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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与辛亥革命(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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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展。“广东独立万岁”的欢呼声，顿时响彻屋宇。
人们涌上了大街，大多数广州人并不知道革命已经发生，但他们看到这面旗帜时，都兴高采烈地追随着它，从西关出发，向城里前进。西关是广州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是绅商的大本营。沿途市民和商铺都燃放炮仗，鼓掌助威。当请愿队伍来到总督衙门时，张鸣岐避而不见，只派他的代表和民众见面，请大家回家休息，大帅对独立已有计划，不日即可实行。请愿队伍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当天晚上，西关一带，挂满了独立的旗灯，全城的炮仗声，彻夜不息。沿街商铺门前的龙旗，都被行人扯掉。广州突然充满了生机。
但这种欢乐只持续了很短时间，便被更大的疑惧所取代了。张鸣岐并没有实行独立。相反，当陈炯明在惠州起义以后，他不仅派军队前往镇压，而且宣布广州戒严，勒令所有商铺摘下独立旗帜，禁止集会，只开大南、小东两门进出。所有军警高度戒备，对要求独立的人，“切实查拿，尽法惩办”。官府的告示一贴出，各大商行纷纷关门歇业，机纺、玉器、车料、泥水、木石、裁缝各业，亦受波及，一片上板落闩之声。所有班次的省港轮船，都被前往香港避乱的人挤满了。
10月29日，胡汉民在西贡听到武昌起义消息，立即召募了一批华侨从军青年，乘船赶回香港。
张鸣岐拒绝独立以后，胡汉民一面发表通电，宣布张鸣岐的罪行，一面派朱执信和胡毅生，潜入内地，策动南海、番禺、顺德的各路民军，火速进逼广州。胡汉民似乎并不了解广州的情况，否则，他就不会调那么多民军到广州了。这些揭竿为旗的民军，大都是三山五岳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胡汉民很快就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
11月9日，全省各团体代表，在谘议局开大会，宣布共和独立，由于同盟会在广州并没有一位足以号令各方的人物，有人提议由张鸣岐任军政府都督。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龙济光是一位彝族土司，与革命党素无关系，各界代表推举他为军政府的副都督。但这时张鸣岐已经换上一身便装，悄悄逃进沙面租界，在英国领事的陪同下，到香港“避难”去了。龙济光也不敢就职。
第一次选举，备受舆论抨击。第二次选举，规定只选革命党人，于是各界代表改推胡汉民为军政府都督，仍然由龙济光任副都督。
曾经多次镇压过同盟会起义的水师提督李准，在得到胡汉民对他人身安全的保证之后，向军政府投诚，省河大小兵轮和水巡巡船，一律改挂民国军旗。全城到处飘扬着“汉族光明”、“恭祝苛政消灭”和“民国军万万岁”之类的旗帜、标语；各大街小巷，店铺商户，纷纷鸣放炮仗庆祝，从中午一直到深夜，炮仗之声仍不绝于耳。
当天，胡汉民从香港乘搭夜轮，回到广州。与几个月前那个风雨如晦的晚上，狼狈逃出广州的情形相比，有天壤之别，今天，他在群众的夹道欢迎下，以英雄姿态入城，赴谘议局宣誓就任都督，并通电海内外，宣布改元：
我国自夏殷而后，天子以世及，故篡弑劫夺，乘于其间，于是断代纪元，年号遂分，是皆以天子之位，私于一家一人之故，甚非我军政府今日建国之义也。本都督秉我军政府建国之义，用告我邦人，自兹以往，共和为治，自宜以黄帝纪元，表我国民之制，与前代殊，无有疑惑。
很明显，关于国旗、国号、纪元这些问题，同盟会并没有认真研究过，更谈不上有统一之见。他们就这么匆匆忙忙地上马，匆匆忙忙地飞驰而去了。前面究竟是怎么样的，谁也说不清楚。
胡汉民当上了军政府都督，但手下无一兵一卒，是个光杆都督。广东军队以新军最倾向革命，新军有两个团，一团由黄士龙率领，驻守高州；二团留守省城，但有一个营在香山，力量很分散。巡防营有六十多营，分布全省各地，武器不良，训练不精，更缺乏革命意识；而龙济光是一个飞扬跋扈的土军阀，对共和的态度十分暧昧，他手下有九营济军，加上桂军三营，合共十二营，集中在广州周围，这支军队是最强悍，也是最危险的。
