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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与辛亥革命(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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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盐政问题、琼州开埠问题、维持纸币问题、剿匪问题等等。北返前夕，粤军团级以上军官，在广东陆军学会设宴为梁士诒饯行，大家把盏畅谈，气氛融洽。可见，梁士诒对粤军的拉拢工作，卓有成效。
梁士诒在粤期间，发生了宋教仁遇刺案。他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安抚人心和暗察动向。他对香港商人们说：“广东远离京都，闻见每多误会，一是民间误会，一是官场误会，一是外国误会。故此行愿将彼此误会者当面解明。”北京政府“化解误会”的方法，就是暗中给了粤军第一师师长钟鼎基三万元巨款，并另付两万元让他组织“陆军进行社”，这位从淡水起义就追随陈炯明的将领，不动声色，便转投到袁世凯的帐下。据深谙内情的人回忆：“第二师和混成旅的军官受收买的人比较少，第一师的高级军官几乎全部受了收买。”
回到北京后，梁士诒向袁世凯报告：陈炯明忠心耿耿，拥护大总统，并无二心。证据是陈炯明并不赞成以武力解决南北问题。袁世凯喜形于色，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一个月后，袁世凯为了筹集军费，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交涉，成立2500万英磅的借款合同。九折出售八四折实收，再扣去赔款、借款、垫款、盐务整顿费，真正到手，不过区区820万磅，但47年之内，连本带利，中国却要偿还6785万英磅。条件之苛刻，令人震惊。但更严重的危机在于，该案并未交国会讨论，政府便径行批准。国家的-体制，尚未足岁，受到严重挑战。
孙中山立即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商讨反对办法。会上沸反盈天，言人人殊。孙中山毅然决然地宣称，国民党应立即举行“二次革命”，向袁世凯宣战。除了安徽附和他的主张外，在座的其他人面面相觑。孙中山建议由广东、湖南、江西各地先行独立，“等袁世凯兵力前往，再由安徽拦腰截断，一战可以成功。”他的计划还包括：一、联合日本，对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增强革命的声势；二、速战速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并不是人人赞成用武的。黄兴就提出，宋案可以由法律解决。这和陈炯明的意见，不谋而合。孙中山挖苦地说，“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但黄兴和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到最后关头，不宜轻言动武。孙中山勃然大怒地宣布，“这次我要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五个南方省份兴师讨袁。”他直接打电报给湖南和广东两省都督，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但湖南和广东的复电，令孙中山深感失望，他们都不赞成用兵。孙中山一日数电，希望胡汉民和谭延闿（湖南都督）能够即时表态，宣布独立。但胡汉民左右为难，广东能不能行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绅商肯不肯出钱，二是军队肯不肯出力。
胡汉民曾派代表秘密到香港、澳门，筹集军费，但各大商家都百般推托，他们质疑，好不容易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民国，为什么还要打仗？商人只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让他们做生意，对没完没了的动乱，已经深感厌倦了。当时报纸，披露了胡汉民与广东商界的一场冲突：
5月（胡汉民）又派代表赴广州总商会煽动商民，演说至三小时之久。各商家极力反对。该代表末后忽谓：“各商民已以中央政府为可靠，对于胡督此举为不然，不助军费，嗣后倘有变动，各商家之生命财产，官厅断难拥护，唯有人各自保而已。”说至此，各商家大为不平，不欢而散。
当天深夜，胡汉民亲自到护军署，和陈炯明见面，试图说服他支持用兵。陈炯明重申了法治的重要性，既然借款案属于违法，则不妨以法律逼内阁改组；只要内阁改组，就等于证实了袁世凯的违法，其势力和威信，必然受挫。
“你以为袁世凯会让我们诉诸法律吗？你以为他会向法律低头吗？”胡汉民说。
“他真的敢毁法，我们再诉诸武力，就师出有名了。”
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都不肯让步。翌日，胡汉民和陈炯明一起到省议会和议员们见面。胡汉民尽最后努力，向议员们游说。他猛烈抨击中央政府，声称非从速推翻这个违法政府不可。陈炯明始终一声不吭。胡汉民实在忍不住了，大声问陈炯明：“你守口如瓶，大家一定以为你是不赞成我的意见的。你难道真的坐视不理吗？”
“我的意见，”陈炯明说，“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胡汉民见不能说服陈炯明，也不能说服议员们，又去征求各司长的意见。大部分人都支吾其辞，含糊应付，胡汉民处处碰壁，沮丧极了，长叹一声说：“你们不干，我惟有自己干了。”
5月1日，胡汉民以广东都督兼民政长名义，通电各界，抗议中央政府非法大借款，并指出宋案和中央政府有牵连。为了表明南方省份共同进退的立场，5月5日，胡汉民再和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联名通电，抗议中央的种种非法行为。
