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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与江南社会散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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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悲剧，它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江南由于地处风暴中心，更是一派劫灰，生灵涂炭。甚至在狂飙过去许多年之后，依然满目疮痍，遍地瓦砾。苏南地区：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有的地方人口仅存五分之一；浙江省：一派凄凉，道馑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皖南地区：“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江西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还是一个谜。1883年，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为5000万，而美国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重新进行估算，有的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人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有的学者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给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至少达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其中以江南的人口损失最为惨重。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单就人口损失而言，太平天国战争就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惨酷的战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人口的过量死亡。
与人口损失相伴偕来的是土地的大量抛荒。据苏南地区各厅州县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浙江一省，荒芜田、地、山、荡多至112366顷；各省之中又“以皖南北荒田为最多，其它地方亦以皖南为最盛，如宁国、广德一府一州，不下数百万亩”。换句话说，江南地区战后已成为一片废墟。
然而，江南一向是朝廷赋税的命脉所在，田地的大量抛荒势必影响到朝廷的财政收入。因此，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非常自然地成了当政者的首要急务。而要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就必须有相应的劳动力作保证。由于战争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损失，战后江南劳动力奇缺。这是一对深刻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招垦”成了唯一的选择。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招垦，地方上父母官更迫不及待地设立招垦局或招垦分局，制订各种优惠的招垦政策，鼓励和吸引各地移民前来垦荒，如安徽凤阳、定远两地的招垦分局，就规定：“如有外来客民，情愿领田耕种，取具得保，由总局察验实系安分农民，一体借与牛力种子，准其开垦。”为了打消垦荒者的疑虑，从1869年起，主持江苏垦务的官员特别订立了一项章程，规定：“必以无主之田招人认垦，由政府发给印照，永远归垦荒者所有。自垦熟之年起，三年之后再交粮纳税。”浙江严州当局则规定，政府招募棚民垦种之地，如果三年内无业主指认，则准许垦户“作为己业，过户完粮”。如果遇到投机取巧的业主，等移民们将荒地垦熟之后，再向政府呈报，当局将对他进行处罚，即把他所耕种的田亩的一半罚归垦户所有。这一类规定从法律上保证了垦荒者的合法权益，使响应政府招垦令者有机会成为荒地上的新主人。
于是，受这些保护性优惠政策的吸引，江南地区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移民。一批又一批移民从四面八方翻山越岭涌到苏南、浙江、安徽和江西，在荒芜而陌生的土地上刀耕火种，建立新的家园。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争垦”的现象，譬如湖州就曾闹出了“客民入境，争垦无主废田数千亩，讼呶呶不休”的事情，比之最初的“应者寥寥”，自是另一番景象了。据估计，战后苏南地区接纳了大约160－260万移民人口，浙江大约接纳了132万移民，安徽接纳的移民最多，约有264万人。但与这些地方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巨大需求相比，相距依然非常遥远。与此相对应，原来寸土寸金的江南如今却出现了“垦种乏人”的尴尬局面。这个残酷的现实，一方面说明了太平天国战争曾给全国最富庶、最发达的江南地区造成多么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又势必导致土地的严重贬值，原来值4万铜钱一亩的良田如今只值一千文（80分），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当时买得土地的人被称为“自种”者。土地的贬值与贱卖，无疑给新移民们提供了一个拥有“恒产”的难得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们在江南’“田亩经界，改变旧形”的间隙中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一小块土地，成为“江南小地主”。
