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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真宗朝的造神迷信活动及其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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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本人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是天书迷信活动的一手创造者。
宋真宗的造神活动是采纳了当时枢密使王钦若的建议。王钦若是一个排挤寇准、被后来宋仁宗称为“真奸邪也”的人，他酷好神仙之事，平时“常用道家科仪建坛场以礼神”。真宗朝的封泰山、祀汾阴活动，以及天下争言符瑞现象的出现，“皆钦若与丁谓倡之”。丁谓是负责国家财政预算的官员，给宋真宗的浪费提供经费方面的保障。王曾对仁宗说：“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1]（V383，王钦若传）王钦若等“五鬼”，便是宋真宗造神活动的得力助手，而王钦若其人则是其中最初提出造神理论的。
王钦若提出造神理论，起源于他对寇准的排挤。根据史书记载，在宋、辽达成澶渊之盟后，寇准和宋真宗都有“自得之色”，王钦若则对宋真宗说：“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明知宋真宗厌于用兵，便假装建议以兵取幽、燕来洗涤这个耻辱。当宋真宗要他另想办法时，他便提出“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这一建议，接着又提出封禅要有“天瑞”作为借口，而“天瑞”可以“人力为之”（即伪造），说：“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后来宋真宗以上古河出图、洛出书之事询问老儒杜镐，得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的解释后，下定决心进行造神活动。为了不致于引起大臣王旦的反对，宋真宗特地给他赐以尊酒，并告诉他：“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实际上所赐之物都是珠子。终于得到了王旦默认，“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1]（V282，王旦传）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真宗的迷信活动完全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从一开始就有了造伪的打算。
真宗朝的造神活动是从伪造所谓玉帝的“天书”开始的，伪造“天书”既是其迷信活动的发端，更是其造神活动的重要标志。据《宋史·真宗纪》、《续资治鉴长编》卷68、《宋会要》“瑞异”1之29等史籍记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春正月初三，有长二丈（或作“二尺”）左右的黄帛挂在左承天门屋南角的鸱尾上，守门士兵将这个情况上报后，宋真宗即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称之为“天书”。此后“天书”屡降：四月初一，“天书”又降于大内功德阁；6月6日，“天书”再降于泰山醴泉之北。为了加强其神秘性和欺骗性，宋真宗甚至采用了与汉朝皇帝梦神迎佛如出一辙的做法，假借神人托梦的手段。
早在第一次“天书”降临前一年的11月27日夜，宋真宗就做了一个“梦”，梦见神人星冠绛衣，告诉他于12月3日建黄箓道场，一月后将要降下《大中祥符》三篇，随后他便为迎接此物的降临进行斋戒、于正殿结彩坛九级，做了大量精心的准备。果然正好一天不差，所谓“天书”就降临了。同样，在泰山“天书”降临前的5月17日夜，宋真宗又做了一个梦，梦见神人告诉他来月上旬有“天书”降于泰山，结果又如“神”的预示。这样的巧合，说明宋真宗本人事先就知道“天书”何时降临、降于何处。甚至连所谓“天书”的内容也都事先知道。
第一次“天书”降临，当要打开它时，王旦担心“天书”的内容不佳，建议让其他人回避，而宋真宗却表现得胸有成竹。他说：“虽神人云勿泄天机，朕以上天所贶，当与众共之。”又说：“天若谪示阙政，当与卿待祇畏改悔，若告戒朕躬，朕亦当侧身自修，岂宜隐之而使众不知也。”那么，这次“天书”的内容是什么呢？黄帛上的文字是：“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老子》、《道德经》”，其内容则包括“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治世，次谕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2]（瑞异1之30）这样的文字，完全是在称颂宋真宗的统治，与宋真宗的意志完全吻合。至于第二次、第三次“天书”的内容，史未明确记载，但其中的内容可想而知。
宋真宗假托神灵的旨意伪造“天书”，乘机转移广大臣民对澶渊之盟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向辽国摆出一副无心再战的姿态，接着大搞封禅祭祀活动，以各种各样的仪式、排场显示自己统治的稳固。他的这些做法不仅没有受到当时的大臣的反对，他们反而推波逐澜，使之演变成一场举国上下如痴如狂的迷信狂潮。《宋史》的编纂者将其描述为“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对于这种人为的迷信活动给予了激烈的批评。[1]（V8，真宗纪）