由于四督联名，造成四省联防之势，震动了大江南北。报纸哄传陈炯明与胡汉民不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陈炯明不得不致电北京政府，公开声明：“宋案、借款相继发生。胡都督对于政府作端，严之规箴，并无一字涉及党见。讵意奸人发生谣言，希图离间。炯明与胡都督相处年余，敢保无他，并望严究造谣，以儆效尤。”但空言无补，广州市面的纸币，低折至八成五六以下，反映了人心的恐慌。
江孔殷受袁世凯之托，连夜和国会议员邹鲁见面。邹鲁曾任广东官银钱局总办，老同盟会员。实际上，是陈炯明派驻北京的代表。江孔殷直截了当地说：“我和你都是竞存的朋友，现在总统要使竞存代替展堂，很希望你能够赞同。同时请你转告竞存，叫他千万不要推辞。”
邹鲁大吃一惊。“江太史如果要广东安静，大局安静，这事千万不能做。”
江孔殷强调，这是总统的意思。邹鲁很不高兴，脸色一沉说，总统对他也再三说过这个意思，每次他都是坚决反对。“现在大局危机，真如千钧一发，如果此事实现，恐怕我国难免糜烂。”
“即使竞存不肯取代展堂，总统也会罢免展堂的。”
果然，5月15日袁世凯下令撤销黄兴的“陆军上将”衔，并以栽赃诬陷的手法，准备把他移交法院审判。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黄兴已经转变态度，赞成对袁用兵了。6月9日，袁世凯又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之职，6月14日，下令免去胡汉民本兼各职，调为西藏宣抚使，遗缺由陈炯明继任，陈昭常为民政长。很明显，这是企图离间胡、陈关系。
胡汉民对陈炯明的态度极之不满，首鼠两端，非革命党所为。他决意离开广东，临行前大派利是，从省库提出两百多万元，一百多万用来偿还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广东策动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两役，向海外华侨筹借的经费；另外一部分，以留学费用的名义，发给高级党员，朱执信领了一万元，廖仲恺也领了两千元。
6月16日，陈炯明致电北京政府，不仅请求收回任命，而且连护军使和军长之职，也一并请辞，“俾得归田养母，为共和之幸民”。对于胡去陈来，国民党当然很清楚，是袁世凯的恶作剧，但广东商界却一片欢欣。他们相信陈炯明可使广东避免战乱。6月19日的报纸，记载了商界的热烈反应：
粤省人民自奉中央任命陈炯明为都督之命令，群情踊跃。旋又闻陈炯明电京辞职，又不胜惶惑。因而港澳商民，及各属人士，致电陈炯明，表明欢迎，及慰留之意者，昨已百数十起，电报局应接不暇云。
广州、香港、澳门各团体也纷纷致电袁世凯，反对陈昭常来广东，同时请求勿准陈炯明辞职。大有斯人不出，奈天下苍生何之势。6月20日，袁世凯电令陈炯明，勉其就职，毋萌退志。同一天，胡汉民通电辞职，并派副官长李朗如将都督印信送至护军使署。陈炯明拒不接收。最后只好把印信暂存于魏邦平处。
翌日，胡汉民乘海军宝璧舰离穗赴港，与孙中山、汪精卫会合。
2
孙中山从上海到了澳门。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他对外说是因为女儿病了，但真正的目的，是敦促广东起兵讨袁。6月21日下午，也就是胡汉民离开广州以后，陈炯明也上了另一艘军舰，于傍晚到达澳门。孙中山派人请陈炯明登岸见面，陈炯明说他不方便下船，还请孙中山到他的船上“面商要公”。
孙中山和陈炯明在狭窄的船舱里见面了。陈炯明表示他不愿意接任都督。“如果真的要二次革命，让展堂来做吧。”他说。
“展堂不行。”孙中山摇了摇头，“他是书生，不掌军权。广东方面反袁的大旗，还得由你来高举。你应立即就职，然后宣布独立。”
陈炯明说，实行独立，脱离中央，关乎万人之命，没有十分把握，等于-。“我并没有把握叫广东军队跟着我走。”
但孙中山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不管成败，先把反袁的旗号竖起来再说。这是职业革命家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体现，但陈炯明不是职业革命家，他更多考虑的是，怎样才能把革命的阵痛减到最低。
孙中山和陈炯明谈了几乎一个通宵。两人分手时，谁也没有说服谁。陈炯明乘船返回广州。当天，他致电袁世凯，除非中央答应他的三个条件，否则他不会接事：一、请以都督兼民政长，假以10个月期限；二、取消护军使之职，不再派人；三、请中央拨给现款二千万，作为整理纸币之用。
6月23日，孙中山接受《士蔑西报 》（The Hong Kong Telegraph）记者的访问，当记者问及北京时局时，他回答：“我现已脱离-（I have finished with politics now），所以情形若何，我不能相告。且自宋教仁被杀事发生以来，我不复闻问……我敢说从前已竭力为袁总统效劳（I have worked hard for President Yuan in the past）。我常说袁氏是最适合做总统的人。我不独在中国为他效劳，即在世界各地亦然。”
当然，这全是违心之论，姑妄听之，不足采信，但此行未能说服陈炯明，立即反袁，却是不争的事实。孙中山感到心烦意乱。
令他心烦的事情，还不止一件。胡汉民离任时带走公款两百万元一事，被报纸揭发出来，大做文章，闹得沸反盈天。6月22日的《申报》称：“胡汉民解任拨还革命费百四十万，幕僚学费十万，议员、商会、军人反对”。港商陈赓虞、杨西岩、陈席儒等人向全国通电：“粤省民穷财尽，忽闻胡都督离粤偿还革命费竟支出百余万元之多，未交省议会公决，实属忍心违法，擅权已极，商民公愤，乞维持以救大局。”上海、广州、香港报纸，纷纷以显著版面，著文大加挞伐，激起广东人民的愤慨情绪。甚至连苏慎初、钟鼎基等粤军将领，也在报纸上发函责问。
一位老同盟会员写信给财政司长廖仲恺，严词质问：“昔孙黄诸公，在庇能埠演说三月二十九起义，弟曾在场与闻，只云筹款十万，何今竟云二百余万，且各华侨助款，只称南京教育捐，该捐册乃在庇能光华报印刷，捐款者只签名，册中并无发还收单，即弟所捐亦然。盖此捐款乃属义捐性质，并无讨偿之理，即捐者亦无求还之心。即国家嘉念有功，请给此款，亦不当从广东一省独自担任，致逼成社会恐慌，此事请足下熟思为要。”
这封信以事实为据，公正客观，无从反驳。廖仲恺的反应，赫然震怒，立即召集财政司的所有书记录事，严加斥责，还款之事，本属机密，外界怎么会知道？谁敢泄漏政府机密，一经查确，不但撤差，必定严惩。
