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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者的“思想”与“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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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军
最初是从《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一、二期上，获知葛兆光先生撰写了《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即《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当时便对他的立意、构思颇有好感，日后拜读，的确获益匪浅。在此，笔者只想就书中个别章节凸现的观点及方法论问题谈点杂感，所涉及的主要是第四篇第六节的第四部分。
看来，葛先生在这部分是要总结性地讨论一个问题，即“佛教进入中国”后对华夏原有“话语权力”的“回应”。既然要讨论，那么也就必然会发生“讨论者”对“历史”的介入，从而也就有了讨论者究竟应在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去介入的问题。相对而言，“介入方式”无疑是更根本的。依笔者的体会，葛先生的介入方式或“话语”逻辑，也即所谓“本来，佛教……可是，中国……”例如，他写道：“本来，佛教并不需要悠久的历史依据作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的基础……可是，在一切都需要‘有史为证’或‘古已有之’才能使人信服的中国，历史时间的长短似乎与真理价值的高低相关甚至决定真理价值的高低……”又如，“本来，佛教也不需要从宇宙空间位置上来为自己宗教的真理寻找价值的基础，可是……在中国人看来，中国是宇宙的中心……”再如，“本来，佛教在世俗社会中坚持宗教独立、追求精神超越的理由，是从它关于人生的大道理中来的……可是，在后来的中国思想史中……其实，如果这一讨论的思路深入，使得佛教关于人生的理论真的取代了古代中国人生论，那么，古代中国人那种以‘立德’、‘立功’、‘立言’为追求目标的价值体系将崩溃，中国古代人那些以血缘亲情、家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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