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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叔夜死节地点考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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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基于以上理由，《杂考》得出结论：“由此可见，问题是在‘界河’一词引起的误解。……宋金的新界是以黄河为界河。但为张叔夜编修传记者，却以‘界河’一词望文生义，误以为即是白沟。故张叔夜-的地点，当以《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所引司马朴之说为准，是在巩县北的黄河渡口。”
《杂考》的理由是否坚实可靠呢？我认为《杂考》的根据和结论都是不可靠的。关于张叔夜的死，《宋史》卷353《张叔夜传》说他被掳北上时，“道中不食粟，唯时饮汤。既次白沟，驭者曰：‘过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复语。明日，卒，年六十三。”在《宋史》之前，南宋王称的《东都事略》卷108《张叔夜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５建炎元年五月乙巳（十六日）条均有类似记载，《宋史全文》卷16上所述情节也基本一致，诸书均称其死是在经过宋辽边界白沟之次日。为何诸书的记载如此一致，其原始根据是什么？
与上引诸书记载相吻合的还有宋、金绍兴和议之后传到南宋的张叔夜讣音。这个讣音，在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4中有完整的记载，现引录如下：“张忠文公叔夜嵇仲，靖康间以南道总管知邓州，首提兵勤王，以不推戴异姓，取过军前。既议和，传到讣音云：‘靖康丙午闰十一月内提兵次安上门，除签书枢密院，在国子监街东陶潜园子内住。十二月二十五日京城破，以不推戴异姓，取过军前。丁未年三月二十七日离京北去，道中不食。至白沟，或曰过界河也，仰天大呼，遂不复语，明日薨在易州孤山寨，五月十六日也。抬三程，遂火化。第六子仲熊，字慈甫，随行祭祀。丁巳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东京相国寺慧林禅院，后于天寿院前幕士冯真家下。戊午年十月十七日丙时葬于阳翟县旌忠功德坟寺。及录到《挽诗》四首，追授朝奉大夫、汴京副留守，赐紫金鱼袋。’”这个记载很重要，应该能够说明问题。
从时间上看，《要录》、《宋史全文》记载他死于建炎元年五月乙巳（十六日）与此一致。据此所载，五月十五日过界河。而金人渡过黄河的时间，《青宫译语》记载第二批在四月初四日，《呻吟语》载在四月初五日，《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引 “司马朴云”在四月初十日。由此推断，金人押解七批宋俘渡过黄河的时间在四月，二者记载时间相差太远。因此，“界河”基本上没有意指黄河的可能性，而与传记中的“白沟”相吻合。
从地点上看，据此讣音，其死亡地点在易州孤山寨。如果按《杂考》所考“界河”指黄河的话，金人大队人马押着大批宋俘在一日之间就从河南巩县北的黄河南岸走到了远在今天河北的易州，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从路线上看，金人回归取道白沟完全有可能。宋徽宗等北行，取道真定府、中山府、保州到燕山。当时雄州城并未失守是事实，而保州城也并未失守，《金史》卷3《太宗纪》记载说：“（天会五年九月）阇母取河间，大败宋兵于莫州，雄州降。挞懒克祁州，永宁军、保州、顺安军皆降。”可见金人取道保州不一定就是经过其城，而是经过其界，为了绕开可能出现的宋朝军队，便取道白沟。当时雄州城虽未掌握在金人手中，但是其外围存在金人军队的情况应该存在。自从郭药师与金人战于白沟失利，继而投降金人之后，这一带便成了金人的势力范围，史书中有金人驻军的记载。《金史》卷71《阇母传》：“于是阇母为都统，扫喝副之，败郭药师兵于白河，遂降燕山，以先锋渡河围汴，宋人请盟。将士分屯于安肃、雄、霸、广、信之境，宗望还山西，阇母与刘彦宗留燕京，节制诸军。”卷78《刘彦宗传》也有“宗望分将士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留阇母、彦宗于燕京节制诸军”的记载。《三朝北盟会编》卷111建炎元年七月十六日金人起燕山、云中、中京、上京、东京、平州、辽西、长春八路民兵入寇两河引《金虏节要》云“女真都统万户奴屯兵于雄、莫”；《靖康稗史·呻吟语》在“金酋闻康王登位，诏起诸部兵入寇”句注引《燕人麈》亦云“都统万佛奴起雄、冀”。可见，在雄州降金前，其周围屯有金兵。金人伐宋时，有些部队便是从雄州、冀州这一带起发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注文指出经过白沟这一路线“当考”，并没有根本否定它，其正文的记载还是采用这一说法的。
再从张叔夜当时的反应来看，当他过“界河”时“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复语”的表现完全反映出他内心的震惊、悲愤和绝望。经过黄河时，他的表现不可能如此强烈。黄河之北有的是大片北宋故疆，存在有宋朝的抵抗力量，过了黄河并不意味着彻底丧失回归的希望。到了白沟就不一样了，经过白沟就意味着离开北宋故疆，快到燕山，再回到宋朝也就不太可能了。张叔夜痛不欲生的情绪大变正好印证了白沟之说的合理性。
《靖康稗史》注引“司马朴曰”，乃是《靖康稗史》编者所作之注。这一注文源自何处，本人不得而知。只知司马朴被带往金国后，再也没有回到南宋，而是死于金国。《要录》卷149绍兴十三年八月庚子条载，绍兴和议后自金国回来的张邵说司马朴病死于金国。而《宋史》卷298《司马朴传》亦载其“后卒于真定”。可见，《靖康稗史》的“司马朴曰”当是辗转相传之语，这个说法很可能是回到南宋的被扣于金国的人士或者宋方的使者带回来的，又经《靖康稗史》编者的转引，将“界河”理解为黄河，因而将过“界河”的记载紧接在“由巩县渡河”之后。相比之下，这个注文记载的可靠性远远不及《云麓漫钞》所载讣音的可靠性。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翻《云麓漫钞》所载讣音的前提下，从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其他南宋人的记载来看，我们还只能相信“白沟”之说，相信《宋史》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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