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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朱子语类》而观北宋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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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司马光的过错尤大。因为从-上结成帮派的是司马光，带头以怨报怨的是司马光，不知治体不计后果行为孟浪的也是司马光，给后来带来动乱因素的更是司马光，虽然司马光主编过一部《资治通鉴》，卷帙浩大，而且其中按语说得治理天下的道理头头是道，然而轮到自己做了，却浑不懂为政究以何为先，究以何为准，他只是一味报复，别无良方，因此哲宗亲政以后，便将父亲神宗所用的一帮人起复，这样一来，凡在宣仁朝受过司马光等人排挤的人上台后，便对他们的政敌下手，贬官的贬官，流放的流放，纷纷扰扰，弄得场面跟司马光当时治王安石的党与一样。-措施几年一变更，使得老百姓无所适从，王安石创立了保甲法，到司马光时就废除了；王安石创立了青苗法，司马光也将它废掉了，改用常平法，与祖宗成法等；等等。其实比如保甲法在当时已见成效，一旦废弃，为有识者所大叹惋。总之司马光做宰相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头，使得宋朝政局变得愈发不可收拾，即使如正统的史观将司马光归入良臣之列，其实是均有些意气的因素在内，不得谓之真的实录的。为政切忌的是意气用事，做《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却像三岁小孩一样任性胡为，不得不说是劫数使然，是天下老百姓的晦气。
朱子在他的《语类》中对王安石、神宗、司马光、苏东坡等人均有论列，其中颇有可观的处所。如论东坡的“两截底议论”，就说得很分明：
蜚卿问荆公与坡公之学。曰：“二公之学皆不正。但东坡这德行那里得
似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但东坡后来见得荆公狼狈，
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论甚生财，后来见青苗之法行得狼狈，便不言生财。初
年论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虽北取契丹可也’。后来见得荆公兵用得狼
狈，更不复言兵。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
可见东坡不过是书生的议论，于天下大事，起初只是纵性而言，当措施见诸行事，做得纷扰狼狈时，于是就缩手不做，闭口不言。甚至倒过来认为天下事无一事可做，就尽反当年的议论态度了。这种首尾不一的情形，朱子疑及其人品，以为不足观，因而极轻视东坡之为人，竟至说：
盖介甫（王安石）是个修饬廉隅孝谨之人，而（张）安道之徒，平日苟
简放恣惯了，才见礼法之士，必深恶。如老苏作《辨奸》以讥介甫，东坡恶
伊川，皆此类耳。论来介甫初间极好，他本是正人，见天下之弊如此，锐意
欲更新之，可惜后来立脚不正，坏了。若论他甚样资质孝行，这几个（指张
安道、苏东坡等人）如何及得他！他们平日恣惯了，只见修饬廉隅不与己合
者，即深诋之，有何高见！
东坡只管骂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东坡作宰相时，引得秦少游黄鲁直一队进来，坏得更猛。
因此，朱子对王安石的行事不得不从情理出发做出较为公正的评判：
荆公后来所以全不用许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说得没理会。如东坡以前进
说许多，如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
理弊坏处。后来荆公做出，东坡却又尽底翻转，云也无一事可做。如拣汰军
兵，也说怕人怨；削进士恩例，也说士人失望，恁地都一齐没理会，始得。
且如役法，当时只怕道衙前之役，易致破荡。当时于此合理会，如何得会破
荡？
但司马光和苏东坡等人是以“正人君子”自居的。而王安石新法的失败正跟这些“正人君子”的相激相荡有关。朱子认为王安石用一帮“小人”来搅得天下纷纷扰扰，是不得已之举。因为欲行新法，“正人君子”绝不合作，如司马光的洛党以及范镇、苏东坡等人的蜀党等，这些人构成一个极庞大的反对阵营，即不甚持反对态度的程颢等人最终也变得由于有些意见相左而离改革阵营而去，因此弄得王安石变成孤立无援，他要实行改革，却没有人才，于是不得不引用一批“在野党”所谓的“小人”来成为-上诸项事业的赞助者和实行者，但反对势力由中央深入到基层，行政官僚用消极态度对付，所以新政极难推进，有的地方虽然实行，却不得法，因此结果大大走样，离理想甚远；加之锐意进取的一帮新进求功心切，但缺乏社会同情的基础，终致弄得卤莽灭裂，为反对党所耻笑。这与其说是荆公的错，毋宁说在野派也须负较大的责任。朱子说到温公（司马光）时说：
