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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秀才天子到皇帝菩萨

    罚无章。侯景叛乱,围京师,衍忧愤而崩于净居殿,追尊为武皇帝,庙曰高祖。

        衍自少力学,服膺大儒刘瓛,洞达儒玄,有经义等二百余卷,佛经义记数百卷,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文集百二十卷,金策三十卷,惜后世无由诵读,今有《梁武帝集》行世。

        二、会通三教
        儒、佛、道竞驰以至合流,是六朝宗教发展的特色。三国时代,牟融着〈理惑论〉,谓佛教思想至孝至仁,有益家国,与儒家思想无二。东晋慧远〈答桓太尉书〉、〈沙门不敬王者论〉,阐述佛教与儒家传统、王权的关系,以为两者可协调一致。至释道恒〈释驳论〉云:「周、孔之教,理尽形器;至法之极,兼练神明。」认为佛教之用甚大。孙绰〈喻道论〉云:「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宋宗炳〈明佛论〉云:「彼佛经也,包五典之德,深加远大之实;舍老、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谓佛教包含儒、道,且能劝佐礼教;孔子之训,必资释氏而通。宋文帝以佛教具安定社会的功用,因而倡信。朱昭之、朱庆之驳顾欢〈夷夏论〉歧视佛教。僧愍亦撰〈戎华论折顾道士夷夏论〉,强调佛教的世界性。宋、齐之间,明僧绍〈正二教论〉主文化传播须打破民族界限。此外像谢灵运〈辩宗论〉、沉约〈均圣论〉,或折衷儒佛,或扬佛而不抑儒。

        齐、梁之际,王公贵族多兼综三教,萧衍〈会三教〉诗云:

        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践言贵去伐,为善存好生。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密行贵阴德,显证表长龄。晚年开释卷,犹日映众星,苦集始觉知,因果乃方明,示教惟平等,至理归无生。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

        调和三教,而更推重佛教。他以儒术治国,因佛法有助王化,故融合二者,交相为用。后虽舍道,却未弃儒。

        其〈净业赋序〉云:「朕布衣之时,唯知礼义,不知信向。」弱冠为王俭东阁祭酒,可见少小已穷六经、习仁义。〈撰孔子正言竟述怀诗〉云:「志学耻传习,弱冠关师友,爱悦夫子道,正言思善诱。」爱悦儒家,尊敬孔子。任昉〈府僚重请笺〉说他「本自诸生,取乐名教。」[3]沈约〈梁武帝集序〉亦云:「爰始贵游,笃志经术。」[4]即使晚年佞佛,依然尊孔。

        他早岁与道士陶弘景游,逮义师入建康,弘景援引图谶劝进;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5]天监三年,置道正;翌岁,弘景移居积金东涧,还常接到皇帝的赐礼[6],甚至讨论书艺[7]。

        范缜盛称无神,萧子良集八友、众僧难之,是衍与佛结缘甚早。得天下后,因思父母而蔬食,于钟山下建大爱敬寺、清溪侧造大智度寺、宫内起至敬殿,朔望亲奠。天监三年,作〈舍道归佛文〉,进而废国内道观,令道士还俗。天监十八年,受菩萨戒,法号冠达。三次舍身同泰寺,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

        观上所述,知萧衍信向由儒而道而佛,中舍道教,儒佛兼用,而这也影响到治国方针与政策。

        三、仁爱治国的秀才天子
        《梁书.本纪》论武帝云:「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这位秀才天子有关经义的著作包括了诗、书、易、春秋、孝经、中庸,又为《通史》撰赞序,还有《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8]既博通,又专精,古今罕见。

        就《梁武帝集》中的诗文来看,与儒家有关者最多,其次佛教,道教则仅文〈答陶弘景请解官诏〉、〈答陶弘景进冥通记诏〉、〈答陶弘景论书书〉四篇、〈答陶隐居书〉,诗〈游仙〉一首,乐府〈上云乐〉七曲,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兹先言有关儒家者。

        其〈宴诗〉云:

        止杀心自详,胜残道未遍,四表渐怀音,九夷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国安岂忘战?钓台闻史籍,岐阳书记传。

        是仁者胸怀,亦为英雄吐属。其它如〈藉田〉、〈撰孔子正言竟述怀诗〉都是儒家口气。

        称帝后,兴雅乐,改乐器,集坟籍,释还罪口,放遣宫女。恐下情不能上达,于公车府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9]俾知民隐,纾民困,救民苦。

