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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朱熹的荒政思想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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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年）夏，天下大旱，宋孝宗诏令“监司、郡守条其民间利病”。朱熹随上疏提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 [2] ；推行荒政，“蠲阁、赈恤本是一事，首尾相须”。如果“蠲放后时失实，使饥民已被输纳追呼之扰，然后复加赈恤，则与割肉啖口无异” [3] 。在朱熹看来，蠲免受灾地区的赋税与赈济是一体的。蠲免赋税为救灾之首，赈恤是救灾
的重要环节，二者紧密相连。如果蠲免赋税不落实，受灾地区的饥民先受追输赋税骚扰，然后政府再去赈恤救济，就如割自身的肉给嘴吃一样，达不到安抚灾区老百姓的目的。朱熹还特别提出，“救荒之政，蠲除赈贷固当汲汲于其始，而抚存休养尤在谨之于其终”。也就是说，政府实施荒政，要
善始善终，蠲除、赈贷只是荒政的前期工作，要使灾区百姓恢复生业，还必须让其有喘息之机，不能“责以累年之逋负，与夫去岁倚阁之官物” [4] ，急于向灾民追收所欠钱物。朱熹的这一主张充分体现了其安民的思想。
（二）、主张减免苛捐杂税，备灾备荒
朱熹以陆贽 “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 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荒政思想。他主张减免苛捐杂税，以备灾荒。他在请求减免星子县税钱的奏疏中指出：该地区的“人户尽力供输，有所不给，则复转徙流亡，无复顾恋乡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为子孙长久之虑，一旦小有水旱，则复顾而之他；观其气象，如腐草浮苴，无有根蒂” [5] 。朱熹在这篇奏疏中明确的提出，繁重的苛捐杂税使这些地区的农民，已无法生活，流亡大半，幸存者也是苟且偷安，一旦发生灾荒，将“复顾而之他”，四处逃亡，走上反抗的道路。朱熹还特别提出，朝廷要“勤恤民隐”，“莫若宽其赋税，弛其逋负，然后可以慰悦其心而感召和气” [6] 。朱熹认为，宋政府要消除灾区人民反抗的隐患，最好的办法是勤政体恤，减免苛捐杂税，宽其赋役，弛缓追输积欠租税，慰其民心，感召和气，以减少灾荒。朱熹的这一荒政主张，虽有天人感应的成分，但更突出了恤民的思想特征。
（三）、主张皇帝“直降睿旨”，减少救灾运作环节
宋代减免赋税的运作程序，要先由“户部行下漕司（转运司），漕司委官核实”，“方得回申户部”，然后才能下令蠲减。宋政府在减免赋税运作的过程中，不仅程序繁杂，耽误时间，而且常常“多方沮难，未容便得蠲减”。朱熹请求皇帝“直降睿旨”蠲免赋税，减少运作程序，使灾区百姓“复得乐生安土” [7] 。宋孝宗对朱熹的请求，淡然视之。朱熹再次上疏强调说：如能“直赐蠲放”星子县的税钱，“于大农之经费不足以当九牛之一毛，而可以少宽百里之民，使得安其生业” [8] 。朱熹这些奏文的字里行间，都体现了“为民”的荒政思想。
（四）、主张从优推赏献助之人，以筹集救灾粮款
宋代赈济灾区的粮款，大部分由政府调集，同时也推行对捐纳助灾粮款者补授官职的制度，如乾道七年（1171年）八月，湖南、江南等地遇到了旱灾，为了劝诱富室上户赈济饥民，朝廷立格目推赏献助之人：“无官人，一千五百石补进义校尉，二千石进武校尉，四千石补承信郎，五千石承节郎；文官一千石减二年磨勘，二千石减三年磨勘仍与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转一官仍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武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升一年名次，二千石减三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补转一官占射差遣一次” [9] 。朱熹为调动献助者的积极性，主张在南康军及浙东等灾区，实行“献助米斛人户并与减半推赏” [10] 的优惠政策。朱熹的这一主张，有利于调动献助者的积极性，以筹集更多救灾钱物，惠及灾区饥民。