胡汉民一走，陈炯明成了焦点。各种问难苛责的函电，雪片似地飞来，穷于应付。他给广东自治研究社的复函，字里行间，难免流露出不满情绪：“（胡都督）此次因去任交卸，从前经手事件须办理清楚，故将账册存根等证据发下财政司，饬令偿还，随由财政司设立筹还所，先拨五十万元以便随时给付，此则偿还辛亥两役借款之实在情形也。胡都督既具有此理由，弟亦难以强阻。惟粤中财政支绌，人所共知，何能为继，已商之财政司，将未拨之九十余万元停止续发，拟日间召集各团体，共同妥商如何办法。”
孙中山在香港愤然替胡汉民公开辩解：“现在胡氏预备支还外埠华侨，然只系还本，遂被反对，此事最属无理，不公之甚！”但未能平息汹汹群情，胡汉民不得不作出回应，他解释说：“我上星期离粤时，提议由公款拨还借款。陈炯明即写一长信给各报馆，谓南洋与美洲华侨借款应该偿还。港商之借款，既已偿还，又兼还利息百分之五十，别处借款，何不应一律看待呢？广东的财政并非完全在我手中，黄兴与陈炯明皆知我所办之事，两人皆知我为何要借款，为何要急于还款，他们两人都支持我所做之事。”
胡汉民这番话，回避了广东军政府向港商借款与当初同盟会在南洋筹款，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事实。第一，军政府借款，经双方商定属高息借贷，而南洋筹款，则是义捐性质；第二，向港商借款的是广东军政府，粤借粤还，理所当然，但南洋筹款，是由同盟会主持，革命成功，即使要偿还，也应由国家偿还。
胡汉民不回答这些关键性问题，反而把陈炯明推到了前台，作挡箭牌之用，给他制造了一个天大的麻烦。不难想象，当陈炯明听到胡汉民的这番谈话，内心会多么的不痛快，但他又不能公开反驳。这一事件，严重损害了国民党与广东商人的关系，为后来商人反对陈炯明独立讨袁，埋下了伏笔。
陈炯明不肯就任都督，急坏了广东的绅商。6月30日，省议会派了10名代表到护军使处，请陈炯明从速接事，免误粤局。陈炯明告诉他们，梁士诒对他提出的三项条件，已有复电，说总统大致同意，“但其中还有一点商榷之处，大约一二日内，才能正式答应。至于二千万的借款，关系我粤生死问题，必可达到目的”。
由于局势一直不明朗，军队也开始出现分裂了。粤军中士官派和本地派的矛盾，日益尖锐。据一位熟悉粤军情况的人回忆，“士官生派以魏邦平、钟鼎基为首（他们-上较接近梁启超、徐勤等维新派）；本地生派，则以仲元及苏慎初为首（同盟会旧人较多）。其时第一师为士官派所把持，第二师及独立旅则为本地派所控制。士官生以洋招牌标榜，且多身居高位（团长以上职级），对本地生加以轻视，本地生则自恃人众，对士官生亦加嫉视，两派彼此排挤。”矛盾愈来愈尖锐。
粤军各师旅长劝陈炯明尽快就职，陈炯明勃然大怒说：“我有我的苦衷，你们不能谅解。如再有敢劝我接任都督，我立即把他-！”
陈炯明心烦意乱，“接也难，不接也难。”这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他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三天前，黄兴由上海来了一电，内称：“请兄接任都督，宣布独立讨袁，切盼！”两天前又来一电，催促他“即接任都督，宣布独立，联合讨袁，切勿再延”。到前一天，黄兴的第三封电报又来了，措辞已经流露出不满：“再不接任都督，独立讨袁，党人将不能相谅，盼复！”
陈炯明对袁世凯并不抱任何希望，当时有人问他，如果接任都督，但不独立讨袁，会怎么样呢？陈炯明说：“这是将我来过渡，至多三两个月，便调我入京了。” 但袁世凯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派人传话，如果一星期内陈炯明再不接任，就派龙济光接任都督。
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先生认为，他父亲之所以迟迟不接都督之任，是缓兵之计，“在这时，他已放弃5月时对袁取和解态度的主张。因为6月里，袁便开始明显的向国民党采取高压、离间、收买等种种手段。炯明知道迟早要讨袁，但是，起义的饷款尚无着，可靠的军队尚分驻于广东各属，他是需要时间准备一切的。”
事实上，真正迫使陈炯明改辕易辙的，并不仅仅是袁世凯对国民党的态度趋于恶化。他不接都督，是不想广东卷入内乱之中，但当时的情况是，如果他不接都督，国民党也会策动军队与龙济光对抗，换言之，不论他是否接任，广东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内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陈炯明知道已不能再拖延了，于是，在7月4日宣布接任都督。随后，大局便急转直下了。
7月5日，袁世凯先发制人，派军队开往江西。7月12日，国民党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1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也宣布江苏独立，任命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18日，陈其美以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袁。
陈炯明密电驻防各属陆军，迅即回省集中候命，并拨款迅速修筑北江公路，以方便行军。一个星期后，驻防各属陆军已先后向广州移动，琼崖镇守使邓铿也奉召返省，不久，驻琼崖守备团也调回省城了。驻省附近各属的部队，均纷纷回省。广东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袁世凯对陈炯明既委以重任，亦希望他投桃报李。7月13日，袁世凯拍了一个电报给陈炯明，满纸勉重之语，似乎把他引为心腹：“近今以来，讹言四起，莫衷一是，人心摇动，大乱几在目前。粤中父老子弟，尤倚执事为泰山，以阻遏横流，维持秩序……同心协力，幸免颠危，遇有事关大局，务希时赐惠言。”
但这时，陈炯明已经下决心反袁了。
1913年7月18日，星期五。省议会的会议厅里，坐满了议员和记者。陈炯明发表演说：“兄弟今日到会，系因关于大局重要之事，特与诸公商量。盖推倒满清，建设民国，死无数之烈士，其目的无非志在共和。但袁世凯既得总统之后，所行政策全不以约法为根据，实与前清之专制相同。而所用襄助之人，尽属一般官僚旧派，大与前之烈士初心相左。