        天监二年,〈申敕诸州讯狱诏〉云:

        三讯五听,着自圣典;哀矜折狱,义重前诏。盖所以明慎用刑,深戒疑枉。……朕属当期运,君临兆亿,虽复齐居宣室,留心听断,而九牧遐荒,无因亲临,深惧怀冤就鞠,匪惟一方。

        要求各州每月须临讯一次,务在确实,以免造成冤狱,可说是仁民爱物。

        天监三年,〈除赎罪之科诏〉云:

        若悉加正法,则赭衣塞路;并申弘宥,则难用为国。故使有罪入赎,以全元元之命,令遐迩知禁,圄犴稍虚。

        目的在减少罪犯,并遣使巡行州郡,期能消除「深冤钜害」[10]。

        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学校,建孔庙,甚且于天监九年,幸国子学,亲临讲授。

        天监十一年,诏云:「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少,可停将送。」深觉法网严峻,欲除其弊,不应使老幼连坐,盖本于「刑法悼髦,罪不收孥」[11]之意。是年十月,改建明堂;十一月,修五礼成。

        由于通晓「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12]的道理,在位期间,夙夜匪懈,克勤克俭,作〈凡百箴〉云:

        惟慈惟恕,惟孝惟敬。严惟率下,直惟厥正。……勿恃尔尊,骄慢-昏;勿谓尔贵,长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则亏。……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尔贱,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无定性。勿谓人微,而以自轻。

        对众庶可谓苦口婆心,求好心切。

        总的来说,他重儒术,求谠言,问群臣音乐,唯才是举,不限门第,劝农务本,抚恤百姓,招集流民,埋葬枯骨,收敛道死,守视晋宋齐诸陵,罢京观,禁豪家占假公田,凡不便于民者皆思去之,是历史上少见的仁君。

        四、慈悲为怀的皇帝菩萨
        萧衍佛理诗〈十喻〉五首乃仿鸠罗摩什〈十喻诗〉而作。鸠罗旨在悟空,有若偈颂。衍则把玄妙的佛理具象化,辞藻绮丽,音韵朗畅,譬喻贴切佳妙,对偶较工。

        又撰〈和太子忏悔〉、〈游钟山大爱敬寺〉、〈觉意诗赐江革〉,亦曾制佛曲十篇。[13]

        〈舍道归佛文〉云:

        弟子经迟迷荒,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其成佛。

        他下令翻译、注释、编纂佛经,重新诠解佛教义理,广建寺塔,减轻刑罚、赋役。

        影响所及,连颇受敬重的陶弘景也梦佛授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因至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14]。

        〈净业赋〉叙述因思亡亲而蔬食、断房室的缘由,序云:

        所赖明达君子亮其本心,谁知我不贪天下,唯当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

        食素、弃绝酒色,希望由少私寡欲到无私无欲,实有忏悔消业、表率天下、多行仁政的用意,张溥说他「仅欲以黄羸菜味自救不臣」[15],未免责之太苛。

        〈孝思赋〉言因孝而建寺,序云:

        今日为天下主而不及供养,譬犹荒年而有七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长号,何解悲思?……竭工匠之巧,尽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树杂沓。

        其孝思可钦,孝行可敬,但他倡导不饮酒食肉、不以荤腥祭祀,除因怕断大慈种之外,也有俭朴的动机,营建寺殿,却穷奇巧、极奢侈,劳民伤财,岂非言行不一,心径有异,自相矛盾?

        天监六年,范缜坚持神灭论,萧衍与僧法云、沈约、曹思文六十余人撰文七十多篇驳斥,〈敕答臣下神灭论〉云:

        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短长,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观三圣设教,皆云不灭,其文浩博,难可具载,止举二事,试以为言。《祭义》云:「惟孝子为能飨亲。」《礼运》云:「三日齐必见所祭。」若谓飨非所飨,见非所见,违经背亲,言语可息。神灭之论,朕所未详。

        虽加切责,却未折服范缜,足见当时知识分子有相当大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佛通于儒,奉佛有助于孝治之义,萧衍为国是儒术佛理参用的。〈敕光禄大夫江蒨〉云:

        纯臣相子,往往感应。

        〈手敕江革〉云:

        世间果报,不可不信。

        终其一生,佛教虽是最高层次、不可变改的信仰,儒家却是治国的指针,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确有以身作则、以家刑国、推广佛法的企图,〈金刚般若识文〉云:

