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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及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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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西北少数民族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影响下，掀起了反清起义，国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起来，使巩固西北边防成为急务。在左宗棠看来，西北部分地区位居边陲，大部分地区则处全国腹地，战略防御条件好，因此，开发西北，对于加强国防，提高战略防御能力，十分有利。另外，西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经济落后，民生困苦，在西北发展生产，加强边防地区的经济力量，解救困苦民生，以便在边陲上集结军队，既能对外防备敌国进犯，又能对内巩固对边疆各族人民的统治。应该说，西北边疆危机的出现促使左宗棠重视西北的塞防，而其开发西北的具体思想和政策是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用兵新疆的过程中最终形成的。他亲眼目睹西北发展的落后，民生困苦，难于保证军需供应，这对于清政府安边治民，巩固边防十分不利，迫切感到开发西北乃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于是他一方面总结前人开发西北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有所创新，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开发西北的思想措施。当然，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中具有利民的因素，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维护清政府的统治秩序是他产生开发西北思想的根本动机，这是由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和左宗棠封建洋务派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禁种罂粟，提倡种粮植棉。
鸦片战争之后，“甘肃各地方，凡向阳肥暖之区，皆废嘉禾而植恶卉”②，“不但流毒无穷，且乱后耕垦无多，民食军粮，尤虞不继”③。左宗棠为了禁绝鸦片，一方面“撰刻四字韵文，颁行城邑、乡村，广为劝戒”，“严督各府、厅、州、县禁种罂粟，文檄分驰并令各防营分途查拔”；另一方面，对种烟农民“以利劝之”，“凡宜种罂粟之地，最宜草棉，棉花之利与烟土相若，时值大旱成灾，粮价异常翔贵，百谷之利亦略与烟土之利相等，亦饬令广种杂粮以裕生计”④，这些措施的推行，对恢复和发甘肃的农业生产曾起了积极作用，从而使军队的粮食供应有了一定的保征。
2．推广种植水稻，劝谕农民种桑养蚕。
左宗棠发现陕甘的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糜谷等产量低，价值贱，农民终年劳苦而不得温饱，“因思南方稻谷利倍之，遂于去岁驻平凉时，令军士试种”，“近日据代理平凉县事王令启春呈送白米来辕，禀称系该令今年试种所得，每亩可得四百斤上下，民间效种，收获亦多……。大约平川足水之地，以之种稻，本无不宜，惟必购得六七十日可收之种，乃能成熟”⑤。左宗棠认为，陕甘还适宜植棉种桑。“查桑树最易长成，一隙之地皆可种植。棉则喜燥恶温，宜种山坡，沙碛间，平地则只须四面掘沟以泄永潦。二者皆不须肥美之地，分种谷田毫无相碍，且初种不甚费资本、工力。迨及合用，则养蚕纺织诸务，又皆妇女所能，不能有碍农事”⑥。他还认为陕甘一带可以放养山蚕。他札饬各州县，要地方官按他开列的树各“查访禀闻”有无“养蚕树”，此事为甘肃开万年之利……非要一手一足所能办，是赖各州县尽乃心力，襄此善政”⑦。他针对陕甘实际提出的恢复和发农业生产的诸种措施，都是切实可行的，这不仅反映了他的经世致用思想，而且反映了他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
3．在新疆兴办屯田的思想。
新疆远在西陲，在当时交通条件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军队换防十分困难。在新疆兴办屯田，培养兵源，可以减少由内地去新疆换防的兵额，节省军费开支。早在清初，清政府就开始在新疆屯田，但实效不大，左宗棠为了解决用兵新疆时的军粮供应问题，借鉴了历史上新疆屯垦的经验，组织军队在作战间隙开荒生产。为了使驻扎各地的军队做到打仗、生产两不误，他令各将领把军队分为两部分。作战者是“精壮有胆之兵”，屯垦者是“愿弱不任战者”。对于如何办好屯田，他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其一，拔给屯民的籽种、耕牛、赈粮，秋后只要求还本，不取任何利息；其二，屯民有余粮出售，官府照市价收买，不许有任何抑勒；其三，军队所到之处，遇有战乱中逃亡百姓留下的荒田，可就地耕垦，百姓回来后，“即发赈给种，并指给地亩，俾得自耕自食；或给予雇值，令其随同耕获，俾得自食其力”⑧。军队开拔时，再把所有耕地无偿地还给老百姓，可使复业者免去开荒之劳。所有这些思想，其实质是把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在新的条件下加以阐发和运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在兴办屯田，发展生产，反抗外敌侵略的同时，能考虑到广大百姓的切身利益，尽力安抚流民，“俾得自食其力”。不可否认，这一安边治民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左宗棠的上述在西北地区广种粮棉、植桑养蚕，发展农业生产的思想以及在新疆屯田的思想都是以利国利民为思想基础的，其中利民是利国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因为他懂得一条当时许多地主官僚不懂的简单道理：“为政首在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⑨”因此在他的开发西北的思想措施中，处处考虑到民众的切身利益，以解决人民疾苦，稳定民心为其思想出发点，认为这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首要之道。如在制定屯田措施时，他认为“军队要吃饭，必须以老百姓有饭吃，能干活为前提”，而坚决反对那种军队以开办屯田为名，实际上是在干摧残老百姓的事，所以在制定屯田措施时，注意考虑广大农民的利益，从而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和配合，使其屯田取得了实效。