“比以满清专制时，其秩序尚胜于今。是丧中华民国者，直袁世凯一人也。兄弟所反对者，非反对其专制，独反对其-不良。假使秩序井然，有何不可。兄弟今日之反对，自问良心不能不如此，并非稍存党见。兄弟对于国民党，从无稍有偏护。前反正之际，党中不肖时有不法行为，兄弟任都督时，无不治之以法。及任护军使，亦只在公言公，即有呈首书国民党某某支部者，亦严行斥批。无论何党，断无歧视之私意存乎其间，故今日之意见，断不关乎党界问题。”
人们从未见过陈炯明滔滔不绝地讲那么多话，如此铿锵有力，淋漓酣畅。甚至连邓铿也没见过这场面。
“今者江西、江苏、安徽及各省已先后宣布独立。广东与南方各省休戚相关，且居于最有势力地位。苟能宣布政见，则邻近之八九省，总必得其同意。故今日对于诸君，只取一言，到底要帮袁世凯？抑要帮民国？想稍有脑筋者，亦以民国为重也！如或有藉口商业为重，不以为然者，则未知一省存亡，无论各界均负其责。且地方秩序，兄弟当然负其责任。贵会为全省之人民代表，用特征集意见，以求取决之言。”
陈炯明请议员们提问。一位议员站起来说：“我有两点疑问。第一，广东派兵出发，则土匪难保不骚乱，应计划如何设法防御；第二，出兵不能不筹饷，广东财政能够支持几个月，应加考虑。”
“这两个问题很好。”陈炯明说，“查本省军队有五万之多，虽有调遣，亦可镇压。此等事，兄弟当一力担承。至于饷项，无论为本省之事，即因别省有事，亦要协力移挪。”
但这并不能使议员们完全释怀。又一名议员起立说：“赞成共和，嫉恶如仇，各议员心理大都如此。但事关国家大计，广东治安极为重要，必须先事布置，庶免临时周张。本员尚有疑问，因各处伏莽甚多，猝闻独立，难保不有藉端起事，或乘机劫掠者，宜如何调配兵力，以资防守？此为第一问题。又联络南方各省，吾粤不能不出兵出械，如此则饷项加增，如何筹措？事关人民负担，此为第二问题。粤省华洋杂处，对于外人一方面，如何交涉，乃无意外？此为第三问题。”
陈炯明说：“此事与我有密切关系，对于广东地方事情，自然担任。现在军队多已布置，为家为国，亦即为省会保全名义也。此事兄弟已下决心，刻不容缓，虽生死存亡，在所不计！”
议长站起来说：“本会对于此事，讨论甚详，亦未有一人不赞成者。现在都督提出本省与袁世凯断绝关系之议，付表决，如赞成者起立。”全体议员都起立了，但许多人面露惧色。
一名议员说，都督现职，是由袁世凯委任的，应即取消，另立名目。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成。“就叫广东大都督兼讨袁军总司令吧！”有人提议，立即博得一片稀稀落落的掌声。举起右拳，宣誓般地说，“本人就以广东大都督兼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宣布广东独立！”
当晚，陈炯明下令全省戒严，照会各国驻广州领事，宣布广东独立讨袁，并向全国发表讨袁通电。
当天，广东全体军人亦宣布举义讨袁，由陆军师长钟鼎基、苏慎初、都督府参谋长覃流钦、魏邦平、兵站总监林震、镇守使邓铿、要塞司令饶景华、旅长张我权、王肇基、叶举、罗炽扬、团长莫擎宇、孔昭度、翁式亮、洪兆麟、李济民、海军司令黄伦苏、宪兵司令杨刚、绥靖处督办周之贞、吴祥达、陈仲宾、钟景棠、林干才、警卫军统领刘钺、李福林、李耀汉等军官共同署名的通电，称“宣告讨袁，实由军界全体发动，并非陈都督一人之事”。
但事实上，军队内部，远不像通电的署名那么一致，许多人都领了袁世凯的钱，暗中准备倒戈了。真正愿意追随陈炯明的，只有邓铿、叶举、翁式亮、钟景棠、洪兆麟等寥寥数人。
当陈炯明宣布他将独立讨袁以后，军官们面面相觑，沉默不语。陈炯明让大家表态。叶举大声说：“我们死也跟总司令走！”他是惠州人，广东将弁学堂第一期毕业，现任广东陆军第一旅旅长兼高阳绥靖处督办。
陈炯明对大家说：“这次无所谓会议，只是将我的决定告诉你们。你们赞成，我也是照做，不赞成，我也是照做。现在总统违法，省官制不交国会，竟行公布；大借款未经国会通过，竟行签字，视约法如敝屣，等亡国若儿戏。近来多次接到孙、黄来电，知江西、安徽、江苏、福建等省已宣布独立。我广东为文化先进省，岂忍坐视先烈头颅换来的民国任人断送，所以本都督决计即日宣告独立，速筹北伐大计。”
会议就这么草草结束了。
3
7月19日，警察厅通知全体市民悬挂国旗三天，以示庆祝独立。但街上却冷冷清清，除了政府机关和江面上的几艘兵轮，看不到一面国旗。这和辛亥革命时广东独立，市民通宵燃放鞭炮，狂欢庆祝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市民对独立反应冷淡，陈炯明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但这天却发生了两件令他始料不及的事情，使他既伤心又愤怒。
第一件，龙济光距广东宣布独立仅一天时间，就向袁世凯请缨，“粤人对于济光感情甚洽，荡平粤乱，责不容辞”。虽然龙济光与陈炯明私人感情不错，但 “朋友是用来出卖的”，利字当头，人心的险恶，便暴露无遗了。
第二件，他的部下竟然公开抗命，这天他召集高级军官到署开会，钟鼎基拒绝参加，并和张我权跑到香港去了。高级军官尚且如此，普通士兵何来斗志？陈炯明对自己的权威，一向深信不疑，现在忽然动摇了。
7月25日，香港《士蔑西报》的英国记者，到广州都督府访问陈炯明。记者非常关注孙中山在这次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似乎无人知道孙博士，在这次事中，扮演何种角色，你能否告诉我？”记者追问。
“孙博士有强烈的爱国心。”陈炯明回答，“他自然希望袁世凯下台。他爱国，但不爱-。事实上，他已脱离-。我肯信他会拒绝接纳袁世凯委任他的任何官职。当然他可以继续给袁世凯好的劝告，但至今尚未得袁的接纳。”
“最近孙袁之间，是否还友善，而仍保持联络？”
陈炯明说：“我怎能知道，这是-上的争执。我不知道他们个人间的关系。”
在谈到军队的情况时，陈炯明说：“至于广东军队，只有极少数不大可靠，其他全部都是效忠于我的。你所见所闻，能证实广州将有兵变的谣言吗？你在广州看到有变乱的痕迹吗？我只请求你向贵报读者，尤其是中国人，真实的报告你所亲眼看见的广州情况。”
“将军反对袁世凯的原因是什么呢？”记者问。