        是以无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说菩萨,深见无说之深。弟子习学空虚,修行智能,早行尊道,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刑国,自近及远。一念之善,千里斯应;一心之力,万国皆欢。恒沙众生,皆为法侣;微尘世界,悉是道场。

        想把南梁变成佛国,甚至进一步欲自为僧正,只是遭到智藏的激烈反对。

        他引用经教「佛法寄嘱人王」之训,以为不得无言,推行茹素的文章有〈断酒肉文〉四篇、〈与周舍论断肉敕〉五篇、〈唱断肉经竟制〉一篇。

        〈断酒肉文一〉认为出家人噉食鱼肉,九不及外道、居家人,断大慈种、地狱种,必遭果报、障难。

        九不及外道者:外道尊师训,出家人食荤,有违师教,此其一。外道受戒后必不犯,出家人轻于毁犯,此其二。外道未必皆噉食众生,此其三。外道各习师法,无有覆藏,出家人则有隐避,此其四。外道各宗所执,各重其法,无所忌惮,出家人则崎岖覆藏,方得噉食,此其五。外道直情径行,长己徒众恶,不长异部恶,出家人诳语饰说,增广诸恶,此其六。外道死不违经,出家人食肉,即违《涅盘经》、《楞伽经》,此其七。外道令行禁止,莫不率从,出家人饮酒食肉,不能伏物,此其八。外道终不覆戒,出家人诳欺白衣,此其九。

        九不及居家人:出家人服如来衣,受人信施,居处塔寺,仰对尊像,饮酒食肉,岂不内愧?在家人则无犯戒罪,一也。在家人不仰触尊像,二也。在家人不吐泄寺舍,三也。在家人饮酒噉肉,无有讥嫌,出家人则使人轻贱佛法,四也。在家人门行井灶,各安其鬼,出家人则善神离而恶鬼喜,五也。在家人自破财不破他财,出家人自破善法,破他福田,六也。在家人自力所办,出家人皆他信施,七也。在家人是常业非异事,出家人众魔外道,各得其便,八也。在家人不失世业,出家人皆断佛种,九也。

        断大慈种:若食肉者,一切众生,皆为怨对,离法障根,无有大慈大悲,佛子不续。

        地狱种:噉食众生者是魔行、地狱种,自造恶因,致众苦果。

        果报:若噉食众生父、母、子,众生亦报噉其父、母、子。今日众生,或经是父母、师长、兄弟、姊妹、儿孙、朋友,至亲还成至怨。

        障难:凡噉食众生,是一切众生恶知识、怨家,若欲修改,皆为障难,一理中障难,二事中障难。前者值善知识,不能信受,设复信受,不能习行。后者设欲修行,便复难起,或引入邪道,或令心乱。

        萧衍反复譬说,谓:「水陆众生,同名为肉。」故鱼亦不可食。萧衍引用《涅盘经》所说的「一切肉悉断,及自死者」,皆不可噉。

        〈断酒肉文二〉谓北山蒋帝是道教神,「犹且去杀,……弟子已勒诸庙祝,及以百姓,凡诸群祀,若有祈报者,皆不得荐生类。」出家人尤不宜食众生。

        〈断酒肉文三〉进一步与诸僧尼约誓:「若复有饮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不行如来行,是假名僧,「与盗贼不异,……不问年时老少,不问门徒多少,弟子当令寺官,集僧众,鸣犍搥,舍戒还俗,……唯最老旧者,最多门徒者,此二种人,最宜先问。」这位慈悲为怀的皇帝菩萨竟然使出金刚手段,而且自大僧始。他又吓之以神威,更身作表率,「弟子萧衍从今已去,至于道场,若饮酒放逸,起诸媱欲,欺诳妄语,噉食众生,乃至饮于乳蜜,及以酥酪,愿一切有大力鬼神,先当苦治萧衍身。」其实他未出家,不持禁戒,为了改革,不惜自誓,并严令「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制问,若有容受,不相举治者,当反任罪。」这种连坐的处分,已近乎法家了。