义刚曰：“温公力行处甚笃，只是见得浅。”（朱子）曰：“是。”
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如争役法，七八年间直是争此一事。他只
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却如何舍命争！
一个“不晓事”将司马光的面目刻画得十分通透，后来司马光的措置颠倒也即因此之故。但新政的决策者除了做宰相的王安石等人外，起决定作用的还应算皇帝即宋神宗其人。神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宋神宗是一个聪明睿智的皇帝，而且有担当大事的决心和能力，他当时见得天下积弊丛生，国力疲弱，所由来有渐，国家不改作，则有趋于衰亡的危险，而要振作，却须有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起用王安石等人推行新政。王安石锐于任事，宋神宗锐于任人，两下一拍即合，于是便演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改革活剧。这场大改革是好是坏，当时与后世有不同的评论，但不管评论的结果如何，这场改革是以大气象开场，却以狼狈草草收场，而牵动后来的朋党之争，引起朋党之间的相互倾轧，使-动荡不安，纷纭扰乱，竟至国亡家破，一发不可收拾。追其根源，不得不说与神宗朝的变革大有关系，毋宁说这是一大关捩。但这是后话，却非神宗与王安石等人所能前知。但当时君臣相得的情形是隐含着-刷新、国富民强的中兴之望的。然而结果归于失败，却断非此君臣二人始料所及。朱子说：
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头头做得不中节
拍。如王介甫为相，亦是不世出之资，只缘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使神宗
得一真儒而用之，那里得来！此亦气数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
惜！可惜！
将责任推之于气数，实在也是无办法中的办法，因为王安石的学问与人品是朱熹所无可非议的，而神宗皇帝也是锐意有为之主，不比昏君，所以对北宋神宗朝以后的-如何评价，实在是朱熹颇为踌躇的一个困境。虽然说王安石“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但什么是正当的学术，便不致误天下，朱熹本人并不知道，以现在的观点，要改革-，当然先得有理论，至少先得有想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然后制订出可行的措施，这与“学术”是有极大关联的，朱子讲“学术”大约并无我们现代的-理论的内涵，他的“学术”其实还是局限于儒家的观点，并不真需要一套治国的科学的方略。因此，他笼统地说要“得一真儒而用之”，天下之大，又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真儒”呢？苏东坡不是真儒，富弼不是真儒，司马光也更不是真儒，后来的章惇不是真儒，蔡京等人不是真儒，也许他心目中的真儒是二程兄弟等人，但轮到他们来做，却也不是真能担当天下大事者，这在朱子的语录中也可找到依据，朱子说程颢志节慷慨，不是块然自守循规蹈矩的人，要行动，也会像王安石那样来一番刷新振作，好与坏却也是不能预知其结果的。在朱子心里，块然自守、循规蹈矩是好的呢？还是锐意任事、敢担当重担是好的呢？我们不知道，朱子也没有坦直地说出来。从朱子的语录中分析，朱子是未能找到新政失败的真正原因的，便只好以一笼统的评判含糊了事。至于说到神宗的品性，朱熹却颇为赞赏，然则亦不无微词，如《语类》卷一百二十七：
神宗锐意为治，用人便一向倾信他。初用富郑公，甚倾信。及论兵，郑公曰：
“愿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郑公只要不做，说不合。后来
倾信王介甫，终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费了无限财谷，杀了无限人，
残民蠹物之政，皆从此起。西番小小扰边，只是打一阵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
才夺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审，便命官发兵去守，依旧只是空城。城外皆
是番人，及不能得归朝廷，又发兵去迎归，多少费力！熙河之败，丧兵十万，神宗
临朝大恸，自得疾而终。后来蔡京用事，又以为不可弃，用兵复不利；又事幽燕，
此亦自神宗启之，遂致中朝倾覆。反思郑公之言，岂不为天下至论。
