大夫几乎完全排除在外。当时人罗从彦强调：“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38）（《议论要语》）北宋晚期，奸佞横行，其结果必然是朝廷决策失误甚多，天下嗟怨之声四起。徽宗狎近佞幸，佞幸诱惑徽宗，徽宗昏庸日甚，佞幸权势日增，“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7）（《徽宗本纪·赞》）
四、理念和基业的脱节
有必要指出，北宋士风极坏这一论断尽管出自日本汉学名家宫崎市定笔下，但仅适用于北宋晚期。他甚至对范仲淹横加指责，则极不公允。（39）（46－47页）对此，已故美籍宋史专家刘子健在《梅尧臣＜碧云※＞与庆历政争中的土风＝（40）一文中，已予驳正。力主北宋士风较好的学者高度肯定土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入世苦行的精神与崇尚气节的情怀。（41）（1－42页）（42）（441－579页）这些肯定性的论断并非向壁虚构，并且很有见地，但仅实用于北宋中期，至多包括北宋前期。北宋的士大夫阶层的确曾经颇有生气，他们对北宋建国百余年的长期稳定发展并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届一指的先进国家，确实贡献不小。然而时至北宋晚期，土风大变。北宋晚期士大夫阶层竟如此堕落，原因究竟何在？
前面已经讲到，土风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在很大程度根植于-黑暗、天下将乱的时局；奔竞之风愈演愈烈与员多阙少的矛盾有增无减关系极大；太学生整体素质的下降是朝廷实行利诱与箝制相结合的方针的结果；台谏官堕落为宰相的工具是由于宰相操纵其任命大权；好官无好人、昏君加佞幸格局的形成是徽宗宠信佞幸的恶果，加之昏君与佞幸恶性互动，以致朝政腐败混乱到极点。然而所有这些，均属外在原因。
北宋晚期士大夫阶层的堕落，更有其内在因素，关键在于士大夫阶层自身具有两重性。他们既在理念上追求高尚的人格，又在经济上依附于皇权。“以天下为己任”这一精要之语，简洁地概括了北宋士大夫特别是其佼佼者的人格追求。何况在他们看来，“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43）（《孟子·万章章句上》）并且强调：“从义不从君”，“君有不义，不从也。”（44）（卷三，贞观十六年“臣祖禹曰）正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人格追求，士大夫们往往以道义的承担者自居，不惜面折廷争，力图以道驭君。在他们当中，被称誉为“鱼头参政”、“铁面御史”、“独击鹘”、“殿上虎”者大有人在。这些绰号将北宋士大夫的气节与风格和盘托出。他们一旦出任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一类的职务，往往将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既在政统上定位为君臣关系，更在道统上定位为师生关系。程颐在崇政殿说书任上，对哲宗敢于严格要求、勇于直言规谏，即是其例。他们一旦拜相，力求将自己的-理念变为现实。如据马元卿《元城语录》记载，王安石在相位，与神宗“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必面折之，反复诘难，使人主服若乃已。”（45）难怪以敢作敢为著称的神宗也曾叹息：“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在场的士大夫居然说：“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46）志在天下的王安石与志在逢君的蔡京，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士大夫阶层的人格追求并无深厚的经济基业作保障，他们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附于皇权。当时出身“措大”即寒士的士大夫为数不少，其生活来源主要仰仗于朝廷给予的俸禄。如杜衍虽在仁宗时官至宰相，但仍说：“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47）（《丞相祁国杜正献公》）仁宗、哲宗时三度拜相并官至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的文彦博，其情况与社衍相似：本“一书生耳”，皇上“一日欲罢之”，则又“一匹夫耳”。（22）（《文潞公平章重事》）名公巨卿尚且如此，其他官员更不足论。对于大多数既无多少基业，又无任何技艺的士大夫来说，难免将朝廷观为衣食之源、将皇上视为衣食之父，很难不看皇上乃至权贵的脸色行事。为了摆脱这一尬尴境地，某些士大夫深感没有独立的经济就没有独立的人格，力图创基立业。他们颇有感触地说：“人生不可无田。有田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然而时至北宋，求田问舍，谈何容易。其时，土大夫为官“三十年，竟无尺土归耕，老而衣食不足”者不乏其人。（48）（卷十一）这种现象出现在“贫富贵贱，离而为四”，（49）（卷二）富与贵、钱与权趋于分离的宋代，绝非海外奇谈，完全可以理解。（50）
综上所述，北宋的士大夫阶层在皇权面前，既有倔强的一面，更有软弱的一面。何况他们好名太甚。宋人曾经作过比较：“汉人尚气好博，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贪。”（51）（卷下）尚名好贪的士大夫极易滑入“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2）（《沧州精舍又谕学者》）贪利禄实可视为北宋士大夫的劣根性。如果说其劣根性与软弱性在北宋初期及中期尚处于时隐时现的状态，仅突出地表现在少数人身上，那么到北宋晚期，本来就具有软弱性的士大夫阶层在迭经打压之后，大多屈从于专制皇权，而其劣根性则在朝廷的利诱之下暴露无遗并恶性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晚期士大夫阶层的堕落实属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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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凌兴珍）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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