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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完淳与“松江兵变”夏完淳研究小札

    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5

        如果这席话不是后人空穴来风下的杜撰,完淳确确实实和陈子龙一样,参与了“松江兵变”。更何况丁亥春三月间,他刚刚在嘉定托谢尧文赴海上去与鲁王联络,一方面又性急匆匆,赶回松江,说是“我欲归来振羽翼”,6好像又要大干一场。可当时此际,吴易义军早已如风流云散,抗清斗争尚处于低谷。因此回松江而“欲振羽翼”,恐怕只能与“松江兵变”直接有关。

        再看看谢尧文在海边被捕消息传来之后完淳的作为。事情刚发生才几天,嘉定方面正不知所措,远在松江的完淳,却立即让姐姐夏淑吉匆匆赶回嘉定,并传去“吴督近有交情,两家可望无恙”7的口信,他凭什么心里如此踏实?是不是他已获悉,这一案子已被吴胜兆制止?既然他对吴胜兆方面“近有交情”,且如此非同寻常,而此际的吴胜兆,又正急于谋求更多抗清志士的支持,以便早日发动兵变,连陈子龙也被请出,并“潇洒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细林野哭》)参与其事。如此之下,能说夏完淳没卷入“兵变”筹划之中?

        再看看诗人在《吴江野哭》中的诗句:“空闻蔡琰犹堪赎,便作侯芭不敢辞”。这不是分明在告诉人们:听闻已被吴胜兆改编的吴易旧部可以重新举起抗清义旗(“犹堪赎”),作为吴易的学生(“侯芭”),完淳当然义不容辞。这诗句不是分明地透露出他决心投入兵变行列?8

        显然,发生在丁亥之春的那场“松江兵变”,完淳绝不是没有卷入,相反,他曾积极投入。这一点,尚有《鱼服》、《对月忆南行者》、《金明池》和《吴江野哭》足以为证。如有不信,请读对以下四首诗词作年、主题的考证,以便从另一侧面对这个问题有深入了解。

            

        一谁欲“思归”,谁为“嫖姚”?

        

        自拜南州使,清光几度看。

        沧洲天际晚,芳草月中寒。

              属国思归汉,嫖姚拟筑坛。

              不知江上雁,何日到长安。

                      《对月忆南行者》

        这首诗系何时所作、为谁而发?白坚先生推测:诗中以“江上雁”,“喻南行者,如为丁亥作,当即谢尧文。”9可是,由于缺乏证据,他同时又说:“究系何时,尚待确证。”为此,他将此诗作年定在“隆武二年丙戌(1646年)夏秋或永历元年丁亥(1647年)春日作”。10

        白坚先生这种态度,正表现出他治学的严谨。可是,以夏完淳当年处境,想在其它史料中发现有关这首诗作年的“确证”,恐怕有点茫然。其实,白坚先生要找的“确证”不在别处,就在诗歌中间!

        完淳之博古通今,这是人所共知,无论是《续幸存录》、《大哀赋》,还是《吴江野哭》、《细林野哭》,都以用典之融汇贯通、熨贴恰当和出人意表见长。有些地方用典,乍看似信手拈来,可细细斟酌,便能体会出诗人的那份匠心独到。

        拿这首五言律诗而言,全诗通俗浅近,除了常见的“属国”、“嫖姚”系用典之外,其它的都属眼中所见、心中所感。至于说“属国”、“嫖姚”,也是用烂了的典故,它们一般指代苏武和霍去病,也是人所共知。可是,就在这人所常用的典故之中,诗人却别出心裁,赋予了全新内容,而且比喻贴切,令人拍案叫绝!原来,在苏武归汉,官拜典属国之前,“属国”一词,倒与霍去病有关。霍去病抗击匈奴有功,曾官拜“嫖姚校尉”。这位战功赫赫的霍“嫖姚”,又曾在所向披靡的战斗之后,“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为属国”11。不杀投降之敌,而让他们成为“属国”,这实在不失其为英明举措。所以,完淳的“属国”、“嫖姚”,为什么不可能是援引霍去病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诗人翘首期盼海上音讯而书写此诗的日子里,在他身边(严格地说,与他息息相关)也正酝酿着一出“属国思归汉,嫖姚拟筑坛”式的大事,那就是吴胜兆的“松江兵变”!据记载:“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吴胜兆据城以叛······陈子龙······与其谋”。12关于陈子龙参与吴胜兆兵变始末,宋徵舆的《东村记事》记录较详尽:“胜兆反,先以约斌卿为事······之隽曰:‘······子龙与斌卿素善······得子龙,斌卿且至矣。’胜兆曰善。之隽遂谒子龙,具以事告,子龙······即具为之隽作书遣斌卿”。13