除此以外，还有大批从四乡八镇涌来的民军，首领大部分是平日横行乡里的地痞流氓、土匪劫贼，气势固盛，但不脱草莽本色。美国驻广州领事的一份观察报告写道：“现在广州满城民军，说共有八千人至六万人不等。军政府也无法知其实数。据我仔细的估计，大概是三万五千人，由七个前匪首带领，分占七个区域，各维持各区域的治安。”所有对这伙民军人数的估计，统统错了，他们既不是八千，也不是六万，而是14.8万。以胡汉民一介书生，根本无法驾驭这群虎狼。
于是，胡汉民想到了陈炯明。
11月18日，广州各界团体再开大会，改举陈炯明为副都督，黄士龙为参督，并吁请他们率部到广州维持治安。黄士龙先是游说绅商支持三权分立，又大造陈炯明将以重兵攻打广州的谣言，搞得满城风雨，人心动摇。
当时革命军正和袁世凯的北洋军在南京激战，黄兴迭电广东赴援。陈炯明在惠州发出“驱索虏于塞外”的庄严誓言，在11月26日辞广东副都督的通电中，他再次强调：“炯明不出三日，即当亲率北伐之师，来与我伯叔昆季姑姊妹握手五羊城下，仍须盘桓数日，会商北伐战略。”他以北伐为由，把循军改编为陆军第一军，成了一支政府军，从而与普通民军划清了界线。不显山，不露水，走出了解决民军问题的第一步棋。
陈炯明北伐的消息，瞬间传遍了全国。
然而，北伐只不过是陈炯明进驻广州前的一个烟雾弹，用以安抚各路民军：“我不是来抢你们的地盘的。”试想，胡汉民邀请陈炯明来广州的用意，本来就是为了镇慑地方，并非北伐，此其一；以陈炯明的抱负和性格，也根本不会愿意出师北伐，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此其二。两相联系，便不难揣摸到陈炯明的真实心理。
但正是由于这个烟雾弹发挥了作用，11月29日，陈炯明才得以率领邓铿、洪兆麟等部约1500人，在十几万民军的虎视眈眈之下，顺利开进广州，从而形成三督治粤的局面。后来许多研究文章都说，陈炯明为了争夺军权，对北伐的态度，异常坚决。这种论断，缺乏-斗争的常识，当时广东处于重新分配权力的敏感时刻，北伐，与自我放逐无异。以陈炯明的精明干练，他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弃广东而北上。
陈炯明对北伐的态度，确实很坚决，但不是他自己北伐，而是把那些无法无天的民军，送到遥远的北方。
陈炯明对自己控制大局的能力，似乎信心十足。12月5日——循军进驻广州不到一个星期——他的真实想法，便像礁石一样浮出水面了。这天，黄兴从南京前线致电胡汉民，“请再调数营前来会合北伐，必资得力，闻竞存兄兵亦北上，喜极！请速出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电报到达广州时，总商会正在召开大会，胡汉民、陈炯明、黄士龙三督都到会了。陈炯明在会上正式宣布：“今日粤省大局危急，鄙人前在惠州誓为北伐，今见此危象，亦不得不暂留整顿，组织临时议会，至军政一统始去。”竞存兄的兵，决不轻易北上。
陈炯明深信，自己的真正使命，是“整顿”广东，而不是远赴南京打仗。
最后，广东组织了一支8000人的北伐军，由姚雨平任总司令。12月8日大誓三军，分三批乘船开赴上海。陈炯明和他的陆军第一军，留在了广东。
2
广州绅商并不希望陈炯明北上，在他们眼中，陈炯明是谘议局议员，参与过立宪运动，是坚定不移的禁-派，一向口碑甚佳，为广州市民所熟悉和拥戴。而胡汉民大部分时间在国外，与本地绅商关系疏远，感情陌生。当初绅商拥护胡汉民，多少有点“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的味道，因此，陈炯明一登场，便赢得绅商满堂喝彩，胡汉民难免有相形失色的感觉。
事实上，胡汉民对治理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乱局，既缺乏思想准备，更缺乏实际能力。在他当上都督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公布任何施政纲领，民军私自招兵，私自购械，私自掠饷，霸占城厢，把广州搞得乌烟瘴气，他也无可奈何。民军天天向大都督索饷，每个民军一天的饷银是两毛钱，14.8万人就是将近三万元，一天发不出，第二天就是六万，第三天就是九万……而当时省官库全部存款，亦不过十几万元。胡汉民穷于应付，他向港商借了70万元，许以三个月后加倍偿还，但对三个月后拿什么还给港商，却茫无头绪。