继所谓“天书”降临，宋真宗及其臣民们接着进行了一系列非常紧凑的活动，一方面对所谓“天书”表现出难以言状的恭敬，另一方面借此大肆歌颂宋真宗的统治。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书”始降，到了三月，兖州父老吕良等1287人诣阙请封禅，兖州并诸路进士孔谓等846人诣阙请封禅，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诸路将校、州县官吏、蛮夷、僧道、耆寿等24370余人诣阙请封禅，这种上表多达五次。四月，宋真宗便下诏于皇城西北天波门外建造玉清昭应宫来奉安“天书”，曹州、济州的父老2200人又诣阙请皇帝临幸。如此人数众多、次数众多的大规模请求封禅活动，如果不是有人从中安排的话，是很难组织起来的。
在这些上表中，充斥着对宋真宗的歌颂，如兖州父老的上表中就有“国家受命五十年，已致太平”、“岁时丰稔，华夏安泰”等语。[3]（V68，大中祥符元年三月甲戌）兖州知州邵晔（清人避讳改作“邵煜”）则是表现最为积极的地方官，他的上表“以为五兵载戢，多稼屡登，嘉瑞荐臻”，[4]（V116，答知兖州邵煜请东封诏）深得宋真宗赏识，不久便升为京东转运使，兖州每月的办公经费也增加了20万。如此自下而上的请求封禅活动，实际上是宋真宗继伪造“天书”之后故意大造舆论。有了这些人的上表，就满足了宋真宗封禅泰山、祭祀汾阴、建造玉清昭应宫等一系列大规模行动的舆论需要，把一场自上而下的造神活动变得顺理成章，给民众制造出顺应民意的假象。
那么，作为“英悟之主”的宋真宗，为什么会伪造充满迷信色彩的所谓“天书”？为什么会掀起一股全国上下风靡一时的造神运动？问题就出在其本人思想的转变，他亲自策划了这场自欺欺人的历史骗局。《宋史》的作者在考察辽国习俗之后曾对其原因进行推测，认为宋真宗的这个转变仿效了辽国的做法，并进一步评论说：“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1]（V8，真宗纪）如果这个分析正确的话，对于宋真宗的造神运动更是不值得肯定。
二、宋真宗造神活动的消极影响
真宗朝的造神活动，打着道教的幌子，试图在神和人建立某种反映个人意志的联系，使神秘莫测的“神”现实化，导致了非常恶劣的后果，在北宋的-、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消极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南宋甚至后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借“天书”、天神之名大搞浪费活动，使真宗的侈心得到充分满足。
为了奢侈腐败，宋真宗首先向大臣丁谓征询了关于国家财政的情况：“大中祥符初，议封禅，未决，帝问以经费，谓对‘大计有余’，议乃决。”[1]（V283，丁谓传）在有了财政保证的基础上，于是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绝代旷典，莫不具举”。[5]（V4，真宗纪）大肆铺张，故意制造出一种太平盛世的景象来掩饰澶渊之盟带来的耻辱。为奉“天书”，专门建造了一个玉清昭应宫。此宫规模巨大，建造时间长，花费人力众多。南宋学者洪迈详细追述了制造玉清昭应宫这个巨大工程的情况，他说：“大中祥符间，奸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兴土木之役，以为道宫。玉清昭应之建，丁谓为修宫使，凡役工日至三四万。……凡东西三百一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起二年四月，至七年十一月宫成，总二千六百一十区。” 就是为了建造这么一个专门奉安“天书”的宫殿，几乎动用了天下所有的民力，使得“役遍天下”。[6]（三笔V11宫室土木）建造此宫所用的木材取自于陕西、山西、湖南、湖北、浙江、广西等地，石材取自于河南、山东、湖南、山西、浙江，颜料取自于广西、河南、湖南、江西、陕西、山东等地，墨、漆等物则取自于山东、湖北、安徽等地。据《梦溪笔谈》所称，浙江的雁荡山就是因为采伐造此宫殿而深入穷山“伐山取材”，使雁荡山这个风光胜景始被发现。 [7]（V24，杂志一）为了表示对“天神”、“天书”降临的庆祝，宋真宗还专门设立了很多的节日，有降圣节、天庆节、天祺节（或作天祥节）、天贶节，以节日的名目大搞斋醮等祭祀、庆祝活动。东封泰山时大搞排场，使得沿途聚观者达到数万人。
建造玉清昭应宫时，极尽天下工巧，绘画用黄金，取四方古名画置于壁龛庑下。因为夜以继日，使原定十五年的计划只用了差不多七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状元、陕西转运使孙仅作《骊山诗》二篇，其中后篇有云“秦帝墓成陈胜起，明皇宫就禄山来”，对此事进行了讽刺。[8]（V1）名臣张咏也曾上疏论道：“近年以来，虚国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所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9]（V2，名臣）但是，张咏的建议没有得到理睬，反而落得出知陈州的结局。这么一个劳民伤财建造起来的巨型道宫，存在10年左右便毁于一次火灾。
这种不珍视民力的举措，开创了北宋历史上的不良先例。太祖、太宗朝爱护民众的传统受到破坏，到徽宗时，建造特大规模的皇家园林——艮岳，劳民伤财，极尽浪费国力、民力之能，太学生邓肃对此不满，发表了“但愿君王安百姓，圃中何日不东风”的感慨。[10]（后录V2第133条）宋徽宗为了满足其奢侈腐败的需要，打着“绍述”、“崇宁”的口号，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正是因为徽宗在位期间的各种腐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而真宗朝的浪费活动就是他学习的一个榜样。
