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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谁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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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批判大写历史（History）的危险，杜赞奇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正如巴什拉尔（Gaston Bachelard）所指出的，认识论的障碍总是成对出现，如果不改变批判的模式，批判者会和他指控的对象堕入同样的陷阱之中。柯施莱克（Reinhart Koselleck）对历史哲学的分析，其价值正在于揭示了当启蒙者针对专制国家提出乌托邦式的批判时，历史是如何自动转变成为一种历史哲学的。1 而当历史蒸发成一种历史哲学，批判者也和他们的被告一起亲手建筑了一座“知识的集中营”或囚禁生活的“圆形监狱”。因此，仅仅指出“线性的空时间”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抹煞的关系，这算不上什么新颖的见解。本雅明敏锐的目光早已看到，从乌托邦的天堂吹来的风暴虽然冠之以进步的名义，实际上却只是将普通人的生活变成层层叠叠的残骸。2 但如果我们以为仅仅揭示了这一点，就能够拯救脆弱的“历史天使”（the angel of history），那么我们就不仅仅是幼稚，或者逃避了，我们还会在不知不觉中重蹈覆辙，践踏这些普通人的生活。
杜赞奇告诉我们，如果要避免和民族国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主义的线性叙事，我们最好采纳他的“分叉历史”。在线性历史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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