朱熹之论，不为无理，将神宗的毛病也说得着，神宗的锐意为治，只是其心目中的“治”，如不合这个心目中的“治”的，便不喜欢。结果闹得国家纷纷扰扰，迄无宁日。然而，当神宗朝时，天下已经非太平盛世、百事可以不为而能垂拱而治，西有西夏之扰边，北有契丹之虎视，东又有强邻女真之环伺，而宋朝国力积弱，岁币馈送，亦为每年的一大负担，而国库空虚，不思进取，专为因循，已不适应当时形势，富弼所言二十年内不得用兵，又岂得谓为“至论”？因循苟且，国力岂得不日趋衰弱？难道朱子所谓“真儒”就该是如此的吗？现在看来，朱子有时也不得不堕入糊涂颟顸之陷井，究其原因，也不得不说是“学术不正当”的缘故。神宗有见于此，因此毅然负起改革的大任，然而改革非仅空谈所能了，必须有适当的措施方略，否则非徒无益，反且有害。神宗起初用富弼，可富弼并非应变之才，于是转而求之于当时已享有声望的王安石，王安石却不与他人相同，其才足以另辟途径，其学足以煽动人君，因而与神宗一拍即合，两人均已意识到当时-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特别是财政空虚，而支出不见减少，只见增加，官吏的俸禄也有增无减，因此国家入不支出、境况奇窘，最后一法便只能增加各色各样的税收，这重担就自然而然地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去了。王安石是能洞见国家症结的人，他知道，国家要富强，先得理财，理财之道，先得有理财之人，理财之人须得是有能力的人，亦即所谓贤人，所谓人才，人才有发现之术，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人才然后可任天下之事，然后可理天下之财，所以，王安石新政的条目虽然都是治国平天下之措施，而其根本还在于人才的培养。然而结果并不如意，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学术不正当”（这个“不正当”即是为一种制度所限），所以弄得人才始终匮乏，终王安石在位时也不见有太多新兴的迹象。这不能不说是王安石变法最大的惨剧。至于后来他变法的措施有的施行了，见到了一些成效，而大多是尚未实行，或实行并不得力，成效甚微，甚至产生负面的效果，国家并未因此而富强起来，倒是变法后几十年中，国家不堪其扰，最终走向了灭亡。是王安石之过与？是耶非耶？谁能剖判之？倘以成败论人，则王安石自百口莫辩，亦断不得辞其咎。然而，具体之事须有具体之分析，王安石变法之败，非王安石一人之失败，其实乃是整个封建体制之失败。有此体制，便有此结果，本在意料之中。而论其本心，王安石是有绝大抱负，欲使天下苍生蒙其恩泽，国家因之而走向富强的。最终事与愿违，抱负乃付诸东流逝水。论及王安石新法的遭遇，各有各的性能，各有各的效用，或好或坏，或显或微，均与其新政有着莫大之关系，而影响最大者恐怕要算中国-的不成熟。这个不成熟表现在体制上的缺乏合理的理性，表现在所谓“-家”的缺乏远见卓识，表现在士大夫阶层的缺乏学术上的准备，因此种种所致的行事不从事理出发而专尚意气的表现上。变法之失败，司马光不得辞其咎也。理由有二：先是王安石行新政，司马光尚因循，王安石一切措置，司马光均视之为仇雠，非但不合作，而且尽力阻挠之，不知通变，缺乏远见，此其一也；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当政，将王安石变法内容不问成败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废止，崇尚意气，刚愎自用，此其二也；有此二端，-之不能上正轨竟至愈变愈坏乃“理有固然，势所必致”，不得不谓人祸在这场变革中所起到的作用之大了。一人为非有限，众人为非之害则断难计算。保守派的势力一旦占多数，则任何良法美意都会遭到扼杀，如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对新法的阻挠对王安石变法所起到的负面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害不在废止新政之下。这正步入了中国-的老路：人治者专以治人为目的，所谓内耗是也。中国许多事都是因为形格势禁而不得稍有动作和进步，所谓以不变应万变，为因循守旧者之遁辞；以对策应政策，是玩法舞弊者的谲计；或假名目而故生事端，或借法令而大行巧夺，种种弊政，不一而足。天下情形大体如是，王安石变法受阻此亦为一大原因。比如青苗法是一桩替老百姓着想的事，但办事者因循舞弊，既执行不得力，甚且处处阻挠，使得不问需要与否而家家户户强行摊派，以完成任务为目的，官府坐收利钱，一旦不能按数缴收，即严刑峻法以对，故而官府盘剥于上，小民刻苦于下，有时竟因此而家破人亡者，民怨沸腾，好法也变为坏法，最后弄得只能废置了事。良法美意付诸空言，处今之世，念古之行事，不得不思之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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