与所谓的“江南小地主”相比，由移民引发的另一种经济变动则更具时代性。曾经因战乱而被逼入条约口岸的官绅、地主和商人，他们在条约口岸立足、发展之后，又会掏出一部分闲置的钱款重返乡下，购置因“垦种乏人”而严重贬值的田产，并以在条约口岸学到手的经营理念进行面向市场的开发，为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需求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摇身一变而为“工商地主”。譬如，江苏、皖南本不出产蚕丝，战后受对外贸易发展的推动，蚕丝的市场需求迅速放大，这些地方“往往辟良畴接湖桑”，大力发展蚕桑种植业，获利丰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条约口岸的快速兴起，那些生成于特定时势中的新的小土地所有者，即“江南小地主”，面对的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经济环境，他们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越来越受到来自市场经济的直接或间接的刺激。这种刺激对他们来说包含着冲击和诱导双重意义，拥有有地权的小地主因为更多的经济自主，会寻常租佃关系下的农民更自觉地对这种刺激做出积极的回应。刺激和回应，把他们同近在咫尺的市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他们也开始进行面向市场的经营和开发，这种市场导向使商品性农业在战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商品性农业的长足发展又势必导致小地主们的生产和生活不得不更多地仰赖市场。于是，战后的市场经济日益趋向活跃，由此又形成了另一种类型的“工商地主”。许多小地主由农产品贸易致富，19世纪后期的南洵镇以买卖蚕丝起家而“家财垒聚，自数万至数百十万者，指不胜屈”。可见，因发展商品性农业而发财的小地主，在战后的江南已不是少数。
太平天国战后的大移民，以及从他们中涌现出来的小地主和工商地主，随着岁月的推移，不断壮大，逐渐填补了由旧有人口在战争中的过量死亡所留下的巨大生存空间。他们在废墟上重建江南，并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成为江南的新主人。
当然，就江南社会的变迁而言，太平天国战争最深远的影响和最具象征意义的变化莫过于苏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了。
自隋唐以来，苏州就已是东南巨郡都会，至宋、明、清时期，苏州经济繁荣，科甲鼎盛，人文荟萃，被誉为“科甲之乡”、“东南财赋之区”，不仅成为中国最美丽、富庶、繁华的地方，而且是主导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苏州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文化上的精致与优雅，使它成为江南地区当之无愧的中心城市。作为“天下四聚”之一，苏州的富庶与繁华，对于农民造反者来说，当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当他们攻克武昌并决定沿江东下的时候，内心里想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江南的财赋了，所谓“三江财富尤贼（指太平军）所觊觎”。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苏州及其附近地区便间接地成为攻防易守的战区。1860年5月，李秀成统帅数万大军东征苏州和上海，6月2日，攻克苏州，并以苏州为首府建立了太平天国苏福省。虽然，此后李秀成曾采取一些稳定社会秩序的有效措施，苏州的工商业一度出现过兴旺的景象，但只要是战区，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恢复和繁荣。随着整个战局的大逆转，湘军由战略守势转入战略攻势，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福省也就成了湘军、淮军的必争之地。在曾国藩的整个战略布局中，重点是天京会战，苏南和浙江是牵制战场，意在牵制李秀成的后方力量，减少围攻天京的阻力。但李鸿章、左宗棠抓住天京会战吸引李秀成主力之机，在苏南和浙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使李秀成顿时陷入困境。1863年初，李鸿章统帅的淮军向苏福省挺进，李秀成与之展开了惨烈的大搏杀。在这场大搏杀中，苏州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随风而逝，文化上的精致与优雅亦如梦幻般消失了。从1860年代开始，随着条约口岸的兴起，上海迅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这种取代，是现代城市对传统城市的取代。因此，苏州的衰落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苏州在太平天国战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地处长江入海口的滨海县城——上海却因缘时会快速崛起，向近代化国际性大都市迈进。
受战乱的影响，大量避难人口纷纷避入江南唯一的安全区域——上海租界，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据统计，1862年在上海租界避难的人口多达50余万，一度还曾达到70余万。上海租界以一隅之地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成为难民的福地；而难民的大规模涌入，则为近代上海的崛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他们以自己的智慧、资金和技艺等给上海的都市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并与界内的外侨一起共同缔造了近代上海的初次繁荣。王韬说：“上海城北，连甍接栋。昔日桑田，今成廛市，皆从乱后所成者。”“当租界成为城市的主体的时候，上海的意义完全改变了，它不再是过去那个传统的棉花和棉布的生产基地，不再是普通的滨海小县城，而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远东的国际商港。上海正在从‘江南鱼米乡’的那个社会模式中国游离出来，成为镶嵌在东西方之间的一块中性地带，一个新开发的商业王国”。此前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此后的江南则成了上海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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