（五）、主张恩威并行，维护灾区治安
针对灾区出现“强借劫夺之患”的社会治安问题，朱熹主张推行恩威并行政策。他指出，政府除制定制度禁约之外，“亦须先示存恤之意，然后禁其为非，庶几人心怀德畏威，易以弹戢。若漫不加省，待其生事然后诛鉏，则所伤已多，所费又广，况其不胜，何患不生？”朱熹请求朝廷早拨钱款，使赈灾官员“奉承布宣，遍行晓谕，即德意所孚，”“以销压祸乱之萌”。显然，这里朱熹所说的“恩”，是指及时赈济，使灾民不去为非，不走上反抗道路，把灾区的“祸乱”，消灭在萌芽之中。“威”即逮捕镇压，“致之典宪，庶几奸民知畏，不至生事” [11] 。朱熹的这一荒政主张，虽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但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有利于维护灾区社会秩序的安定，以便更快地恢复灾区的社会经济。
（六）、救荒之要，贵在及时
朱熹认为，政府推行荒政，要在及时，如果失去时机，救灾缓慢，就会费用高，且成效小。他在《奏救荒畫一事件状》中写道：“臣所奏请固皆今日所当施行，而此项（救荒）最为急切。窃恐大臣进呈之际，谩将一二项不甚紧要事节量行应副，却将此项沉匿，不为施行，俟臣再请，则又费月日，致失机会。且如明州籴米一事，臣本是四月二十三以后节次申奏，是时明州米船辐凑，正好收籴，乃不施行，及至六月十一日，方得指挥，则所有船米已为上户收籴殆尽矣。今朝廷施行事体缓慢，奸弊百端，不称陛下救焚拯溺之意，大率类此”。朱熹还指出：“臣曾摹得苏轼与林希书，说熙宁中荒政之弊，费多而无益，以救之迟故也。其言深切，可为后来之龟鉴” [12] 。朱熹的这两段话，不仅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南宋政府荒政体制运行缓慢的弊病，而且借苏轼、林希之语，表达了救荒宜及时不宜迟缓的思想和主张。
二、 朱熹的荒政实践
朱熹实施荒政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福建、江西及浙东等地区，为灾区饥民做了大量的好事，尤其是他首创的社仓制度，在中国荒政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首创社仓制度，惠及乡村饥民
社仓之名，在隋唐时期已经出现，但真正作为一项救荒制度，是朱熹等人首创的。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秋，建宁府崇安县遇到了水灾，庄稼几乎绝收。乾道四年（1168年）春夏之交，“乡民艰食” [13] ，居住在崇安县开耀乡的朱熹和土居人朝奉郎刘如愚，受知县诸葛廷瑞的委托，“劝豪民发藏粟，下其直以振之”，“里人方幸以不饥”。不久，距开耀乡二十里远的浦城发生了饥民暴乱。开耀乡“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朱熹和刘如愚向建宁府申请借粟六百斛，灾民得此粟“遂无饥乱以死”者。同年冬天，开耀乡如数归还借建宁府之粟。自乾道五年（1169年）起，每借贷一次，收息二分。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和刘如愚请求建宁府“捐一岁之息”，以建社仓。建宁府同意了朱熹的请求，“且命以钱六万助其役” [14] 。朱熹得黄氏废地一块，正式修建社仓。
朱熹等人所创建的社仓，于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动工，八月竣工，“为仓三，亭一，门墙守舍，无一不具” [15] 。社仓法推行十四年后，不仅将“元米六百石纳还”官府，而且其息米已达三千一百石，每年赈贷时，不再收息米，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开耀 “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 [16] ，增加了乡村抵御灾荒的能力。
淳熙八年（1181年）十月，浙东地区遇到了灾荒，朱熹出任两浙路常平茶盐公事。同年十一月，朱熹奏事延和殿，向宋孝宗陈述了社仓创建的经过、法规及其作用，并请求在其他地方推广社仓制。宋孝宗同意了朱熹的意见。淳熙八年（1181年）十二月，宋孝宗“诏行社仓法于诸郡” [17] 。自此，社仓法成为南宋荒政的一项重要制度。
