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钱穆的史学三派论及对胡适派的微词 |
 |
|
|
救亡，宣传爱国的国史教科书。9 ·18事变以后，南京政府指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京大学遵命由傅斯年召集北京大学教授讨论此事，最后决定由钱穆独立担任。由1933年秋起，钱穆开讲国史。战火绵延，讲学不辍。从北京大学一直讲到西南联大。同事中有陈梦家，曾听过钱穆的课，与钱穆过往也多，力劝钱编撰国史。钱动意，本其中国通史讲义，历时13月成《国史大纲》。
全书采纲目体材，时为经，事为纬，凡8 编40章177 节，分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代诸部为编。以编领章，以章领节，实为章节体。间有地图、系表等。
以上说《国史大纲》写作缘起与编写体例。然而笔者更将注意力置于扉页上短短几句话。其中折射钱穆编写《国史大纲》的思想原由与他提倡的“国民当知国史”的史学精神。此数语以“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开头，接下去说：一、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只算是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有知识的国民。）
二、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于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 （委加言旁）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 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此数语多次提出国民概念。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人，虽说是一个生物的人，但由于离不开社会，唯在社会才能生活，又是一个社会的人，必属于一个国家与民族。这样他就必须是一个国民。从国民观出发，钱穆继续演绎自己的观点：既然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就要了解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将不是一个合格的国民，一个有知识的国民。
他又说，了解是为了对自己的国家产生一种温情，一种敬意。他又认为，要有温情与敬意，首先要有对于本国历史的“知”。所谓知，就是认识，只有认识才能产生感情。无识则必然无情。他举儿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说：“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
显然 ，这里钱穆先生重复了写作《国史大纲》的本意，即让人们得以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通过习史认识祖国历史、热爱祖国文化，以激动保种护国之心。每个国民都应了解本国历史，热爱本国文化，对祖国充满温情与爱意，只有兼具以上素质的国民多起来，国家才具有向前发展的希望。不然，国家将陷于弱亡之列，或成为一个“次殖民地”。
他批评当今之国人，“蔑弃”或遗忘国史，虽然也谈论爱国，但此种爱国又是如何一种的爱国呢。他辛辣地说，此种“爱国”实在是“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此，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没有。他告诉读者，“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
他将爱国心与宗教心作比较，信徒爱其上帝是由于他在宣教过程中，直接与间接加深了对上帝的了解。了解愈深则敬爱愈深。对于上帝无了解，不可能有爱的情感产生。事实上钱穆确以教士传教的心情作国史传播。他要人们以一种宗教心去爱自己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钱穆还提出“历史”、“历史材料”与“历史智识”的区别观。三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同一个问题，内涵却异。他说，然中国乃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中国之国民乃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民。何而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之智识。
显然，在钱穆这里，历史的客观存在为“历史”，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全部过程是“历史”。至于历史的记载则为“历史材料”。“历史”已沉没在往日的烟海渺茫中，人们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历史。人们想通过“历史材料”管窥“历史”的“全豹”，但还是做不到。因为历史记载往往过于破碎，又总是搀杂诸代史家的一己观点，历史通过“记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钱穆认为最好的法子是通过“历史智识”来了解国家的历史。在钱穆看来，对于历史要作认真的思考。凡是思考过的历史知识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只有对祖国历史做深入思考后，才能够对祖国有真正的爱。
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有其独到眼光。例如将中国社会分为三个层面：最基层的是经济层面，在其上面有学术层面，学术层面的高层是-层面。
他认为整个社会不断变动，而变动又有时代特点。譬如战国变动的是学术，秦汉变动的是-制度，三国魏晋变动的是社会经济。根据不同社会的变动特点，写作时也有侧重。写到哪个时代时便根据该时代的特点来写，表现了对社会的特殊观察眼光。
关于社会形态，他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战国是游士社会，西汉是郎吏社会，魏晋南北朝是门第社会，唐以下是科举社会，宋以后开始步入“现代型社会”，近代则是“次殖民地社会”与“殖民地化的社会”。至于上古时代，则可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考古中去发现，以此论述中原华夏文化的形成。
他又认为：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其一是“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其二为“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来，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自鲁隐公元年以来，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自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始，至民国纪元2314年。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取否定态度。他认为：“从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 对于朱元璋、洪秀全则表示赞赏，尤认为洪秀全起义是“近世中国民族革命的先锋”。
钱先生的历史观自然有其偏颇的地方。然而他好学深思，有意对中国历史做重新梳理，以得新证，以为当时抗战救亡服务。
他曾经论中国近时史学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其一为传统派，也可以称为记诵派。其二为革新派，也可称为宣传派。第三为科学派，又可以称为考订派。
他评论云：传统派工作主于记忆，多识前言往行，校勘辑补。此派所继乃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之前的中国文化的旧规模。
对于革新派他说，提倡此种历史学说者其多数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
关于科学派，他说：他们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形成了具有一定势力的潮流。在旧材料的整理方面，他们与传统派有相象的地方。“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两派钱穆没有说什么好话。“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 ，与当身现实无预”。 科学派即考订派尤其讨嫌。传统派即记诵派下工夫记忆材料，即使于世无补但也于己有益。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隘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材料”，从而表达了对胡适派的微词。