“假如你仔细读我的宣言，你就知道所谓独立，并不是向各省独立。我只跟随六省所作，即是与袁世凯脱离关系。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袁世凯？他不但屡屡毁失信约，而且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法总统。他的临时总统任期已满，国会尚未另选总统，他是自己在做总统，未得人民的支持。一省跟着一省，起来反对他，在未有正式宣布独立的省份里，反对他的情绪亦极剧烈。”
陈炯明继续说：“反对袁世凯的人，不单是国民党人。还有值得注意的，这次运动的领导人，大都是袁世凯所亲自委任的人。他们对袁的恶政愈知道清楚，则对他愈厌恶。以江西都督（欧阳武）和安徽都督（孙多森）为例，他们信任袁世凯久矣，而且如不反对国民党，至少也不是国民党员之一，但和我一样，他们都是袁亲自委任的人，一旦对袁的作为有深一层的认识，他们就发觉袁是人民最大的敌人。”
“将军觉得现在的军事形势是怎么样的呢？”
“袁世凯是不会来攻打广东的，如果须战，必战于长江一带，我尚未派兵北上，但有三万人随时可以发动。”实际上，陈炯明能发动的军队，不过5000人左右。
“你有成功的把握吗？几时可结束？”
“假如列强守中立，袁世凯最短期内，一定垮台。”
“假如列强帮袁世凯呢？”
“我不相信列强会帮他。”陈炯明说，“帮他就等于残害中国。只要列强把借款扣起来，这事就快可结束。袁去了，全中国便能和平与繁荣。”
“假如你们成功了，袁的命运将如何？”
“我们并不反对袁世凯个人，只反对他当总统。我个人对他毫无恶意。”
最后记者问陈炯明有什么话要转告香港的商人。陈炯明说：“请你告诉你的读者，我所要的是和平与正义，无论任何代价，将为中国争取之。我这次行动是全为国家前途着想。我虽在备战，但未忽略过其他的责任，你亲眼可以看到，广州的市政，仍尽力维持。又请你告诉他们不要轻信谣言。”
但香港商人并没有被他的讲话所打动。银业行、金铺行、生药行、南北行、冰行、洋参行、入口洋货行、米行等，连日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强烈反对广东独立。香港《华字日报》有一篇报道，反映港商态度，语虽偏激，但亦不无参考作用：
据某大商云：今反正已将及两年，商场之元气，尚未恢复。今一旦无缘无故，忽又宣言独立，我商界得此信息，又群起恐慌，有停止付货者，有停止办货者，目前既已受此影响，则将来货物之滞销，市面之凋零，银根之紧绌，资本之折阅，更不待言矣。言下若不胜愤恨之致，大有欲吃乱党之肉，而寐乱党之皮也者。其愤激之状态，非有笔墨所能尽述云。
7月26日，北京政府下令褫去陈炯明广东都督职官，并撤销其陆军中将暨上将衔，并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镇抚使，令其督饬各师旅长派兵声讨，悬赏拏办陈炯明。北京的严厉处分，加剧了粤军内部疑惧和分裂的暗潮。
形势波谲云诡。济军由梧州沿西江直逼粤西，龙济光甚至以广东副护军使的名义，发出通缉陈炯明的檄文，毫不客气地声称：“此次入粤平乱，兴讨陈逆炯明一人。地方官警，水陆军队，望风归附者，概仍原职，官俸军饷，均中央担任。无论诸色人等，能斩陈炯明首级，来营投纳者，赏银六万元。”
省城顿时陷入大恐慌，富户人家，纷纷迁徙；纸币兑白银，从八成猛跌到只有三成。岑春煊看看势头不对，8月1日，黯然离穗赴港。用“来时惊天动地，去时寂天寞地”形容，可说既讽刺又贴切。8月2日，讨袁军在上海一败涂地。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徐州失守后，黄兴一走了之。孙中山和胡汉民也乘坐德国邮轮约克号（Yorck）邮轮，离开了硝烟滚滚的上海，准备南返广东。8月3日，经过马尾时，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武官通知他们，广东的独立也完了。孙中山大失所望，只得临时改道，前往日本。
实际上，陈炯明这时仍在广东苦苦支撑。由于判断错误，以为龙济光和广西不会攻打广东，兵力将主要用于江西。粤桂边境封川、都城各地，都未有派重兵防守。肇庆统领李耀汉、德庆县长廖迈都，向龙济光投降，并充当济军前导，长驱直入，兵临肇庆，广州西边大门洞开。陈炯明匆匆调叶举率步兵三团、炮兵两连（有德国制造的新式退管炮六门），还有工程、辎重兵各一连，驰赴肇庆设防。
但海军在这关键时候转舵了，派往封川的江巩、江固等六艘军舰，首先投敌，留守广州的其他军舰，也纷纷各走各路，有些以入澳修理为由，跑去香港，有些索性一走了之。粤军士无斗志，各种蛊惑人心的流言，在军队中不胫而走。还没和济军交战，就仓皇退到三水县河口至芦苞一带了。
陈炯明和邓铿商量后，决定收缩战线，在广州外围布防，以罗炽扬部固守花县赤白坭一带，与芦苞一线的叶部互相呼应，又饬第一师师长钟鼎基率直属部队布防广三铁路佛山至西南沿线，作纵深的布置，策应叶举。但钟鼎基迟迟吾行，倒戈的态势，呼之欲出。
8月3日，北京政府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署民政长。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了。8月4日，天气热得令人发昏，也许这是夏季的最后一股热浪，秋天快来了。上午10时，苏慎初命令驻扎在广州东郊燕塘的第二师两营炮兵，打着支持中央的旗号，携带武器，向城里进发。兵变开始了。没人敢阻止他们，叛乱的军人在农林试验场架起大炮。苏慎初打电话给陈炯明，劝他取消独立，否则兵戎相见。
陈炯明命令都督府卫队出动迎敌。都督府军务课长兼副官长黄强是位性情温和的年轻人，毕业于法国巴黎农业学校和英国航空学校，这会儿他呆在陈炯明身边。关于军队叛变的消息，陆续传来，形势非常险恶了。黄强劝陈炯明离开，免遭毒手。陈炯明拒绝了。中午时分，有人押来两名士兵，他们被捕时正在鼓动驻守粤秀山的军队加入反叛。陈炯明怒不可遏，喝令立即-。但叛变已经蔓延开来。
下午2时，炮兵向都督府发射了二十几发炮弹。派去迎敌的都督府卫队，在半途就哗变了，宣布与陆军共同倒陈。陈炯明手上真是一兵一卒也没有了，他派人和李福林联络，希望他过江助战，却一直杳无音讯。众叛亲离，舟中敌国，陈炯明又岂是浩叹而已。
都督府的侍从们无不焦急万分，黄强一再劝陈炯明尽快离去。当燕塘陆军叛变的消息被证实后，陈炯明终于同意出走。在黄强陪同下，一干人等匆匆前往沙面租界。他们跑得气喘嘘嘘，汗流浃背。法国领事很快派了一艘军舰，护送他们去香港。
当他们离开广州以后，广州七十二行商、九善堂和军界同人，共同推举苏慎初为临时都督兼民政长。下午4时，钟鼎基、苏慎初、张我权、饶景华、姚雨平等人联衔通电，宣布取消独立。大街小巷响起了庆祝和平的鞭炮声。广东宣布独立时，市面风雨飘摇，纸币一度由兑白银八成，跌至三成左右；取消独立后，纸币立即回涨。