宋代以前的赈灾粮仓基本上都设在州县城邑，灾荒之年惠及的只是城镇居民，而社仓设在农村，藏粮于民，使百姓自救，惠及乡村饥民，这在中国古代荒政史上无疑是一大创举，朱熹作为社仓制度的创始人，在中国荒政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不言而喻。
（二）、知南康军时的荒政实践
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赴任知南康军。翌年夏天，南康军所管辖的星子、都昌、建昌等县遇到了旱灾。淳熙七年（1180年）秋天，南康军“苗失收七分以上”。朱熹“大修荒政” [18] 。
首先，他及时上疏朝廷，报告灾情，请求“依分数放免税租外，更令转运、常平两司多拨钱米，应副军粮，准备赈济” [19] 。
其次，朱熹“竭力措置”，积极救荒。他告谕百姓，要“安分著业，以待赈恤，毋得轻有流移”，并且命令“主户各存恤其客户，有余米平价出粜，以济乡闾”，“如有违令闭粜者，当根究施治。其贫民妄行需索，鼓众作闹，定当重作行遣” [20] 。朱熹的这项救荒措施，主要是防范饥民流移及聚众反抗。
其三，朱熹为了筹集救灾粮钱，劝谕张世亨、张邦献、刘师輿、黄澄等富户认输赈济米共“一万九千石，赈济饥民” [21] 。
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七月，朱熹再次向朝廷上“奏南康军旱灾”。同年九月，在南康军“旱伤至重，细民阙食” [22] 的情况下。朱熹连续两次给朝廷上疏，据引绍兴年间的命令，请求拨钱米，修筑沿长江石堤。他在奏文中说：
“今缘本军旱伤至重，细民阙食，检准绍兴重修常平免役令，诸灾伤监司随所分州县有兴工役而可以募人者，虽非农田水利，各预行检计工料钱榖之数，具利害奏闻。本军已委星子知县王文林、司户毛迪功躬亲诣地头，逐一从实检计到开修石寨去处，合用工料等钱五千三百七贯一百二文，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本军已行具申转运使衙，取拨窠名钱米，雇募人工修葺。……本军今不敢全乞取拨，望止乞更行增拨钱米，付本军支散。自余少缺之数，本军自行计置，贴助使司拨到钱米，趁此天气和暖，雇募人工开修。不唯官私舟船得免风涛之患，且使饥民就役，不致缺食。” [23]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朱熹为了争取救灾修石堤钱谷，做了很大的努力。他一方面委派知县深入田间地头，搞经费预算，同时把争取政府拨款与地方筹集有机的结合起来。这些举措，既解决了灾民的缺食问题，又修筑了江堤，“实为公私久远利济之惠” [24] 。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正月，朱熹在南康军“开场济粜”。“人户赴场就粜，其鳏寡孤独则用常平米依令赈济”。同时，朱熹又考虑到，“农事将起，民间乏钱，则凡合籴者皆济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儿七升五合，皆一顿与之。都昌无米则自郡运而往，千里之内，莫不周浃”。“凡活饥民大人一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口，小儿九万二百七十六口”。在此之前，朱熹就已经做了救荒准备。他“预戒三县，每邑市、乡村四十里，则置一场，以待赈粜，合为三十五场。乃选见任、寄居、指使、添差、监押酒税、监庙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员，各监一场，以辖赈粜，而分委县官巡察之，以戢减尅乞觅之弊” [25] 。朱熹积极备荒及救荒措施，使千里之民“免于饥饿流离殍死之忧” [26] ，为宋政府的荒政做出了突出贡献。淳熙八年（1181年）七月，宋孝宗为奖赏朱熹任南康军时，“修举荒政，民无流殍”，的功劳，授其为直秘阁之职。而朱熹却“凡三辞，皆以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难以先被恩命” [27] 为言，不接受朝廷的奖赏。