        上面所讲的斌卿,即黄斌卿,他曾受到陈子龙的提携,弘光倾覆之后,他退守舟山,从事抗清。而之隽,即戴之隽,他是陈子龙的学生,曾投奔吴易义军抗清,义军失败,他接受改编蛰伏在清军营垒。稍后,他与几位志同道合之士,利用吴胜兆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策划起了“松江兵变”。由于戴之隽深知陈子龙的威望,以及他与海上义旅的关系,所以特地向吴胜兆推荐,请陈子龙与舟山黄斌卿联系。陈子龙也因此“潇洒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投入到这场兵变的策划、指挥之中。14

        对于上述事件,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联想:如果将清政府的江南提督吴胜兆准备倒戈反清,比作是“属国思归汉”,那么,正在为之策划、奔走的陈子龙,岂不就是暂且让吴胜兆军队仍以清军衣着而“因其故俗,为属国”的霍嫖姚?而他准备“筑坛”誓众,岂不正是指即将发动的那场兵变?看来,夏完淳正凭藉他对历史的稔熟,把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与他身边发生的事巧妙地揉合了起来,从而赋予滥熟的典故以新的境界与内容。

        既然此诗“属国”、“嫖姚”所喻有了着落,那么这首诗作年也就可以确定了,那应当是在丁亥年的春天。因为谢尧文被捕,事在三月十九日,此时完淳刚赶回松江(可以从他派姐姐夏淑吉专程赶到嘉定,捎去“吴督近有交情,两家可望无恙”的口信为证。)由此而论,《对月》一诗显然当作于丁亥年三月十九日之前。再结合“对月”“清光”分析,月光皎洁,当是在十五、十六日前后。



        

        

        二“缟素秦庭”与“愧同舟”

        

        投笔新从定远侯,登坛誓饮月氏头。

        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

        励志鸡鸣思击楫,惊心鱼服愧同舟。

          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

                    《鱼服》

        完淳的这首《鱼服》诗并不容易读。连汪辟疆这样的学者,也一会儿说它作于“军中”,一会儿又说它“或是兵败亡命时作”。15若说是“兵败亡命”,可诗歌开头一句便是“投笔新从”,根本不像是兵败之后的心情。难怪白坚笺释,最终断定它是“隆武二年丙戌(1646年)春间在吴易军中作”。16完淳投笔从戎,第一次是在乙酉年间,那时他随父亲来到吴志葵军中,参加了攻打苏州的战役,第二次是到吴易军中。就此而论,倒与“新从”二字正相吻合。

        可是,完淳来到吴易军中,乃是遵照其父遗命,毁家纾难而来。更兼诗人与吴易间师生之谊,非同寻常,即使到吴易遇难后,他尚以“感激当年授命时,哭公清夜无人知”17长歌当哭抒其悲伤。所以,他进入这样的军中,不可能产生“缟素秦庭”“愧同舟”的感受。

        “缟素秦庭”典出申包胥入秦庭为楚国求援的故事。而就申包胥与秦国之间的关系而言,和夏完淳之与吴易义军,显然是两码事,没有丝毫相通。至于“同舟”,典出《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18从这则典故看,此时“同舟而济”相救“如左右手”的双方,曾经一度是水火不容的吴、越“相恶”之人。以完淳与吴易义军之间关系而论,这又何从谈起?