胡汉民是一位能干的幕僚人才，但不是一位能干的地方行政长官。虽然，革命者知难而进，硬着头皮苦撑，无奈知音乏人，倒彩多于掌声。天时与地利，陈炯明与胡汉民无甚差别，都是革命党，都是广东人，唯一不同，陈炯明有人和，胡汉民没有。两人的际遇，便迥然不同了。
事实证明，陈炯明的-能力，比胡汉民要成熟、高明得多。他从惠州来时，夹袋中已经有一套完整的治粤大计。在12月5日的总商会大会上，他提出组织临时议会，统一军政，作为整顿广东的第一步。他以平静、节制的语气发言，讲得很仔细，很认真，虽然他的海丰口音不是人人都能听懂，但听众被他眼中真诚和忧郁的神情深深打动了。
他婉转地替胡汉民说好话，“胡君有功于国，为最难得之人才，即有不逮之处，彼此亦应协助。”接着，他扳起手指，列举了军政府的几项当务之急：“现在广东尚非纯是军政府性质，应谋-进行，须先定一省制，各部行政官方有统系；又须组织临时议会，诸事经议会议决，由都督执行，然后乃有司法、立法、行政三机关，始符合共和政体。至统一军政为目前急务，应速设军政司。”
陈炯明以副都督名义，公布《维持广东政见书》，也就是政府的施政纲领。上海《申报》以《陈副督宣布治粤政纲》为题，刊登了这篇发言。本来应该由胡汉民做的事情，竟由副都督代劳。很难想象，当陈炯明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向大会宣读政纲时，胡汉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第二天，即12月6日，军团协会便宣告成立，陈炯明担任正会长，民军为所欲为的日子结束了。陈炯明派他的老师朱执信负责把民军编训为新军，同时利用陆军第一军，居中监视，不受管制的民军将被解散。12月14日，由胡汉民主持拟定省议会组织法。12月18日，广东省临时议会正式开会，选举议长，到会者包括由总商会、七十二行、九大善堂和其他各界团体选出的代议士140人，其中女代议士10人。一切都按陈炯明定下的时间表，有条不紊地展开。
胡汉民在广州人心目中的威信，自然而然，降到了最低点。
12月20日，孙中山乘坐“云地夏”（Deanna）英国邮轮，迎着漫天风云，从欧洲回国，抵达香港。这位流亡海外多年的革命者，终于回国了。这象征着，改朝换代的时刻，真正来临了。几乎每一天醒来，都可能发生让人不敢相信的奇迹，太阳可能从任何一个地方升起，那时四面八方都敞开着，只等一个新共和国的来到。孙中山经过新加坡时，甚至有许多姑娘向他献花，使得他更像一个英雄在凯旋，而不是出征。
胡汉民惊喜万分。一个多月以来，他饱受广州商人的责难和冷眼，既愤怒又难堪。孙中山的出现，无疑使他有某种得救之感。他早就想一走了之，只苦于找不到合理而体面的理由。他曾异想天开地提出率军北伐，就是出于这个心理，但没有人敢把军队交给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现在，只要孙中山回到广州，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领导权交出来，功成身退，不仅不会丢脸，而且名由实美。但他却没有体会孙中山的心理。
21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前往香港迎接孙中山，并力邀他到广东坐镇。胡汉民说，袁世凯虽有四镇之兵，但不过能动摇武汉，要取湖南已经不易，即使取了湖南，也不能兼顾江浙，更无力长驱直入粤，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广东训练五六万革命军队，再与袁世凯决战。
但孙中山志不在此，他婉拒了胡汉民的请求：“今日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之政府固必倾覆，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必不足以为患新政府，不宜预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也。”这时的孙中山，仍然是一个和平统一主义者，只要能够尽快取得政权，与北方和谈又何妨？
胡汉民大失所望。他为自己无法说服孙中山而暗暗焦急，但他打定主意，如果孙中山不去广州，他也决不返回广州。