香港总督和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已经下令，不准陈炯明在香港停留。无奈，由一位天主教神父帮他们买了前往法国马赛的船票，入夜登上约克号邮轮，凄凄惶惶而去。孙中山就是搭这条船南下的，现在，陈炯明又搭这条船，开始他的逃亡之旅。他不甘心，很不甘心，他一直以为自己在粤军中有崇高的威望，也以为广州商界会对他是衷心拥戴，光凭他的人格魅力，亦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没想到竟输得这么惨，输得这么不明不白。
8月6日，船泊新加坡，陈炯明忙着打听国内情况，始知苏慎初只做了一天临时都督，就被张我权驱逐下台并取而代之了。龙济光已经迫近广州，张我权为了保住权位，很可能会与济军抗拒。邓铿正秘密联络陆军的旧袍泽，准备再反正。广东的局势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第二天陈炯明弃船上岸，他决定留在新加坡，继续进行反袁工作。8月11日，龙济光的军队开入广州，讨袁军不支而退。而袁世凯过河拆桥，8月18日，下令褫革苏慎初、张我权军职，造成清一色的“龙家天下”，广州开始了近代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期。
4
袁世凯的-生涯，处于巅峰，俨然呼风唤雨，点石成金。他宣布取缔国民党的议员资格，进而解散国民党。凡参加“二次革命”的人，武职旅长以上，文职厅长、省议员以上，一律通缉追捕。廖仲恺、朱执信、邓铿和邹鲁等人，纷纷亡命日本。国内反对派，跑的跑，藏的藏，偌大的中国，只剩下一片“大总统英明神武”的欢呼声了。
陈炯明在新加坡，每天就在批阅公文、读书、写字中度过，吃最粗糙简单的食物，穿最寒怆朴素的衣服，晚上就在行军床上就寝，忍受着蚊子、臭虫和酷热的袭击。一些从国内逃来的党人，流落异邦，仿徨苦闷，偶尔也会跑到烟花场所，温柔乡中，寻欢解闷，但陈炯明却从不涉足，他坚持过着最严谨的苦行僧式的生活。
日子虽然沉闷，但陈炯明并未放弃努力。他委托邹鲁在香港主持广东的讨袁讨龙工作，警察厅长陈景华是他们的内应。陈炯明曾经致电陈景华，劝他“万勿辞职，以图后效”。可惜，陈景华过于轻敌，认为“龙督易欺，密谋无碍”，不料被龙济光识破计划，中秋之夜，龙济光以赏月为名，在都督府诱捕陈景华，即时-。邹鲁另派保定军校学生陈铭枢潜赴广州，伺机行刺龙济光，也因防备森严，无从下手。
孙中山和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在日本讨论“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孙中山无法原谅黄兴曾经阻挠他的反袁大计，他认为陈炯明也难辞其咎，最初借袁世凯之力，夺取了都督之位，又驾驭不了部下，结果导致广东陆军争权夺利，自相残杀，被龙济光坐收渔人之利。
这样的批评，显然有失公允。孙中山忽视了一个事实：人民刚刚经历了一个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对于建立法治与秩序、和平与稳定的社会局面，抱有强烈的渴求。正是由于人同此心，才使“二次革命”成了一场“得道寡助”的革命。陈炯明的独立，不论迟早，其实，都无改这一结局。但孙中山却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国民党组织不够严密，党员不听号令，因此，他打算重组政党，一个具有类似帮会结构的、党员要绝对服从命令，对领袖绝对忠诚的政党。
孙中山和黄兴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黄兴觉得孙中山太过固执己见，不听人言，把自己视为先知先觉，别人都是吴下阿蒙。1913年秋，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时，双方的矛盾，便迅速表面化了。
孙中山要求每个入党的人都要在一份誓约上按上指模，承诺“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所谓革命党章程，看起来，更像是-的帮规。黄兴严肃质问：“难道我们是在开山设堂，招收门徒吗？中山先生要做龙头大哥？谁是心腹大爷？”
李烈钧、朱执信、谭人凤和担任过参议院议长的张继等一批老党人，异口同声地反对，朱执信困惑地问，既然我们是革命党，为什么要对孙先生个人效忠？虽然他们尊重孙中山，但尊重不等于盲从，况且还要采取按指模这种帮会式的入党仪式，让人不能接受。
孙中山情绪激动地对大家说：“我是要以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的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的宏基！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也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的路上走去！”
“先生是不是认为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你是不是这样认为？”黄兴气呼呼地问。
“刚才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孙中山恼怒非常说，“如果你愿意做领袖，我也会甘愿服从你，并盖指模，在誓约里写明服从黄先生。”
黄兴公开拒绝在这种誓约上按指模。他宁可远赴美洲，也不肯入党。李烈钧、谭人凤也去了南洋。陈炯明和他们一样，对中华革命党的章程，持保留态度。孙中山几次写信叫他去东京，他都不去。甚至连胡汉民也迟迟没有履行入党手续，反而邓铿成为第一批受盟的中华革命党人，但他一入党就离开日本了。孙中山虽然失望，但仍信心十足，并未流露出丝毫的沮丧之情。