        〈断酒肉文四〉认为难菜食是「信心薄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他引用《涅盘经》:「受食之时,令作子肉想。」都是唯心、推己及人、爱人及物的看法。不能离鱼肉者,都说:「菜蔬冷,令人虚乏;鱼肉温,于人补益。」萧衍颇不谓然:「若久食菜人,荣卫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热,荣卫流通,则能饮食,以饮食故,气力充满,是则菜蔬不冷,能有补益。……凡鱼为生,类皆多冷,血腥为法,增长百疾。所以食鱼肉者,神明理当昏浊,四体法皆沉重。……菜与鱼肉,如水与火,食菜纔欲得力,复噉鱼肉,鱼肉腥臊,能减菜力。」批评反对菜食者「倒见」、「未得菜意」﹐以今日营养学看﹐他的话是颇有道理的。

        他认为食鱼肉,「是魔境界」,酒为「魔浆」。食肉嗜酒,「善神远离,内无正气,……法多烦恼。」但食菜者若憍慢瞋恚,「好生贪求」、「常怀忿嫉」,必坠魔界,修口还须修心。

        〈与周舍论断肉敕〉五篇文字甚短,强调:买肉与-,其罪相等。「凡一众生,具八万户虫,经亦说有八十亿万户虫,若断一众性命,即是断八万户虫命。」以是之故,不可杀生。至于自死肉,为何不可食?因「前所附虫虽有灭谢,后所附虫其数复众,若煮若灸,此断复虫皆无复命。……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观,其中大者,灼然共见。灭慈悲心,增长恶毒。」(三)大者虫,小者细菌,都是生命,万不可杀。

        萧衍谓众僧食肉,罪剧白衣,因白衣杀生,止是一罪,众僧则犯性罪、伤戒律,若是学问众僧,恶业复倍,因「亲达经教,为人讲说,口称慈悲,心怀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违,即成诡妄。」(四)其罪三重。

        他认为屠夫为食肉者而杀生,是食肉者即有杀分,「于不杀戒,即成有缺。」(五)故持戒者不可食。

        〈唱断肉经竟制〉记僧正慧超、法宠法师难云:「若经文究竟断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肉,此则同尼干断皮革,不得着革屣,若开皮革得着革屣者,亦应开食肉。」萧衍不同意这说法,因为着革屣经久不坏,而一噉食则害无量身命,是大罪障。

        综而言之,萧衍因思念亡亲而建寺、蔬食、弘扬佛法,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梁朝寺多达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三十余万,糜费至钜。他勒令出家人断酒肉,明言不欲杀生,是否暗寓除奢去侈、导正风俗的动机?

        五、萧衍治绩何以由盛转衰
        中国史家论事评人,往往以儒家观点解读史料,何之元《梁典高祖事论》,姚思廉、魏征《梁书》,李延寿《南史》,司马光《资治通鉴》都是如此;中共学者则以「无神论」批判,未免偏颇。本文从萧衍自撰诗文探论,较能得其真相。

        何之元说:

        罔恤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百城恣其暴夺,亿兆困其征求,捐弃旧乡,奔亡他县,地荒邑散,私少官多,于是仓库既空,赋敛更重。[16]

        而萧衍〈禁止私利诏〉云:

        至于民间诛求万端,或供厨帐,或供厩库,或遣使命,或待宾客,皆无自费,取给于民。又复多遣游军,称为遏防,奸盗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设,或责脚步。又行劫纵,更相枉逼,良人命尽,富室财殚。

        〈清公田诏〉云:

        如闻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

        他也知民困国弊,故对症下药,加以挽救,〈祠南郊恩诏五〉云:

        凡因事去土,流移他境者,并听复宅业,蠲役五年。

        〈耕籍田诏〉云:

        公私畎亩,务尽地利,若欲附农,而粮种有令,亦在贷,每使优遍。

        〈祠南郊恩诏三〉云:

        尤贫之家,勿收今年三调。其无田业者,所在量宜赋给,若民有产子,即依格优蠲。孤老鳏寡,不能自存,咸加赈恤。

        〈祠南郊恩诏四〉云:

        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

        惩弊之外,进一步做到社会救济,增进百姓福祉,未如何氏所说的「罔恤民之不存」。

        《梁书.武帝本纪》云:

        及夫耄年,委事群幸。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遂使滔天羯寇,承间掩袭,鹫羽流王室,金契辱乘舆,涂炭黎元,黍离宫室。

        评梁武帝委事群幸,赏罚无章,实则萧衍并未忽于治国,其〈求谠言诏〉云:

        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无沃心之言,四聪阙飞耳之听。州辍刺举,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负谤,无由闻达,侮文弄法,因事生奸。

        〈答所在条陈时政诏〉云:

        守宰若清洁可称,或侵鱼为蠹,分别奉上,将行黜陟。长吏劝课,躬履堤防,而有不修,致妨农事,关市之赋,或有未允,外时参量,优减旧格。

        〈命尚书郎奏事诏〉云:

        郎署备员,无取职事;糠文案,贵尚虚闲。空有趋墀之命,了无握阑之事。

        唯恐下情不能上达,官吏怠忽职守,故锐意求治,「白日西浮,不遑飧饭,退居犹于布素,含咀匪过蔾藿,……虽复三思行事,而百虑多失。」[17]既勤且俭,犹恐有失。

        他重用的朱异,明礼、易,兼通杂艺,但「贪财冒贿,欺罔视听,以伺候人主意。」[18]遂招侯景之乱,「祸福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宠赠犹殊,罚既弗加,赏亦斯滥。」[19]晚年重赏轻罚,对奸佞没有惩戒的作用。

        《南史.武帝纪》云:

        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追踪徐偃之仁,以至穷门之酷。

        说萧衍「留心俎豆」不虚,「忘情干戚」则未必。中大同二年(547)[20],他已八十四岁,对扩张领土犹有雄心,所以东魏司徒侯景率河南十三州降梁,立准其所请。

        说他「佞佛」是真,但不尚空谈,勤于政务,〈答皇太子请御讲敕一〉云:

        昼夜劳思,精华已竭,数术多事,未获垂拱,兼国务靡寄,岂得坐谈?须道行民安,乃当议耳。

        其二云:

        王侯虽多,维城靡寄,……方今信非谈日,汝等必欲尔者,自可令诸僧于重云中讲道义也。

        其三云:

        汝等未达稼穑之艰难,安知天下负重?庸主少君,所以继踵颠覆,皆由安不思危,况复未安者耶?……但知讲说,不忧国事,则与彼人异术同亡。

        〈答晋安王请开讲启敕〉云:

        吾内外众缘,忧劳纷总,食息无暇,废事论道,是所未遑,汝便为未体国也。

        他谈经论道,绝不废事,总以安民为先,否则宁可不谈。

        说他「弛于刑典」不假,但不全是「溺于释教」的原因,其〈更开赎刑诏〉云:

        既乖内典慈悲之义,又伤外教好生之德。

        〈敕诏〉云:

        恩泽屡加,弥长奸盗,朕亦知此之为病矣。如不优赦,非仁人之心。

        是儒家「去刑止杀」的仁德和佛教的慈悲,使他在四十六年中大赦天下三十六次,甚至一年三次,流弊所及,「弥长奸盗」。人君虽有仁心、仁行,若无法令,还是无以保障善类,制裁恶人,故《南史》评他「追踪徐偃之仁。」

        他招致「穷门之酷」最主要的原因是子弟不肖。〈责西丰侯正德诏〉云:

        往年在蜀,昵近小人,……及还京师,专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头断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闭晏开。又夺人妻,人子女,……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无悛革,怨雠逾甚,遂匹马奔亡,志怀反噬。……谓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节,董戎前驱。岂谓汝狼心不改,包藏祸胎,志欲覆败国计,以快汝心,今当宥汝以远。

        由皇帝菩萨笔下出现「狼心不改」「志欲覆败国计」的字眼是够严重了,这位皇侄仅「免宦削爵土,徙临海郡」,结果「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复封爵,……大通四年,特封临贺郡王。后为丹阳尹,坐所部多劫盗,复为有司所奏,去职。出为南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广陵沃壤遂为之荒,至人相食噉,既累试无能,从是黜废。」这位苛刻无能的郡王,其罪行罄竹难书,「先是正德妹长乐主适陈郡谢禧,正德奸之,烧主第,缚一婢,加玉钏于手,以金宝附身,声云:『主被烧死。』检取婢尸,并金玉葬之。仍与主通,呼为柳夫人,生一子焉。」可谓人神共愤,不容于天地间。侯景叛乱,「正德潜运空舫,诈称迎荻以济景焉。朝廷未知其谋,以正德为平北将军,屯朱雀航,……引贼入宣阳门。」[21]纵容恶人,就是残害善类,复以之治民、防守,终至噬脐何及?皇帝固如是乎?菩萨应如是乎?仁人亦如是乎?