孙中山似乎看透了胡汉民的心事，他说：“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子欲从我，即行。”
廖仲恺大感愕然，想劝胡汉民打消北上的念头，但胡汉民心意已决，已经跳出了苦海，岂有再跳回去的道理？孙中山说：“既然如此，粤都督由副都督陈炯明署理，将来以汪精卫回粤担任都督好了。”孙中山与陈炯明素未谋面，毫无了解，与胡汉民、汪精卫却长期共事，感情深厚。因此，在人事安排上，重胡、汪二人，轻陈炯明，可以理解，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会深深伤害了陈炯明的感情。
胡汉民连夜写信给陈炯明、朱执信、胡毅生等人，说明他不再回粤，请陈炯明代理都督，并饬令各-从陈炯明。
但陈炯明坚决表示不能担任这个正督。
一场危机平地而起。
胡汉民不辞而别，一时间谣诼满天飞，省城充满了危疑震惧的气氛。12月23日，临时省议会派了三名代表，到都督府了解情况。朱执信向他们证实了胡汉民出走的消息。代表们要求和陈炯明见面，但陈炯明避而不见。议员们只好留下了一封信函，怏怏而去。信中表达了对胡汉民的不满，“胡正督赴沪，并无报告，又无正式交代，视粤东如敝屣，突然而行，其行为不合，不待问矣。广东不可一日无正督”，因此，全体议员恳请陈炯明接任正督，并承诺临时省议会将全力支持他。
当天，正议长和两名副议长，带着十位代议士，再次求见陈炯明。陈炯明终于和他们见面了，他仔细地倾听议员们滔滔不绝的劝说，一脸严肃神情，但最后还是坚决不肯正式接任正督，他又搬出“炯明素志北伐”为理由，只答应暂时假摄，时间至明年（1912年）3月4日止。翌日，陈炯明写了一封复函给临时省议会，提议选汪精卫为正都督，这也是孙中山的意见。
现在军团协会既根据炯明之意见，拟推汪君精卫为都督，以待省会最终之表决，贵省会为全省言论最高之机关，谅亦同认汪君为实能担任广东都督之人才，如能认来后一著之表决，不独能慰众团体之同心，实使炯明不负知人之名，又见有早释重肩之日。
12月25日，临时省议会选举汪精卫为广东都督。军团协会随即致电汪精卫，请他速回广东就任都督。12月27日，陈炯明亲自致电汪精卫催驾。不料，12月28日，汪精卫复电军团协会，表示不就广东都督一职。
这时的汪精卫，正在上海作为革命党的议和参赞，与北方袁世凯的代表谈判，谋求结束清廷统治，建立共和政体。他从北京监狱获释出来后，便声言不愿做官。
陈炯明在复电中，再次强调自己北伐的决心，他说：“弟立志北伐，必不可移，今准备既完，专待兄来，即当出发。”一个月前，华中、华东正处于激战状态，陈炯明的北伐，尚且不能成行，现在民国成立在即，南北和议开锣，北伐就更是纸上谈兵了。
据陈炯明透露，汪精卫不肯当粤督，似乎是受了胡汉民的影响。因此，他曾致电胡汉民质问：“吾兄肩粤重任，不辞而去，已未尽合，各界举汪公接任，闻兄又从中助（阻）止，弟接任代理期限一月，届时汪公不来，弟亦悬印而去，进退分明，无负厥责，若此中因无主致乱，谁执其咎，望速劝汪公回粤视事，免致贻误，至为切祷。”但对于胡汉民劝阻汪精卫的动机和详情，却没有更多的透露。
大家你推我让，都不肯当都督。大都督这块金漆招牌，在别的省份，人人垂涎，在广东，却好像一个隔夜的冷饭团，没人想要。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尽管孙中山高度赞扬西方的民主-，但他上任后，马上领着临时政府的全体官员，到明孝陵拜祭明太祖，在他演讲的台上，也悬挂着朱元璋的画像。表面上看，这是汉人夺回了江山的象征，但它还宣示了另外一层的意义，这就是，皇帝虽然没有了，但民主仍有相当漫长的一段道路要走。
汪精卫不肯南下，孙中山又提议请朱执信、冯自由、邓泽如等人，作为候选都督。但没有一个肯接任，朱执信和廖仲恺甚至拉福军首领李福林来充数。李福林字登同，是一个只读过三年私塾的绿林豪客，广州河南大塘乡人，28岁那年持枪闯入官衙劫走一名同乡犯人，从此落草为寇，过着打家劫舍的生活。和许多江湖人物一样，他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后在乡下拉起了一支队伍，号称福军，进驻省城。
一省军政首长的重要人选，竟如此儿戏地三番四次变更，令广东人大为不满，总商会致电孙中山，吁请陈炯明留任都督。临时省议会更以强硬态度表明，如果汪精卫不来广东，应该立即另行选举。“选举乃地方人民之权，若中央政府派人，应由宪法上规定。今宪法尚未成立，若派人来，绝不公认。”