        由此而论,《鱼服》诗反映的“军中”,不应该是指吴易军中。那么,在排除了丙戌之年与吴易军中之后,这首诗究竟作于何时?且又为何而发?对这问题,我们不妨还是回到诗歌本身,借助对典故的剖析,寻找回答问题的密码。从标题上看,“鱼服”系截取此诗颈联。从诗文中截取二字,权作标题,这样的诗歌,历来被视作是“无题诗”的一种。而所谓“无题诗”,并非无题,相反诗人往往欲借此披露这首诗具有深厚的寄托。这种约定俗成的“惯列”,从晚唐李商隐起,便源远流长。完淳博古通今,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再从所截取的“鱼服”二字看,它本身又有独特的内涵。“鱼服”出自《诗经·采薇》:“四牡翼翼,象弭鱼服”。19这首古老的曲子,据说是“文王遣戍卒时所歌”据朱子说法“此遣戍役之诗。······直以俨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20也就是说,它堪称是军队“不得已”而出发前的战歌。

        问题的新线索来了:如果说《鱼服》是一首军队出征前写下的战歌,这恰恰与诗文本身“登坛誓饮”、“惊心同舟”、“缟素报仇”相吻合。还存在问题的是,如果悲歌《鱼服》,行将出征的不是吴易义军,它又可能是哪支军队呢?联系诗人生平,我们发现,那支军队十分可能倒是清朝松江提督吴胜兆手下的那支曾与完淳所处身的江南抗清义军“相恶”,且一度水火不容的驻扎在松江的清政府军。而此时,双方却又为共同的反对清政府的目标而“同舟共济”,站到了一起。至于这种“同舟”,又确实有着“直以俨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的因素,而形势又迫使他们从此“相救,如左右手”,这也同样是事实。另外,因为吴胜兆军队在歼灭吴易义军时,欠下过累累血债。所以诗人与这支军队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即使为同一目标“同舟”共济,走到一起,对夏完淳来说“惊心”之“愧”难以消除,“秦庭”乞师之感也油然而生。正是这一复杂、难言的心理状态,才使诗人采用“无题诗”的形式,写下这首寄托幽深的感兴之作,披露诗人那种痛苦、不安而又激动不已的矛盾心态。

        显然,从诗歌标题结合典故加以分析,《鱼服》一诗当作于丁亥年春天,作于松江兵变前夕,自可无疑。



        三“几番空对紫薇花”

        

        似雨江梅,如烟飞絮,细细香风欲送。江上梦回青琐闼,佩声却是谁家凤?几番空对紫薇花,而今悔、虚害也黄粱梦。正宿雨初醒,春眠未起,一派画楼钟动。叹谪仙先朝供奉。看春色流光,雨梢花重。西楼倚,锦筝低按,东郭卧、玉樽休空。莽游仙、白了人头,但芝草连天,丹霞封洞。待饮马榆关,拂衣黄阁,古月梅花三弄。

        《金明池》

        从词中流露的感-彩看,说它是“乙酉国难后作”21当然是不会错的。可是,从乙酉到丁亥,三年之中,此词究成于哪个年头?尤其从作品内部流露的感情上的矛盾分析,诗人一会儿还沉缅在“虚害黄粱梦”的颓唐之中,到结尾却又突然冒出“待饮马榆关,拂衣黄阁”这样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诗句,一切令人难以捉摸。

        从时节上分析,那江梅似雨,飞絮如烟的景色,当属晚春时分。诗人在一首描绘“二月”“三春”的诗歌里,分明留下“残梅犹傍战场飞”这样的诗句。回头查查,乙酉之难,发生在夏五月间,此后作诗,当然不会有江梅似雨的景象。所以,《金明池》只能是丙戌、丁亥两年里的作品。可是即使在这两个年头中,此词究竟又系作于哪一年?这一点,我们只能从对“几番空对紫薇花”的剖析中获取信息。

        谓“紫薇”者,文人历来用以指代政府机构“中书省”。原来,在唐玄宗开元元年,中书省一度改称“紫微省”22,而“紫微”,有时又写作“紫薇”,于是文人墨客便有以“紫薇花”指代“中书省”的习惯。白居易笔下也曾有“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23这样的诗句。

        对于完淳来说,他确实曾有“紫薇花对紫薇郎”的经历。原来,在丙戌年三月,诗人曾“短衣则东州亡命,长戟则西掖备员”,24奉命到“东州”绍兴与鲁王联络,并因此得到“中书舍人”任命〈详见拙作《夏完淳浙东之行发微,兼中书舍人遥授辨》)。“紫微郎,亦作‘紫薇郎’,唐代中书舍人别称。”25从时间上看,完淳官拜“紫薇”,事情是在丙戌春三月,这时节正与“似雨江梅,如烟飞絮”的景色相吻。