孙中山继续以滔滔不绝的言词，来打动和说服他的同志。他强调革命必须有唯一的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的团体人格。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他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他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的人，“如果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北辙。忠心革命的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的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
孙中山的努力终于有结果了。不少重要同志，陆续受盟，但直到1914年4月，在受盟的重要人物中，只有两人是来自广东的，他们是邓铿和林震（前北伐军支队长）。孙中山再接再厉，继续说服大家。
“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孙中山说，“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的失败，蕲求未来的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的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且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杀，这是我不能答应的，决没有退让的余地！”
孙中山最不喜欢听人侈谈“自由”。他一再强调，中华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者，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他在写给南洋党人的信中，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本党系为秘密结社，非政党性质。各处创立支部当秘密从事，毋庸大张旗鼓，介绍党员，尤宜审慎。”令人恍然有回到红枪会、白莲教时代的错觉，彻底摒弃了宋教仁所奉行的民主建党原则，与倾向于安那其主义（Anarchist）的陈炯明，更是圆凿方枘，龃龉难入。
服从孙中山个人和盖指模二事，已经闹得一天星斗，讵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华革命党总章问题，又惹来一片非议。孙中山把革命分成军事、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被人们指为封建余毒作祟，训政是封建时代的把戏，以皇帝来训小百姓，革命党既不做皇帝，何来“训政”？
孙中山批评大家“太不读书了”，《尚书·伊训》清楚记载，太甲是皇帝，伊尹是臣子，太甲年幼无知，伊尹训之不听，还政于桐宫。“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无知可怜的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
1914年7月，当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时，党员人数不过600多人，和九年前同盟会成立的头一年人数差不多。但这时来自广东的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已经入党。在6月底的选举大会上，孙中山当选为党的总理。
侨寓南洋的党人，在陈炯明、李烈钧领导下，创办了中华水利促进社，以救济广东水灾的名义，在南洋筹款，以图东山再起。孙中山也派人到南洋筹款，但由于当地华侨，同情黄兴、陈炯明者居多，乃至中华革命党在南洋仆仆风尘，却劳而无功。
孙中山对此深感不满，他声言，为了杜绝流弊，不仅党务要统一，连筹款也要统一。他在1914年5月写信给黄兴，对于黄兴因政见不同，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表示“敬佩而满足”，进而提出建议，由他来领导第三次革命，“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之事”，免得他处处阻梗。
孙中山似乎仍然认为，革命是他个人的事情，用陈炯明的话来说，属于“版权所有”。其奈，黄兴倔强的性格，革命的精神，与孙中山不相伯仲，他断然拒绝：“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他清楚表明，只要有机会，一定尽自己的责任，决不让路。
邓铿曾亲自到新加坡，劝陈炯明到东京，与孙中山见一面。陈炯明不愿蹚这趟浑水，1914年春天，当广东的一连串反袁讨龙工作，均告失败以后，他干脆离开新加坡，漂洋过海，远赴欧洲。在法国北部的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逗留了一段时间，每天不是游览名胜，就是和当地的中国留学生笑谈革命，颇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意味。不久他到了英国，在伯明翰（Birmingham）建立了一所航空学校，据说这是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可惜，由于管理不善，几个月后，学校便倒闭了。
在陈炯明游欧期间，孙中山仍然希望，他能释然悟，翻然悔。这年秋天，有一个叫叶独醒的人，大概出于义愤，或为了表达忠贞，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奉劝陈炯明和李烈钧迷而知返，但把信送到了孙中山处。
孙中山深为感动，果然是世乱识忠良，他请叶独醒把信直接寄给陈、李二人：“惟陈等在南洋，近闻颇有自树一帜之举，其果能受善言而改悔来归与否未可知。尊书若由此间寄发，彼等或认为弟所运动指挥，反于效力有损，故不如仍由尊处发寄，示以无私，或可动以诚恳也。兹将陈、李两君住址抄上。”
孙中山肚大能容，任何人“改悔来归”，在所欢迎，但这个叶独醒，连陈炯明、李烈钧的住址都没有，可见关系十分疏远，他的劝导，能起多大作用，殊堪怀疑。