由于广东对陈炯明的呼声甚高，终于引起了孙中山对这位海丰人的注意。1月25日，孙中山致电陈炯明，委任他为广东都督。临时省议会迅速推举陈炯明为都督，并于2月7日，再次公举他为广东正都督，电请孙中山取消代理都督的称谓。
劝驾的人像走马灯似地往谘议局跑，但陈炯明不为所动。大丈夫言出必行，绝不反口，他接见了一批又一批的说客，但最后都是不徐不疾地答复：“粤局安危，人有其责，本都督一日未去，当尽一日之心，然不能逾限，不能失约，亦不俟今日始言。”
他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3
中华民国的第一个春天到来了。
但在广州却感觉不到多少春天的喜悦，城里遍地烟-，到处是三五成群、游游荡荡的民军，一到晚上，所有街闸一律关闭，断绝行人，气氛恐怖。一群商人联名给各报馆主笔写信，把广州形容为“行者居者常有戒心，商务凋零，银根奇用，乱机隐伏，如弓在弦”的“盗贼世界”，“处此时代，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商人的描述，并非危言耸听。广东独立后，四乡八镇的民军，纷纷涌入广州，据香港报纸的统计，4000人以上的民军有5路：一、澳字军，练演成统率，6700人；二、兰字军，陆兰清统率，5500人；三、康字军，周康统率，4500人；四、建字军，黎萼统率，4000人；五、惠字军，王和顺统率，4000人。以上共2.47万人。其他4000人以下的民军，有25路，共计2.5万人。人数未详者，有14路。总人数难以统计，哄传有14万以上。这是一群脱缰野马。
尽管不少史学家都浪漫地把民军想象成“革命起义者”，甚至把他们视作辛亥革命的象征。其实，这些人品流复杂，大部分是绿林会党、海盗山贼，还有市井无赖、地痞流氓、贩夫走卒、屠儿刽子、破产农民，共冶一炉。他们对民主共和一无所知，因缘际会，抱着“捞一番新世界”的心理而来，各据地盘，包烟庇-，嫖-饮吹，抢劫商店，当街殴斗-，无所不为。
胡汉民先成立了“民团督办处”，以威望素著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为民团总长。但刘永福没干几天，就大呼“没法干，没法干”，筋疲力尽地请辞了。陈炯明后又成立“军团协会”，但都不能真正约束他们。
胡汉民为了表明在他担任都督期间，广州秩序井然，治安良好，证明陈炯明整顿民军的动机是出于排除异己，争权夺利，他在自传中，硬说自己和陈炯明在广州“常摒去卫士，徒步而行；执信、毅生等，则始终无卫随之人。斯时之秩序，盖以革命之空气为之护持”。广州仿佛成了太平盛世，完全是不经之谈。
民军问题一日不解决，广东一日不得安宁。朱执信向陈炯明建议：“其愿自动解甲归农者，即发给恩以示鼓励；其不愿遵守者，则以兵力临之。”陈炯明深以为然。开始时，他采取比较温和的办法，把民军中最弱的一部分解散，另外一些则送去北伐。1912年1月22日，他在燕塘亲自主持北伐誓师大会，北伐军大部分是由民军改编而成的。到3月初，被陆续派往各地的民军包括：1.2万人去南京，2500人去北海，2000人去河口，1500人到汕头。广州街头的民军少了，形势渐渐好转。
对桀骜不驯、不听调遣的民军，陈炯明则施展雷霆手腕，严厉取缔和镇压。2月27日，巨灵之掌，首先落在了石字营民军头上。
石字营的头领是石锦泉，绰号“石鬼仔”，与其说他是一个起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混世魔王。石字营一进广州便扬言要拆毁城隍庙，激怒了全体市民；他又勒索菜栏商民，抢劫商店和绑票，搞得人心惶惶；有一天，他提着土制炸弹，冲进都督府逼胡汉民发饷，几乎把胡汉民气昏。但最骇人听闻的暴行，还是石锦泉在多宝路当街-，剜出人心，沿街炫耀。就是这样的罪犯，后世的史学家为了贬低陈炯明，竟然还替他开脱，称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他所犯下的暴行，也只需要“给予规劝和惩戒”（见段云章、陈敏、倪俊明《陈炯明的一生》） ，而不是坚决镇压。
2月27日，一批军政府购买的-运抵广州，其中包括3万支枪和200万发子弹。胡汉民当初买这批-，是为了充实民军装备，但现在时移势易，陈炯明决不允许它们落入民军手里。石锦泉从水师公所的散勇那儿得到了消息，他显然头脑发昏了，不假思索，拍案而起，立即拉了一队人马，赶赴虎门，打算截劫船上的-。
军事时期抢劫-，足以构成死罪。现在陈炯明有了开刀的理由了。