（三）、任两浙常平茶盐公事时的荒政实践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三月，朱熹除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同年八月，浙东地区遇到灾荒，朱熹由宰相王淮荐举，改除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朱熹又“以南康纳粟人未推赏，”请求上朝奏事。十月，“堂帖报南康军纳粟赏行”，朱熹听到朝廷已推赏南康军纳粟救灾者的消息后，才接受了朝廷授予的直秘阁之职。十一月，朱熹“奏事延和殿”。他抓住这一时机，竭力向皇帝陈述“灾异之由与夫修德任人之说”，宋孝宗为之“动容竦听”。朱熹又向皇帝“条陈救荒之策并南康军两事”，并在第三札中提出了救灾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请求朝廷解决。他说：“救荒利害，如州县旱伤，早行检放，从实蠲减，劝谕人户赈粜，务得其平，纳粟之人早行推赏，所纳米数，乃减其半”等。同时，朱熹请求“拨丰储仓米三千余万石以备济粜，州县新旧官物，并且住催，绍兴丁身等钱，预行蠲放，及免米商力胜税钱，量立赏格，官吏违慢者奏劾，昏病者别与差遣，仍差选得替、待阙、宫庙、持服官员，时暂管干。同年十二月，朱熹 “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 [28] 。
由于朱熹救荒的准备工作做得好，他到浙东以后，“客舟之米已辐辏”。朱熹微服私访，了解民情，推行荒政，经常忙“至废寝食” [29] 。朱熹这种深入了解民情及竭力的救灾的精神，在当时的官员中，是少见的，也是值得称道的。
朱熹边推行荒政，边改革弊政，并为地方-作一些长远的规划，因而也曾遭到某些人的攻击。他知南康军时，“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在“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有人攻击朱熹“疏于为政”，而宋孝宗却称赞道：“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30] 。
朱熹在积极救灾的同时，还奏劾救灾不力及不法官员。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十二月，朱熹奏劾绍兴府兵马都监贾祐之“并无抄札，委是不职，乞重赐黜责，以为官吏奉行赈济不虔之戒” [31] 。淳熙九年（1182年）正月，朱熹巡按绍兴府所属诸县、婺州、衢州等地，“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 [32] ，奏劾绍兴府密克勤偷盗赈济官米，“上户朱熙绩不伏赈粜”，知衢州李峄掩蔽灾情，“不以实闻”；又奏劾监酒库张大声、龙遊县丞孙孜，受命前去检视覆实灾情，却“观望本州守臣意指，辄敢欺罔灭裂，将七八分以上灾伤，作一厘一毫八丝六忽检放，以致被灾人户流移四出，而贫下之民，死亡甚众”，且请求朝廷，“将张大声、孙孜并行重赐黜责，以为日后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33] 。朱熹对密克勤、李峄、张大声、孙孜等不法官员的奏劾，保证了宋政府荒政在浙东地区的顺利推行。
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六月，浙东地区出现了旱灾，朱熹上疏宋孝宗，请求“修德政以弭天变”。七月，绍兴府会稽县遇到了蝗虫灾害，朱熹先“遣人走探”，而后“亲往看视”，并同绍兴府“发钱收买焚埋”蝗虫。同月，朱熹巡历绍兴府属县，进入台州，巡历江山县，奏劾江山知县王执中“弛慢不职”，置本县饥民事于不顾，请求朝廷罢黜其职。接着，朱熹到宁海县巡视灾情，“奏劾知宁海县王辟纲不职”。朱熹在《奏状》中说：“臣昨亲见宁海县人口流移，自到本州，即行询究，见本县流移人户已千有余口，其知县王辟纲恬然不恤，亦无申报” [34] 。朱熹请求罢黜王辟纲的知县差遣。
当时浙东“诸州连岁灾伤”，荒政事务主要靠州县官办理，而州县官中“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对这些老病庸懦的州县官，“欲加按劾，则无显过；欲置不问，则为民害”，直接影响了救灾工作。朱熹上奏朝廷，请求将他们改任岳庙差遣，并“严责已差下人疾速赴上，其未到间，乞委自本司差人权摄，庶几数月之间，逐县得人，不至误事” [35] 。显然，这里的“不至误事”，指的主要是不耽误朝廷推行荒政。
朱熹根据救荒政务的需要，积极请求留用救荒措置得力而任期将满的地方官员。他到婺州巡视灾情，看到婺州通判赵善坚“措置济籴，委有劳校”，而任期将满，立即上奏朝廷道：“本州今岁又遭旱伤，全要知得措置首尾官员，差委干办”，并请求皇帝“特降睿旨，许令善坚在任，同本州守钱佃协力措置赈济” [36] 。