钱穆没有将自己划到哪一个学派中去，但是以笔者所看，钱先生似在传统派与宣传派之间。他以传统方法做经世史学。以经世史学为当世急务服务。他是将考据与时务，将书斋的学问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位中国学人。他主张国人当学国史，学国史当对国家具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思想，即在现在仍然有其积极意义。
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亭林有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将之亡天下。” 钱穆主张光了解国史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对本国文化尤其是本国学术史有所认识。在钱穆看来，文化是一国的气运，文化天下也亡。天下既亡，国何不亡？天下不亡，国尚可救。因此，要救国，维护民族文化乃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关于这方面可先对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一番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出版。时值抗日烽火既燃之际。如书题所示，该书考察了中国300 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共分14章，分析了自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至曾国藩、康有为等51个人物的学术思想。梁启超曾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任教，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看过梁启超的讲义，与其学术意见相左，遂开同类课程，自编讲义，后历5 年写出同名书。
是书自序说：“斯篇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寨，大难目击，别有会心。”
在钱穆看来，要将学术变为于中国文化建设有用之学，且能启发民众，拯救国难，发挥作用，在当前有一件事情要作，即是提倡宋学精神。
他在自序中还说：满清入室，文化专制，致使文人不敢如宋人以天下治乱为己心，不敢过问-时事，埋头故纸讨生活。这实在是坏学术，毁风俗，绝不是正常的情况。在钱穆看来目下国难当头，早应纠正这种学风。具体言之，对于久经讥刺的宋学精神应当继续加以发扬。作学问要不要有自己观点，要不要联系时事，要不要为爱国保国服务，古来乾嘉学派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即在民国时期，也还有一部分学者将学术与国事、国运相脱离，成为一种不好的风气。如同当年康有为发动改革，提倡公羊三世说，主张复兴今文经学，钱穆为重建中国文化，以使中国文化更好的启发民众，解救国难，主张重视宋学精神。他身体力行，主讲并编写学术史，重点于宋学作了充分肯定。
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需要作切实的工夫。为此他指责“时论”的浅薄。对当时几欲专擅文坛，独步一时的全盘西化说不以为然。他有以下言论：清社未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捍格外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辩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 （言加可）而揶揄之，为贤矣。 显然，他反对在中国文化建设中一以西国为准绳，再次提倡复兴宋明精神，主张研究历史当重理、明理。
三、 根据民族的精神寻找“此后的新生”。
1949年以后钱穆定居于港台，此间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历代-得失》、《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人生十论》、《中国现代学术论衡〉《朱子新学案》等。另有《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文化与教育》、《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十二讲》、《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等属文化史研究。
在此期间，钱穆进一步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他说：“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 余英时曾说：钱先生治学的“终极关怀”，“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 正是从这种终极关怀出发，钱穆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本位的思想。
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事嬗递，因其深层内在历史精神的涌动。这种历史精神实质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 研究历史发展大可从文化史角度切入，一旦掌握了中国文化精神的进程，中国历史来龙去脉亦大体理解不误。
钱穆一方面主张恢复中国文化精华，同时又主张不断发展中国文化，俾使适应日益发展的世界形势。“我们要根据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来打开当前一条出路，来寻找我们此后的新生，那决不是顽固，决不是守旧，那是生命延续之唯一原理”。他指陈：中国文化本来就处在不断进取变动之中。其变迁经过分四阶段：其一是上古至秦，国家形成，民族融合，中国人精神理想也在此期初成。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奠定期。其二是汉唐时期。中国-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军事制度已经制定，中国民族精神出现共通境界，中国人个性境界也得以拓展、发挥。其三是宋明清时期。中国人个性精神进一步发挥，中国文化充分发展。这是中国文化的个性发展期。其四是清以后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民族共通精神与个性精神已经安排周到，所要做的是注意如何将精神与物质同一融合，进而关心周围物质环境，尽量改善与利用它，以协调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他说中国人常抱一种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多可融合协调和凝为一。”
钱穆有《中国文化精神》一书。这本书是钱穆的演讲稿，讲的是中国文化的性质，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出版时间是在1971年。他在序言中说：“我之平生，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据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 他说自己民国元年即在乡村教书，此后任教大学，著述立论，皆因受国难之“鼓励与指导”。又说进行这样的演讲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 他在此讲话第一节中说：想分两个方面讲述中国文化。一是知识问题，究竟中国文化是什么。二是评判问题，“究竟这种文化要得要不得，该发扬不该发扬。” 他说应该首先了解中国文化是什么，才能讲到中国文化价值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以及如何光大与改进。书中《中国文化的变与常》、《文化传统中的冲突与调和》、《文化中的积累与开新》等篇章都详细论证文化变动与更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阅读钱穆先生主要著作，领略其中思想，笔者已经意识到钱穆是如何以对中国文化无限的挚爱深情，从事着艰辛的薪火传承的事业。正如钱穆先生后继，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所说：钱穆的一生“承担是沉重的，他生活在文化倾圯、国魂飘失的历史时刻”，“他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他有时很寂寞，“与当代的学术气候也有大隔，但他耐得住大寂寞，他有定力” ，终为中国20世纪新文化建设，落下一块重要的基石。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