当晚大批陆军开入城内戒备，士兵们全部身背行囊，手持武器，在各主要路口布哨巡逻。都督府和大佛寺门外，挖起街石垒成炮台，架起了机关炮，气氛异常紧张。石锦泉被拿获押回省城。另外一支4000人的军队则包围了石字营的总部，把石锦泉的部下统统缴械，遣散回乡，营地由新军进驻接管，全城肃静无哗。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变故，陈炯明命令把石锦泉直接押到都督府后院，立即-。这个胆大妄为的匪首，现在已经完全蔫了，垂头丧气，一声不吭，坐在地上，被人用枪打得血肉横飞。
宣布石锦泉罪状的告示，迅速张贴全城，并送到各大报馆，陈炯明对“污辱军人名誉，扰害公安”的种种罪行，提出严厉谴责，他要求全体军民“必以遵守法令为第一义，去乱求治，端在于此”。当其他各路民军从震惊中醒来时，大局已定。陈炯明警告他们：“其余军队务宜各守本职，勿蹈覆辙。本都督有厚望焉。”
对于广州市民来说，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度过了最惊心动魄的一天，似乎没什么表明局势正处在-的边缘。当然，城里有许多街谈巷议，大街上突然出现了来来往往的军队，让人忐忑不安；平时凶神恶煞般的民军，也好像突然安静下来了，但他们的眼神，却染上了某些令人恐惧的东西。
一些阴谋确实在暗中进行。惠字军首领王和顺、仁字军首领关仁甫和协字军首领杨万夫，惊惶不安，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于是匆匆结盟，相约在受到攻击时，互相出兵支援。民军不服陈炯明，本来也是情理中事，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家都是民军出身，大家都是起义革命，凭什么陈炯明的循军可以改编成正规陆军，而其他民军却只能回乡种田？在石锦泉被-之后，他们心怀疑惧是理所当然的。
王和顺是老同盟会员，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镇南关起义，在江湖上颇有威名。三军结盟是一个危险的范例，如果他们得逞，所有民军都会群起效法，政权瓦解的日子就到了。但如果公开宣战，陈炯明将不得不三面受敌，甚至会有更多的民军趁火打劫。这是一个真正的危险时刻，但受到解决石锦泉的胜利鼓舞，陈炯明的胆子大了，他坚信，他会度过难关的。
陈炯明和朱执信、邓铿等人，在谘议局商量了一个晚上，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裁抑民军。“除害在于敢断。用兵之害，犹豫最大。我必须在今天做出决定！”陈炯明终于做出决定了。
从3月1日开始，陈炯明把龙济光的济军调回省城，在城厢内外遍布巡查军，以资镇慑。在不到十天时间内，宣布编遣民军40多营，共三万多人。大部分民军自知势单力弱，不足以抗拒，都表示服从编遣，有的甚至主动提出解甲归田，以换取政府的恩饷功牌。
但王和顺却不肯屈从，也许他认为双方实力不相伯仲，但自己在同盟会的历史比陈炯明更长，和孙中山的关系比陈炯明深得多，因此，他比陈炯明更有资格担任广东都督。他公开指责陈炯明“自任职以来，擅作-威，厉行专制，与革命宗旨大相违悖”。双方摊牌的时候到了。
从3月7日开始，城里的新军渐渐向东堤、南关逼近，形成包围，把惠军和东堤的仁字军、归德门的协字军分隔开来。双方发生了一些零星枪战。据陈炯明事后的报告说，惠军听信了政府要解散他们的谣言，“率先狙击派出巡查军队，经理员弹压，彼并击所派人，致毙排长一人，从卒三人，伤数人”。究竟谁先打第一枪，已经无从查究，但政府要解散他们，却肯定不是一个谣言。
王和顺似乎有点迷糊，要不就是过分狂妄自信，没有意识到事态已经千钧一发，否则他不会在这个时候还呆在香港。3月10日，双方终于爆发大规模战斗。惠军副司令陆梅指挥开炮轰击都督府，全城被隆隆炮声所震撼。陈炯明迅速调兵围剿，关仁甫和杨万夫虽然如约出兵策应，但并未能遏制新军的凌厉攻势。其他民军大部分采取中立，隔岸观火。街上店铺，到处可以看见飘扬着“中立”旗帜。
陈炯明宣布，只要惠军肯投降交枪，可以每支枪领回枪价银15元，并一律准予自新，不复究办。“或愿归农、或愿编归吴协统部下，均听其便。”但他警告说，“倘仍助虐肆凶，定受严剿。孰去孰从，尔等其慎思之。”惠军士气顷刻瓦解，士兵纷纷向巡警区所和新军缴枪，然后揣了15元，溜之大吉。3月12日，新军完全控制大局。王和顺带着妻子逃往日本。3月19日，新军攻克被惠军占据的黄埔炮台；3月21日，陈炯明兵临虎门，把那里的残余惠军统统缴械遣散。