4．兴办近代工业，开发西北资源。
作为洋务派中的爱国派，左宗棠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向西方学习，求富、求强，反对盲目排外的思想，主张引进西方技艺，在西北发展近代工业，可称为开创西北近代工业的鼻祖。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创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为西北最早的近代机器工业之一，在他看来，利用西北的特产羊毛，开发毛纺织工业，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业，“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匠师之选，……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⑩。虽然因种种原因兰州织呢局投产不到两年而停工，但左宗棠开发西北毛纺织业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其次，他得知兰州附近的祁连山，玉门赤金峡一带生产金沙，即决定采购挖金机器，并聘请外国矿师准备开采河西一带的黄金。为了发展甘肃的水利事业，他要求购买西洋掘井，开河机器，并积极培训水利人才。他认为“大抵泰西水器有裨实用，为中土急宜仿效之事。……将来传其法于中土，华人可以互相师法，无须洋匠教习，则与福建轮船局同功矣”(11)。尽管用机器采黄金修水利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但左宗棠引进西器，学习西技，开发西北资源的思想实为当时国人之少有，具有积极的意义。
以左宗棠开办兰州机器织呢局为发端，中国西北地区开始出现具有近代意义的工业，虽然较内地要迟缓得多，规模要狭小得多，但相对西北粗放的农牧经济来说，它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是西北自远古以来整个社会经济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开端，对西北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以及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明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纵观左宗棠关于开发西北的思想，他主张在西北地区兴屯垦荒，发展生产，其目的是为了恢复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巩固边防，同时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这些思想均未超出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民本思想的范畴。时代、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产生超越时代的思想意识。他的思想中带有利民的因素，但这种利民因素是为维护清朝统治服务的，并不是纯粹的利民因素，这是由他的封建洋务派的统治阶级地位决定的。
具有社会性的人不可能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信马缰地驰骋自己的思想，每个时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都会产生那个时代特定的思想。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与中华民族和西方列强之间的民族矛盾相交织，使中国出现了一个空前剧烈的动荡时代。但清政府却因循守旧，苟且偷安，-腐败不堪，清封建王朝呈现出日薄西山的末世景象。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形势，清封建统治阶级的营垒开始分化，出现了地主阶级改革派，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他们要求进步，思考王朝、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左宗棠的生存年代跨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活跃和洋务活动产生、发展两个重要的历史时代，他继承和发展了林、魏的强烈的爱国思想，同时又具有洋务派学习西方技艺，兴办实业，求富求强的思想，并不遗余力地投身于救国救民的活动中去。由于阶级的局限，他的爱国思想和救国活动只能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他的开发西北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也不例外。我们不能因为左宗棠思想活动的阶级局限性而对他持否定态度。应该说，与当时的许多鱼肉百姓，昏馈无度，不思国家安危的贪官污吏相比，左宗棠还是远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他的思想中与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林则徐不同的是，他主张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开发利用西北资源的思想已超出了林则除，具有开拓性的作用，这说明他的思想已较前人前进了一步。
（二）左宗棠开发西北的实践