        那么,由此而论,《金明池》当作于丙戌之年?可是,丙戌年春天,对于完淳来说,却是如鱼得水之时。当时,他处身的吴易义军,正处于蒸蒸日上之际,他们“既连攻嘉善、吴江、入其郭,声势渐振。是春,又与苏郡兵战于汾湖,斩获过当”26在这情况之下,吴易请陈子龙、夏完淳“驰蜡帛间行入越,以捷闻监国,封吴公为长兴伯。群将皆受将军印。”27至于夏完淳,也因此而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回到吴易军中。由此而论,丙戌之春以及稍后一段日子里,诗人正处于“湖海多豪气”28的激动、兴奋之中,哪来“空对”、“而今悔”之类的悲观?因此,说它作于丙戌之年,恐怕也不妥当。

        在排除了上述两个年头之后,剩下仅有丁亥年了。从丁亥之春形势分析,曾经给诗人以一线希望的“江东岭表,日月双悬”29局面已不复存在,闽中、浙东抗清小朝廷相继被击溃;活跃在江南的吴易义军也遭到致命打击,吴易更落入敌手,惨遭杀害。夏完淳虽侥幸脱身,可也只能躲藏在嘉定,徘徊于“西楼”“东郭”,并让“玉樽休空”。从总体上看,《金明池》所记叙、反映的心绪,倒正与丁亥之春的完淳的心情相符。

        从另一个角度看,丁亥年初又未必不是个突然闪现希望的时节。突如其来的吴胜兆欲倒戈兵变的消息,无疑又给这最为暗淡的岁月透进一线希望。尤其是当陈子龙也参与兵变的策划,而从海上鲁王方面又传来了将由张名振率水师经黄浦江抵松江增援的消息(至于这支由张名振率领的舰队,在崇明遇飓风,几乎全军覆没,30致使松江方面久等援军不至,终于发生“以兵劫胜兆,矫其令箭,召胜兆所亲信者,尽杀之”,31致使兵变流产,自是后话。)可以想象,当初夏完淳在闻知兵变消息之后的心情。在“吴督近有交情,两家可望无恙”的欣喜中,萌生一种“芝草连天”、“拂衣黄阁”的联想,不正是处于苦无出路的痛苦中的他,在突然传来出乎意料之外的喜讯时产生的那份惊喜?

        显然,无论从《金明池》展现的风物景象,还是从诗人“中书舍人”职衔的由来,或者从这首词本身流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矛盾而言,再结合诗人当时处境、经历,我们可以肯定,这首词当产生在丁亥年晚春,产生在“松江兵变”的紧锣密鼓声中。



        四虚冢祭奠日,洒泪题诗时

        

          江南三月莺花娇,东风系缆垂虹桥。

          美人意气埋尘雾,门前枯柳风萧萧。

          有客扁舟泪成血,三千珠履音尘绝。

          晓气平连震泽云,春风吹落吴江月。

        平陵一曲声杳然,灵旗惨淡归荒烟。

        茫茫沧海填精卫,寂寂空山哭杜鹃。

        梦中细语曾闻得,苍黄不辨公颜色。

          江上非无吊屈人,座中犹是悲田客。

        感激当年授命时,哭公清夜畏人知。

          空闻蔡琰犹堪赎,便作侯芭不敢辞。

          相将洒泪衔黄土,筑公虚冢青松路。

          年年同祭伍胥祠,人人不上要离墓。

        《吴江野哭》

        拿这首沉郁悲怆的《吴江野哭》与诗人的另一首《细林野哭》共读,我们不难体验出两者间的异曲同工。这两首同样是为祭奠恩师英魂而发的慷慨之作,虽说前者为吴易而发,后者为陈子龙而作,可是,由于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题材、风格上存在的相似与沟通,所以很容易令人产生两诗系“姐妹篇”的感觉。又由于《细林野哭》作于一六四七年夏天诗人被押往南京途中,所以当年郭沫若先生认为《吴江野哭》“也是完淳被捕后,舟过吴江时所作。”32而白坚先生更具体指出,此诗系“永历元年丁亥(1647年)七月被逮押解途中过吴江悼吴易作。”33

        然而,从诗歌本身分析,在“江南三月”“东风系缆”的起句赋陈中,诗人描绘出的是一派三月春光,而不是七月天气。再从“座中犹是悲田客”、“相将洒泪衔黄土”分析,诗人写此诗时,分明还不曾成为“楚囚”。另外从结句“年年同祭”所流露的美好愿望来看,他也不像是个生死难卜的钦犯。