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七月，朱熹巡历所属州县，准备到温州，“涉台州境”，老百姓纷纷告发前知台州、新除江西提点刑狱唐仲友，“促限催税，违法扰民，贪污-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伪造官会等事”。朱熹连上数疏，奏劾唐仲友。“台州久旱”，宋孝宗罢去唐仲友的新任差遣后，“雨随大霔” [37] 。同月二十二日，朱熹又入处州缙云县界巡视灾情。宋孝宗为奖赏朱熹救荒“赈济之劳”，除其徽猷阁待制之职。
此外，朱熹知南康军时，利用常平免役令的规定，请求用赈灾钱粮，兴修水利。他在给皇帝的《奏救荒畫一事件状》中说：“臣契勘本路水利极有废坏去处，亦有全未兴创去处，欲俟将来给到钱物，即令逐州计度合兴修处，顾募作役，既济饥民，又成永久之利，实为两便” [38] 。
结 语
综上所述，安民、恤民、为民，是朱熹荒政思想的核心。蠲免、赈恤一体，减免苛捐杂税 ，“直降睿旨”，优赏献助救灾钱物之人，救荒贵在及时等主张，均为朱熹荒政思想的具体体现。朱熹首创的社仓制度，及灾荒饥年利用赈灾钱粮兴修水利，不辞劳苦的救灾活民，敢于弹劾不法救灾官员，为荒政献计献策等实践活动，不仅在中国古代荒政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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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脱脱 .宋史.卷178[M].中华书局.1977.
[2] 脱脱 .宋史.卷429[M].中华书局.1977.
[3] 朱熹集.卷17[M].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4] 朱熹集.卷16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 [M].
[5] 朱熹集. 卷16.乞蠲减星子县税钱第二状[M].
[6] 朱熹集. 卷16.奏推广御笔指挥二事状[M.].
[7] 朱熹集.卷16.奏推广御笔指挥二事状[M].
[8] 朱熹集.卷16.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M].
[9] 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中鬻爵[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0] 朱熹集.卷17.奏救荒事宜画一状[M].
[11] 朱熹集.卷17.奏救荒畫一事件状[M].
[12] 朱熹集.卷17.奏救荒畫一事件状[M].
[13] 董煟.救荒活民书.拾遗[M].
[14] 朱熹集.卷77.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M].
[15] 朱熹集.卷77.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M].
[16] 董煟.救荒活民书.拾遗[M].
[17] 王懋竑.朱熹年谱.卷2[M].中华书局.1998.
[18] 王懋竑.朱熹年谱.卷2[M].
[19] 朱熹集.卷16.乞放免租税及拨钱米充军粮赈济状[M].
[20] 王懋竑.朱熹年谱.卷2[M].
[21] 朱熹集.卷16.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M].
[22] 朱熹集.卷20.乞支钱米修筑石堤札子[M].
[23] 朱熹集.卷20.乞支钱米修筑石堤札子[M].
[24] 朱熹集.卷20.乞催修石堤札[M].
[25] 朱熹年谱.卷2[M].
[26] 朱熹集.卷16.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M].
[27] 朱熹年谱.卷2[M].
[28] 朱熹年谱.卷2[M].
[29] 朱熹年谱.卷2[M].
[30] 宋史.卷429.朱熹传[M].
[31] 朱熹年谱.卷2[M].
[32] 宋史.卷429朱熹传[M].
[33] 朱熹年谱.卷3[M].
[34] 朱熹年谱.卷3[M].
[35] 朱熹年谱.卷3[M].
[36] 朱熹年谱.卷3[M].
[37] 朱熹年谱.卷3[M].
[38] 朱熹集.卷17.奏救荒畫一事件状[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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