当王和顺出逃时，孙中山曾致电他，指出陈炯明安置民军，是治粤的必然之策，“世界民（各）国之军队，皆不能讲平等，而命令必出于一是。倘以猜嫌之故，致启纷争，惊扰居民，谁任其咎？”因此，孙中山奉劝王和顺“宜遵守约束，共维大局”。
虽然孙中山远在南京，未必完全了解陈炯明与民军之间的是非恩怨，但他说出了事件的关键所在，这就是，不管陈炯明处理民军的动机如何，不管他是不是出于排除异己，是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但他作为一省都督，编遣民军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然之策”，合情、合理、合法，并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不管谁当都督，都要这么做的。如果以一句动机不纯，便一笔抹杀，那真是对历史的嘲弄。
当街头枪声平息以后，惊魂甫定的省议会匆匆通过决议：“一、请饬知警察厅调查城内外商民，因此次军事损失生命财产实数，分别抚恤。二、请查照本省会知会整理民军原案，实行令城内外民军，务定期限，一律迁出远郊空地。三、请责成卫生司，一律将城内外各街道整理洁净。”这三项决议，使广州商民在忧愁之中，露出了一丝喜色。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陈炯明对民军采取的果断措施，并未得到民团总局局长黄世仲的支持。黄世仲和陈炯明一样，都是文人出身，1902年起在香港《中国日报》当记者，文笔相当辛辣犀利，写过一系列针砭时弊的章回小说，是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胡汉民任都督期间，派他接替刘永福任民团督办处总长，即民团总局局长。
黄世仲反对陈炯明裁抑民军的政策，主张“裁弱留强，合理编遣”。两人的主张，理论上，相差甚微，只是大家对谁“强”谁“弱”，编谁遣谁，意见分歧。黄世仲与王和顺交情深厚，自然希望保住惠军。《陀城日日新闻》和《公言报》两报主笔陈听香，站在黄世仲一边，以民军代言人的姿态，向陈炯明公开叫板，大加挞伐，其中不乏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之词，如在报纸刊登政府将解散新军一类假消息，甚至连禁娼之类的行动，也照例攻讦一番，令陈炯明怒不可遏。
清末的-改革，为言论创造了空前自由的环境，报纸已经习惯于和政府保持距离，遇事唱反调，以显示新闻的独立监督地位。本来，民主时代，报纸持这种立场，无可厚非，但这年刚满34岁的陈炯明，正值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认准了应做的事情，便义无反顾地去做，决不中途而废，哪怕担上恶名也在所不惜，用美国驻华公使馆武官的话来说，“陈将军的措施很激进，处决人犯每日均有。”
报纸的挑战性愈来愈强，陈炯明终于沉不住气了，3月底，在事非得已的情况下，断然查封《陀城日日新闻》、《公言报》和《总商会报》等报纸，4月6日，逮捕陈听香，罪名是“依附叛军，妨害军政”，5天后，地方检事局和法务局走完过场，草草结案，判处陈听香死刑，即时-。上海《申报》以《粤都督两日封三报》为题，详加报道，使陈炯明的形象，大受损害。
然而，该案仍在扩大。4月9日，民团总局局长黄世仲，被警察从办公室带走。政府公布其罪名，归纳为“遇事欺蒙、舞弊营私、阳奉阴违、操守婪劣”几项。但奇怪的是，陈炯明并没有立即处决黄世仲，也未交法务局庭审，只是把他关押起来。
省议会大为震惊，4月11日匆匆开会，决议弹劾陈炯明，指他压制言论自由，陈听香即使发布了假消息，亦应以普通刑律审判，不应以军律处死。但陈炯明斩钉截铁地回答：“凡地方戒严，均可适用军律，不特约法时代有然，即立宪时代亦尔。省城自独立后，并未宣布解严，即可适用军律……军律一日未除，即一日发生效力，凡有触犯者，本代都督惟执行以尊法，不能枉纵以废法。”他的话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令代议士们哑口无言。
戒严期间，都督根据军律采取行动，在法理上，解释得通，况且，治乱世用重典，古有明训，中国历史上，哪一次改朝换代，不经过大清洗的阶段？但作为一个民主时代的-家，封报馆，杀报人，无论如何，终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陈炯明棋错一着，令后人不禁为之惋惜长叹。