        还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当年被押送往南京,显然是从松江沈泾塘出发,经细林山(作《细林野哭》),由青浦入运河,一路北去的。从青浦到苏州的水路,吴江也并不是必经之路。所以,夏完淳被押往南京,一路上是否经过吴江,还是个问题。总之,无论怎么说,《吴江野哭》不可能是丁亥舟过吴江时作。

        那么,这首“精卫填海”式的怨愤之作,究竟作于何时?从诗歌“相将洒泪”、“筑公虚冢”来看,此诗的产生大抵与诗人替吴易筑衣冠冢有关。关于完淳“筑公虚冢”,白坚先生曾指出:“吴易在杭州就义,遗骸未归,完淳与知心密友为衣冠冢以尽意。”34虽然,这件事究竟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还无法考知。但是,根据我们民族传统的殡葬风俗,还是不难推知。由于吴易是一六四六年六月遇难,而完淳到第二年夏天也被捕,因此,完淳替恩师筑坟,只可能在一六四六年夏天到一六四七年春天之间。由于落葬时间,约定俗成是在冬至或者清明。35所以“筑公虚冢”,要么是在一六四六年冬至,要么在一六四七年清明。就《吴江野哭》本身所展现的景色看,它应当产生于一六四七年三月的清明节前后。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空闻蔡琰犹堪赎,便作侯芭不敢辞”中得到印证。当然,在展开论证之前,先须把“蔡琰可赎”是喻指什么要搞清楚。这里的“蔡琰”是指谁?郭沫若认为:“蔡琰即蔡文姬,陷没于匈奴,后为曹操所赎还,似乎日生尚有女为清兵所俘。”36显然,他认为完淳笔下的“蔡琰”是喻指吴易的女儿。而白坚却认为,此处“以蔡琰喻香娘”,37而香娘则是指被清兵俘去的吴易小妾。可是,早在一六四五年的八月,塘口一战,吴易“举室歼焉”38,当时“易孑身走,父承绪、妻沈氏及女皆溺死。”39所以在他身后,不可能还有女儿落入清兵之手。至于说香娘,无论是拿她与吴易间关系和蔡琰父女关系的差异相比而论,还是就文人用典习惯而言,夏存古不可能拿她与蔡琰扯在一起。

        其实,据笔者分析,完淳此处笔下的“蔡琰”,实际上是喻指那批虽已被清兵改编,却仍等待着时机,准备倒戈反正的吴易旧部。自从吴易兵败遇难,他的不少部下被松江提督吴胜兆收编。谁知这些人陷身清军营垒后,反而与清军中有正义感的人“与深相结,又出煽其徒,炯察机便”,40最后竟利用清军的内部矛盾,把吴胜兆也策反了过来,然后派人“乘小舟,微服叩门请见”41陈子龙,请他与舟山联络,并紧锣密鼓地策划起震惊朝野的“松江兵变”来。可以想象,拿这批曾沦敌手的吴易旧部,比作归思心切的“蔡琰”,岂不熨贴?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将一个人的部下比作是那人的子女,是个约定俗成的比喻。

        从完淳境遇来看,自从吴易兵败,他侥幸得脱,可是东躲西藏,一时之间苦无出路。可以想象,当他听到吴易旧部将要重举义旗时,会多么高兴!特别是当他知道陈子龙也已“潇洒秦庭泪已挥”,为兵变而竭尽其力时,他又怎能不感到激动、感到振奋?责无旁贷地站出来,自然是他义不容辞的使命。“便作侯芭不敢辞”,正是作为以吴易学生自居的诗人此时内心的流露。从时间上看,吴易旧部与陈子龙联系,事在一六四七年早春,而这场未遂的兵变,到四月中旬便已流产。因此,完淳从获知“蔡琰可赎”,到发誓“侯芭不辞”,并发而为诗,只可能是在三、四月间,匆匆从嘉定赶回松江的这段日子里。完淳当时的那份兴奋与激动,我们从他写给姐姐的信中,报告松江“克日奇举”,42也可隐约看出。再从记下这一句语的《丙戌丁亥日记》看,这封信恰恰写于四月二日之前。43