其次，造神活动消磨了当时君臣的意志，使进取精神化为乌有。
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还不忘对辽国进行防备，亲自提出对契丹可能入侵的几条南下进军路线的防御策略。可是时隔不久，到景德四年的十一月，他看到双方关系稳定下来后，就改变了态度，试图以妨效辽人的习俗来取得对方的信任。他大搞封禅活动，妨效秦始皇、汉武帝、唐明皇，大肆吹捧自己统治的“太平”盛世，真是自欺欺人。从历史的角度看，秦始皇统一全国，汉武帝打败匈奴，唐明皇有开元之治，他们的封禅是对自己统治的炫耀，而宋真宗的东封西祀则是靠用宣扬封建迷信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和前代的封禅活动完全有本质的不同。他对澶渊城下之盟怀有莫大的寄托，彻底丧失自尊和进取精神，通过造神活动消磨广大臣民的意志，虽然此后宋、辽之间维持了七十余年的相安无事，但是这是用“岁币”——即北宋人民的血汗钱换来的，这种用巨大代价换取的“和平”的直接负面作用除了损害北宋的国体，还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还对此后的两宋王朝制造了很坏的先例。
在推崇祖宗之法的两宋，后来的皇帝往往学习宋真宗的作法，不以屈辱求和为耻。靖康年间，因为迷信金人，迷信和谈，结果做出许多决策性的错误，失去良机而使北宋覆灭。南宋高宗时，在与金人交战有利的情况下，达成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后来，在南宋又有过隆兴和议、嘉定和议。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和议最多的莫过于两宋。败了求和，胜了也求和，无论胜败都以己方付出代价为前提。追本溯源，宋真宗为子孙后代的无视进取带给了难得的借口。
再次，使道教脱离正常发展的轨道，加重了人们的迷信思想。
宋真宗君臣以崇道为名，窃取道教理论，具有十足的“创造”和想象能力，以伪造的方式制造出许多不曾有的道教科仪。他的得力助手王钦若自以为“深达道教”，在主校道书之时，对其内容增加了600余卷，其本人又写出了《天书仪制》、《翊圣真君传》、《五岳广闻记》、《列宿万灵朝真图》、《罗天大醮仪》等大量著作。他的另一位助手丁谓，更是一位善于利用道教名义来获得人们相信的人。据史书所载，女道士刘德妙是他儿子的情妇，曾把巫师带入家，后来被逮，丁谓教她说：“若果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言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于是在丁谓家设神像，又慌称在其家山洞中得龟蛇，令德妙持入宫内，又教道：“上即问若，所事何知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当知之’。”还亲自为之作颂，题“混元皇帝赐德妙”，语涉妖诞。[1]（V383，丁谓传）由此可见，在宋真宗君臣那里，道教无非是一种任意借用的工具。凡是前代道家所无的仪式、经义，为了需要，干脆就“人力为之”，宋徽宗朝在此基础上又加以“创造”，正如明朝学者所说：“自古符瑞图谶之兴，皆人主所惑，信以为真有而从之，未有明知其伪而为之者也。……以是知道经符箓之书，效佛经而为者，皆起于真、徽之世明矣
。”[11]（V11）表面上看，北宋的一系列崇道行为似乎丰富了道教的内容，但是在其发展史却使它偏离正常的发展规程，也使得其原有的精神受到歪曲，不宜过多肯定。
宋真宗的造神活动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负面引导的作用，使人们在对待伪造“天书”、大搞迷信活动产生错误的认识，把本不足凭信的东西当成合理的事物。为了取得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他们甚至利用寇准的名望，天禧元年（1017年），寇准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诈为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准也。今天书降，须令准上之。’准从上其书，中外皆以为非。”[1]（V281，寇准传）因为寇准上了“天书”，便拜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王旦的这个建议使寇准这个正直的大臣受到影响。类似因“天书”之事而得升官的不计其数，如首先发现“天书”的亲从官徐荣（或作“涂荣”）被提升为十将，在泰山封禅时各级官员均升一级，这是国家-腐败的一大表现。还有假托神道而得官者，汀州人王捷声称遇到一名道士，传给他炼丹术并给他一柄小环神剑，告诉他是圣祖的司命真君，结果宋真宗给他赐名中正，官封左武卫将军。后来，宋徽宗对迷信活动更加深信不疑。直到北宋亡国时的钦宗靖康年间，甚至在大敌当前的时候，竟然用郭京率领的“六甲神兵”与金人交战，结果不堪一击，北宋随即灭亡。
宋真宗大肆宣扬迷信的活动，在民间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宋朝民间的妖教盛行，固然有历史的原因，国家也采用严厉的政策进行禁止，但在宋真朝以后的仁宗朝、徽宗朝不时有妖教出现。到了南宋初期，在浙江一带盛行称作“夜聚晓散”的“食菜事魔教”实际上是一个邪教，经过南宋王朝的严厉镇压才使之平息下去。宋朝以后，民间的迷信活动和地下秘密组织活动有增加的趋势。推本溯源，北宋真宗朝的造神运动起到过很大的“启发”作用，宋真宗君臣难辞其咎。虽然宋真宗的“天书”在他死后宋仁宗让他带进了陵墓，但是它的影响却留给了后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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