        萧正德「不好文史」,好文史之宗室又如何?试以七子萧绎为例,他口诵六经,心通百氏,军事行檄文章诏诰,点毫便就,但好矫饰,多猜忌,侯景之乱,「坐观国变,以为身幸,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22]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终至身死国灭。

        临川王萧宏,衍之弟,不才无德,派人行刺,衍泣而赦之,但「纵恣不悛,奢侈过度,修第拟于帝宫,后庭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宏-钱,百万一聚,黄牓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帝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纻、蜡、朱沙、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悦,谓曰:『阿六,汝生活大可。』」[23]由于萧宏侵渔百姓,致使失业非一。

        萧衍对宗室子弟的贪赃横暴常屈法伸恩,对勋臣的为非作歹也优礼包容,仅以曹景宗和萧颖达为例。

        天监元年,景宗因功封竟陵县侯。鬻货聚敛,部曲残横,民颇厌之。「为人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作野虖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高祖颇知之,景宗乃止。」[24]

        萧颖达,封吴昌县侯,非法「启乞鱼军税」,为御史中丞任昉奏劾,曰:

        陛下弘惜勋良,每为曲法;臣当官执宪,敢不直绳。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颖达所居官,以侯还第。[25]

        结果是「有诏原之」。

        萧衍在〈旁求俊乂诏〉中自云:

        为国在于多士,宁下寄于得人。

        对违法的宗室功臣置而不问,还让他们当牧守,可谓「得人」?

        《资治通鉴.大同十一年条》:

        上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狱为意。奸夫招权弄法,货贿成市,枉滥者多。……时王侯子弟多骄-不法,上年老,厌于万机,又专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爱,不能尽也。

        「疏简刑法」是社会混乱的原因,特别是对王侯纵容;奸夫又招权弄法。但萧衍可未年老而「厌于万机」,他「每至冬月四更竟,即命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26]

        无神论者对萧衍佞佛一向给予严厉的批评,试以胡德怀为例,他评武帝:

        用专制王权手段压制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这次大论战。[27]

        又说:

        武帝迷信佛教而引起的-、经济等各方面的恶果,和南朝其它皇帝因荒-奢侈带来的后果并无不同。[28]

        一言箝制思想,二言迷信引起-、经济恶果,兹辨明如下。

        天监四年(505),范缜官尚书中丞,因「坐亮徙广州」[29];六年,发表《神灭论》,萧衍虽加驳斥,却于翌岁「追还京,既至,以为中书郎、国子博士。」[30]不贬反升,未尝迫害异己。

        事实上,萧衍并不迷信,他禁止贺瑞、祈祷,〈停贺瑞诏〉云:

        而政道多缺,淳化未凝,何以仰辰和,远臻冥贶?此乃更彰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贺瑞。

        〈罢祈祷诏〉云:

        夫有天下者,义非为己。凶荒疾疠,兵革水火,有一于此,责归元首。今祝史请祷,继诸不义,以朕身当之,永使灾害不及万姓,俾兹下民稍蒙宁息,不得为朕祈福,以增其过。 

        〈罢凤凰衔书诏〉云:

        朕君临南面,道风盖阙,嘉祥时至,为媿已多。假令巢侔轩阁,集同昌户,犹当顾循寡德,推而不居,况于名实顿爽,自欺耳目,……可罢之。

        自认为正道多缺,怀疑祥瑞的真实性,不值得庆祝,不准臣下为他祈福,绝非「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人。

        孙吴时代,佛教由北向南传播,东晋大盛,宋、齐两朝君主非常虔诚,至梁武帝尤信,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以萧昱为例,他在普通五年(524),「坐于宅内铸钱,下廷尉,得免死,徙临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还,且令受菩萨戒。昱既至,恂恂尽礼,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洁。高祖甚嘉之,以为招远将军、晋陵太守。下车励名迹,除烦苛,明法宪,严于奸吏,优养百姓,旬日之间,郡中大化。」[31]一个「轻脱无威望」、非法铸钱的人,受戒之后,尽礼蹈道,成为循吏,百姓感其德惠,为之立庙建碑,固由于主上宽大,以佛法感化,但萧昱善学,而且对奸吏使出霹雳手段,于民则持菩萨心肠,是较萧衍成功的地方。

        至于负面的影响,〈郭祖深传〉言之甚为痛切:

        慈悲既弘,宪律如替。……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皆非法,养女皆服罗纨。

        信仰贵乎虔诚,若影响到社会经济、国家法律,造成贫富不均,则伤慈悲之义,故祖深进一步提出建议,仝传曰:

        请精加捡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唯着青衣布,僧尼皆令蔬食。

        四十岁以上,体气渐衰,一离寺生活必失倚靠;四十以下而无道行,却履丰席厚,受信徒供养者宜令归农。

        萧衍嘉其正直,擢为豫章钟陵令员外散骑常侍,所言虽不能悉用,但后来铁腕施行「蔬食」政策,多少采纳郭氏的意见。是其佞佛还作了空前的改革,绝非信仰因素而亡国丧身。

        结论
        综上所述,知评价萧衍,与其相信史家所言,不如以《梁武帝集》为据,较能直探本心,俾免皮相之言、偏颇之论或谬误之见。

        萧衍的宗教信向由儒而道而佛,中虽舍道,治国之术则儒佛交相为用。

        在他治国历程中,重经学,立学校,擢英才,行仁政,弘扬佛法,广建寺塔,倡令僧尼茹素一项影响尤为深远。其治绩由盛转衰,从〈责贺琛敕〉一文可见端倪:(一)识人不明、用人不当(二)民失安居,牧守之过(三)东境户口空虚,缘于使命繁多(四)守宰贪残(五)女妓越滥(六)奢侈浪费(七)无股肱之臣(八)有司诡求竞进(九)屯传妨民(十)国弊民疲[32]。

        客观而论,贺琛所揭举的这些弊病,从东晋偏安以至齐朝已积重难返,萧衍尽力改革,过了相当长久的承平时期,但由于对宗室勋旧太过宽纵,使得百姓受害、社会不安,国家元气因而大伤,重用朱异和接纳侯景投降更是失策,迨台城被围,勤王之兵观望逡巡,遂至幽愤而崩。

        萧衍文武兼资,又有丰富的带兵和从政经验,以仁心仁术而行仁政,夙夜匪懈,却由于屈法申恩,用人不当,致子孙被屠、百姓伤亡大半、僧众遭戮、战争连年、江南饥馑[33],不数年而改朝换代,口诵佛经,心存慈悲,身行仁道,却落得如此下场,学儒学佛两俱失矣!

        其〈立晋安王为皇太子诏〉云:

        非至公无以王天下,非博爱无以临四海。

        他虽慈爱百姓,却不以至公的态度执法,小惠未遍,大难已来,梁朝终于难逃覆亡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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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武帝崩后,梁虽历三帝八载而亡,但简文帝受制侯景,元帝局限一隅,敬帝年小,实为陈霸先傀儡。

        [2] 明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有《梁武帝集》,文津出版社出版,台北,1979。

        [3] 见《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任中丞集》。

        [4] 仝上,《沈隐侯集》。

        [5] 《梁书.处士.陶弘景传》,宏业书局,台北,1974。

        [6] 《梁武帝集.答陶弘景请解官诏》。

        [7] 仝上,〈答陶弘景论书书〉四篇。

        [8] 《梁书.武帝纪下》。

        [9] 仝注六,〈设谤木肺石二函诏〉。

        [10] 仝上,〈遣使巡行州郡诏〉。

        [11] 皆见〈停老少连坐诏〉。

        [12] 〈即位告天文〉。

        [13] 《隋书.音乐志上》,艺文印书馆,台北,1958。

        [14] 仝注五。

        [15] 〈梁武帝集题词〉。

        [16] 《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四引,华文书局,台北,1967。

        [17] 仝注六,〈会所在条陈民患诏〉。

        [18] 《南史.朱异传》,艺文印书馆,台北,1958.

        [19] 《南史.列传第五十二.论曰》。

        [20] 是年四月丁亥,改元为太清元年。

        [21] 皆见《南史.梁宗室上.萧正德传》。

        [22] 《南史.梁本纪下.论曰》。

        [23] 《南史.梁宗室上.临川静惠王宏传》。

        [24] 《梁书.曹景宗传》。

        [25] 《梁书.萧颖达传》。

        [26] 《梁书.武帝纪下》。

        [27] 《齐梁文坛与四萧研究》页162,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1版。

        [28] 仝上,页164。

        [29] 《梁书.儒林.范缜传》。

        [30] 仝上。

        [31] 《梁书.萧昱传》。

        [32] 此十点为笔者所归纳,读者可另参阅《梁书.贺琛传》、《南史.贺琛传》。

        [33] 司马光:《资治通鉴.梁纪十九》,世界书局,台北,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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