        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久辨一死”44的陈子龙,在有感于吴易旧部“以义来,何忍拒之”,45从而决心背水一战之际,他作出一个很值得令人寻味的决定,那就是会葬夏允彝。很明显,他是想了却最后的一桩心愿,然后无所牵挂地去投入战斗。作为陈子龙的学生,完淳在会葬了父亲之后,他是否会仿效恩师,对“千金骏骨有谁怜”46的吴易,也来一次会葬,然后好让自己同样轻装上阵?所以,在我们看来,正是丁亥年的清明时节,完淳与挚友来到吴江,替吴易筑了衣冠冢。而《吴江野哭》,正是在这“筑公虚冢”时的慷慨之作。至于诗歌结句所流露的“年年同祭”的良好祝愿,分明表现了他对即将爆发的那场兵变的深深的祈祷。这一点和他在另一首诗歌里留下“待饮马榆关,拂衣黄阁”47的祝愿,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总而言之,夏完淳的《吴江野哭》绝非是作于被捕后的押解途中,是可以肯定的。诗歌的产生,是在“松江兵变”紧锣密鼓的一六四七年的春天。那时,诗人为了了却最后一份心愿,以便破釜沉舟地投入松江兵变,所以他在与陈子龙等前辈一起会葬了父亲的同时,又来到吴江替恩师修筑衣冠冢。也正是在“筑公虚冢”事毕之后,诗人长歌当哭,写下这首慷慨激越的悲壮诗篇。



        1侯玄涵《吏部夏瑗公传》。引《夏完淳集笺校》,第520页。

        2《明史稿》卷二五八。

        3黄鹤醉翁《记夏完淳》。同上书,第547页。

        4白坚《夏完淳集笺校》附录四。同上书,第654页。

        5《吴江起义诸臣传》。同上书,第548页。

        6夏完淳《细林野哭》诗。

        7侯歧曾《丙戌丁亥日记》。同前书,第262页。

        8详细论述,见本文第四部分。

        9、10白坚《夏完淳集笺校》卷五。第239-24O页。

        11《汉书·霍去病传》。中华书局版,第2483页。

        12《三藩纪事本末》。转《陈子龙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第719页。

        13宋徵舆《东村记事》。《笺校》第218页。

        14详见拙作《挽歌当哭,淋漓寄意——〈细林野哭〉析说》。

        15、16白坚《夏完淳集笺校》卷六。同前本,第316页。

        17夏完淳《吴江野哭》诗。

        18《孙子兵法新注》。人民教育出版社本,第67页。

        19《诗经·小雅·采薇》。朱熹《诗集传》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第105、106页。

        20《诗序》。

        21白坚《夏完淳集笺校》。第381页。

        22《旧唐书·玄宗纪》:“(十二月)改元为开元……中书省为紫微省。”中华书局版,第172页。

        23白居易《紫薇花诗》。见《全唐诗》。辽宁人民出版社本第178页。

        24夏完淳《大哀赋。》

        25《汉语大词典》。第九册,第820页。

        26、27陈子龙年谱。引《陈子龙诗集》,第712页。

        28夏完淳《军中有作》诗。

        29夏完淳《土室余论》。

        30全祖望《张苍水年谱》。“松江提督吴胜兆乞师……公与冯御史京第同往。至崇明,飓风大作,全军覆焉。”见《张苍水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第207页。

        31《明末忠烈纪实·陈子龙传》。《陈子龙诗集》,第720页。

        32郭沫若《历史人物夏完淳》。《夏完淳集笺校》,第224页。

        33、34白坚《夏完淳集笺校》卷五。第221页、第223页。

        35郭沫若《夏完淳》。

        37白坚《夏完淳集笺校》卷五,同前书,第223页。

        38王沄《陈子龙年谱》。《陈子龙诗集》,第702页。

        39《明末忠烈纪实》。浙江古籍出版社87年版,第334页。

        40、41《陈子龙年谱》。同前书第718、719页。

        42、43侯歧曾《丙戌丁亥日记》四月初二条。转《夏完淳集笺校》,第10页。

        44、45《陈子龙年谱》。同前书,第729页。

        46夏完淳《寒食杂作·同钱二不识赋》诗。

        47夏完淳《金明池》词。

        本文收入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云间思辨――柳文耀古典文学论集》一书,其中第四部分,曾以《虚冢祭奠日,流泪题诗时——夏完淳〈吴江野哭〉作年辨》为题,发表在《文学遗产》一九九六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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