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苍茫大地，处处烽火。李烈钧正在德国参加博览会，10月匆匆登轮东返，船到西贡，打算假道越南赴云南，但被法国海关所阻，不能入境，只得辗转到了新加坡。
陈炯明也从欧洲返回新加坡，与李烈钧、岑春煊会合。这时，他接到叶独醒的两封来信。虽然他丝毫不想解释什么，但又觉得完全不予理睬，似乎有点失礼，于是在10月写了回信，他第一次详细解释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原因：
弟与中山，本无丝毫意见，其改组新盟，实在去岁，维时居东同志，如黄、李、柏、谭、林、熊诸公，以及各省重要党人，多半以其章程誓约，有背民党宗旨，均期期以为不可，未敢盲从。弟实居南，未闻其事，故游欧之后，乃知吾党因新盟之故，一时未能步调一致，乃询悉其章程誓约，实未妥善，欲出而转旋，以中山当能从善如流也。南旋之后，闻改章易约，一时未易办到，遂止南中，暂候机会。然中山亦曾以书见招，弟亦不惮以书致效，忽忽至今，此事未能达到，致劳同志有本党未有一致之忧，殊深抱憾。至章程誓约，应否改良，判诸良心已得，无须赘述，述之反近诋諆。现在国事已急，吾人只求宗旨坚定，切实向革命做去，各尽天职，至将来大功告成，党事自有一致之日，无须远虑也。
陈炯明的婉拒，当在孙中山的意料之中；但孙中山的不放弃，亦在陈炯明的意料之中。叶独醒在收到陈炯明的复信以后，转给了孙中山看。孙中山大为愤慨，11月，在给叶独醒的信中，忍不住口出怒言：“陈竞存于本党所为，多所抨击，此人险诈，难与共事，所谓通融者直诳语耳。”但骂归骂，他还是派邓泽如到南洋，继续疏通劝导。12月6日晚，在加滹威的李烈钧寓所，邓泽如与陈炯明会面。
邓泽如劝陈炯明和李烈钧服从孙中山的主张，一致进行革命，以免分歧。陈炯明说：“对于孙先生，我们都十分爱戴，断无不从之理，可惜总章有问题，容易引起国人反对，未敢妄从。总之宗旨既同，异途同归，虽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只是形式上的不同，精神上是一致的。推翻袁世凯以后，我们仍然会继续辅助孙先生，施展救民政策。”
邓泽如竭力解释，革命党为何要采取这样的章程，但陈炯明不想听，他说，目前的当务之急，不是争论，而是行动，他和李烈钧连日来都在计划讨袁的办法。“内地已陆续进行，希望南洋各埠华侨同志，能够筹集足够的金钱，然后举事，如果经费不足便发难，恐难成事，邓铿、朱执信前月在惠州石龙起事，一举就败，便是证明。请各位向各埠同志募集巨款接济。”
“无论怎么样进行，”邓泽如说，“万不能离开中华革命党的旗帜！”
李烈钧说：“我们今日的主旨只有一个，就是推倒袁政府，我们国民党名义，堂堂正正，国内的国民党机关，虽被袁氏解散，但海外的国民党，居留地政府，从未有干涉，而中山先生又新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岂不是将海外已成立的国民党取消？所以绝不赞成。现在惟有各行各是，尽力办去，务求达到倒袁目的而后已。目的达到，然后请中山出来共同维持。望各埠同志，仍要保全原有的国民党。”
入夏以后，中华革命党人纷纷潜返国内，密谋反袁。他们面临着同盟会时代的困境，这就是囊中羞涩。没钱，何能为役？但现在筹款，比同盟会时代，困难百倍。情急之下，孙中山竟一度寄望于日本政府。1914年5月11日，他致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开出条件，只要日本政府支持中国革命，将来“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条件固然非常优厚，但大隈重信只作无验之言，姑妄听之，却不置可否，暗中加紧与袁世凯勾结。1915年1月，日本政府委派其驻华公使，直接向袁世凯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条”，并答应“严格取缔在日本及其保护下之革命党员”。
关于革命党与日本政府秘密接触的流言，哄传坊间，说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企图借助列强力量，推翻北京政府。这段公案，经国民党史学家考证，咸认为孙中山给大隈重信的信函，是日本人伪造的。但持相反意见者，亦不乏其人。乃至过了大半个世纪，仍然众说纷纭，迄无是耶非耶的公断。
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作为被造谣的对象，孙中山一直淡然置之，保持缄默，反而黄兴和几位讨袁都督陈炯明、钮永建、柏文蔚、李烈钧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辟谣。他们在1915年2月25日的联名通电中，首先向全国人民引罪自咎，然后声言愿停止国内倒袁革命运动，以实行举国一致抵御外侮的政策。电文呼吁：“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依赖他族，国必不保。”
日本的“二十一条”，被报纸揭发，顿时举国沸腾，强烈的民族情绪，山崩地裂般爆发出来。一批革命领袖，率先表态，呼吁“暂停革命，一致对外”。黄兴从美国费城，致函旧金山的老同盟会员，请他们转告孙中山，应立即放弃讨袁工作，共赴国难。面对各地党人纷纷写信或打电报请示对日方针，孙中山却毫不迟疑地回答，“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
邓铿、朱执信已经潜回广东，主持反袁讨龙，不把龙济光驱逐出广东，誓不言休。他们在惠州、南海、顺德、佛山、增城、龙门、电白、广州等地，制造了一连串的暴动和暗杀。5月9日，袁世凯正式承认了“二十一条”，孙中山和黄兴之间，不再有分歧了，以往的所有争论，在国难面前，忽然变得无关紧要。5月21日，陈炯明与黄兴、李烈钧等人联衔发表通电，大声疾呼：“往事已矣，来日大难，更不猛省，其何能淑。”李烈钧甚至放弃成见，毅然按指模、签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东京和南洋，两股革命巨流，冲破重峰叠嶂的阻格，终于重新汇集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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