左宗棠上述开发西北的思想，在他任陕甘总督，治理西北期间得到实践，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在平息陕甘回民起义和讨平阿古柏反动政权后，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对农业、工业、水利事业、交通运输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开发措施，从而掀起了近代以来开发西北的第一次高潮。兹对上述活动略加举例，以收见微知著之效。在农业方面，左宗棠在进兵新疆平息阿古柏叛乱后，决心继承林则徐未竟事业，垦荒屯田。驻扎在哈密的嵩武军张曜部在左宗棠的支持下，大办屯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875年报垦荒地19000余亩，1876年，收获毛粮5160余石，扣去种子和各项耗费外，足够该军吃四、五个月”(12)。新疆其他各地在左宗棠的倡导下，大规模屯垦使耕地面积大为增加，以巴里坤为例，“当地原有垦地6万余亩，到1878年报垦约4万亩，1880年已报垦5万数千亩，已接近于原来的耕地面积”(13)。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还大规模地兴办蚕桑事业，两次从湖州运桑秧到新疆栽种移接，并请专人到新疆传授养蚕、缫丝、织造等技术，在甘肃也栽种桑树千余株，左宗棠认为“移浙之桑，种于西域亦开辟奇迹”。“十年之后，可衣被陇中”(14)。在当时的条件下，有这样的创举和愿望，可谓难能可贵。在工业方面，左宗棠于1869年开办西安机器局，这是西北近代工业开发的起点。1878年，左宗棠创办兰州机器织呢局，从而使西北地方官僚开办近代企业的活动从军事工业扩展到了民用工业，投资形式也逐渐由单纯官办转向官商合办，这是西北近代工业结构的一次变化，使经济开发水平明显提高，开发速度得以加快，标志着西北工业和经济的进步。
在开发近代陕甘的水利事业中，左宗棠的作用也值得一书。他在任陕甘总督期间对甘肃水利事业的开发，付出了一定的心血，如对泾河的治理就是一例。秦汉时期泾河下游修有郑国渠和白渠，而上游却不得其利，反受其害。因为泾流之悍激性成，自高趋下，水势愈大”(15)。1876年，左宗棠就想在泾河上游“从其发源之瓦亭、平凉、白水、泾州一带，节节作坝蓄水，横开沟洫，引水灌平畴”(16)。1877年，泾川一带大旱，不能播种，每年粮价为1800文，民生大困。对此，左宗棠认为：“泾水上源沟洫作坝安闸，无郑、白之名，而收益去害，其利可久”(17)。他从德国引进开渠机械和技师，修治泾河。不料1881年，泾河暴涨，工程尽毁，开渠机器也遗弃报废，但这却是西北地区最早利用机械治河开渠之嚆矣。在交通运输方面，左宗棠在担负西北军务期间，认识到“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运难于筹粮”(18)。为了解决交通运输落后对军事行动造成的不利，他十分重视对西北道路的整治。对于兰州以东地区，主要整治“兰州官路”的东段，并开辟安定（今定西）至狄道（今临洮）的运粮路线；对于兰州以西至新疆“兰州官路”的西段，主要是进一步完善交通设施，确保转运畅通。经左宗棠整治的道路，宽3至10丈，路旁植树一至二行，最多的地方有四、五行，目的在于巩固路基和方便行旅，西北的老百姓称这条横贯陕、甘、新的道路为“左公大道”。左宗棠对近代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不仅倡导兴办新书院，重建旧书院，而且还重视启蒙教育，命令地方一律办义学。所谓义学是为无力缴纳学费的贫寒孩童开办的识字学校。“从1874年起到1880年左宗棠离任止，甘肃省城地区兴办的义学有16处，外县办的义学有184处，义塾120处。在宁夏，左宗棠提倡各回族村庄普设义学；在新疆嘱各善后局，各防营广设义学，当时成立的义学达57处”(19)。
左宗棠倡导办义学，办书院，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在当时经济文化落后的西北地区，义学、书院的纷纷创办，可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读书识字，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开发他们的智力。而智力的开发和人才的培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晚清时期西北地区义学书院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最具有普及教育，开发人才的意义。
尽管左宗棠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开发西北的思想并付诸实践的，但他的许多思想和开发活动在西北开发史上是首创的，具有积极意义。也不管他的开发活动效果如何，但他开发西北的胆识和活动是值得肯定的，他对近代西北开发所做的贡献也是不容泯灭的。左宗棠主政西北期间出现了第一次开发西北的高潮，这也是西北近代开发史的开端。
注释：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
②《请奖励劝教兼施之州县折》，〈左文襄公奏稿〉卷45。
③〈甘肃禁种罂栗请将查禁不力实在出力各员分别惩劝折〉，〈左文襄公奏稿〉卷53。折〉，
④《甘肃禁罂粟详将查禁不力实在出力各员分别惩劝奏搞〉卷53。
⑤《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左文襄公咨札〉。
⑥〈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左文襄公咨札〉。
⑦《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左文襄公咨札〉。
⑧《襄公全集·奏稿〉卷的。
⑨董蔡时：〈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⑩《左文襄公批札》卷7。
(11)《左文襄公批札》卷7。
(12)杜经国：《左宗棠与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13)《新疆简史》第2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241页。
(14)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版。
(15)《左宗棠全集》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2473页。
(16)《左宗棠全集》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2493页。
(17)《左宗棠全集》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2473页。
(18)《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16页。
(19)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56―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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