至此，困扰广州半年之久的民军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到这年的年底，盛极一时的民军，由原来的14.8万人，裁减剩3.96万人。
4
尽管全国形势仍然动荡不安，但陈炯明已经迫不及待地展开他庞大的建设计划了。
1912年的广东，-、经济一团糟糕。各地民军频频发生火并，焚杀劫掠，全省骚然，政府每天都接到大量告急电报。解决民军问题，花去了陈炯明一半的精力，而他的另一半精力，则花在解决财政问题上。
当时的广东省库，空空如也，大部分钱被张鸣岐卷走了。军政府成立时，把前清署存的500万元，由总商会派人监督，盖上军政府的大印来通用，作为权宜之计。胡汉民以100%的利息向港商借了70万元，期短息高，负担沉重。军政府组织北伐军要钱，编遣民军要钱，绥靖地方要钱，政府自身的运作也要钱，前清的政权体系业已瓦解，而新的政权体系又未完善，各地应完丁粮等项，无从催收，财政异常支绌。
陈炯明接任代理都督后，首先设法尽量清还胡汉民借港商的贵利债，以减轻负担。同时在香港设立造币局，以陈席儒为局长，杨西岩为副局长。省议会准许造币局发行1500万元纸币（值615万金元）。铸币厂每月可出现银七万余元。省议会又在考虑成立资本3000万元的广东银行。1月20日，陈炯明宣布划一广东省币制，市场交易，一律以毫圆计算，废除两数。4月8日，陈炯明发表统一广东财政谕，要求省内和省外各属的政府行政经费，必须统一造表册，由都督核明，交省议会讨论，再饬财政司核发，不得随意支给。
建立各属的地方政权，也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没有巩固的地方政权，就不可能有可靠的财政来源。陈炯明派出了几名考察员，到各县考察县长的操行和政绩，然后决定是否留任。他为县长们制定了最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惩办地痞恶绅，实施强迫教育，推进地方实业，改革县政。
然而，陈炯明很清楚，广州在他的治下，必须为各属树立一个样板。于是，他下令禁娼、禁-、禁烟，而且令出必行，禁得非常彻底。
清末，广州的紫洞花艇，远近驰名，谷埠一带，妓寨林立。1905年，由于广州修筑长堤，政府把谷埠、迎珠街一带大小花舫，统统赶往大沙头。1908年，一场台风，把江面的花舫，吹得七零八落。不久又发生火烧连营的惨剧，几百只花舫被烧得净尽。从此，娼妓们纷纷弃舟登岸，在陈塘、东堤形成两大烟花地。陈炯明厉行新政，派军队进驻东堤，关闭娼寮，强迫妓女改行。为了防止她们重操楫棹，陈炯明还下令把珠江上的疍民（居住在船上的贫民）统统赶走，显示政府的决心，这场仗非打赢不可。
早在谘议局时代，陈炯明就以嫉-如仇著称，不过，当年充其量只能投投票和写写文章，如今坐上都督的位置，掌握全省军政大权，一纸命令，凡-者一律军法从事，敢撄其锋者必死。不但公-，而且连私-，亦扫荡一空。他还打算拿出革命的手段，把风靡城乡的麻雀牌也一并禁绝。初期的成效，果然气象万千。
当时广东遍地民军，每月的军饷支出，如同天文数字，省库左支右绌，捉襟见肘。一伙民军首领曾怂恿石锦泉出面，请政府暂弛-禁。但以石锦泉那样飞扬跋扈的匪首，竟然也不敢向陈炯明当面陈请，只是写了一份章程，求邓铿代为疏通。邓铿看也不看便把章程掷回，严厉警告他们：“如果贸然提出此事，恐怕打靶都有份！”石锦泉还在呶呶不休，邓铿说，你一定要开-，找陈都督去。但石锦泉没有这个胆量。
陈炯明刚到广州时，住在城西的广雅书院，虽然西关是广州最繁华的地方，但他似乎不大喜欢，很快就搬到了城东的原谘议局。这里地势较高，北枕山岗，南眺东较场，视野开阔，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沿街飘扬的幌子，没有弯弯曲曲的麻石雨巷，令人心旷神怡。更重要的，这里是他的发祥地。
1912年的广州，与明末清初，没有太大的变化。城里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更没有汽车，到处是横街窄巷，没有路灯，入夜街闸关闭，一片漆黑寂静，如同鬼城。陈炯明深感不满，即使在解决民军危机那样的生死关头，他仍把警察厅长陈景华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示他必须改变广州的城市面貌，要成为华南第一模范城市，必须向现代城市的格局发展。
陈景华是一位铁腕人物，一声令下，广州所有街闸，限期拆除，在每个路口安装路灯。市民纷纷反对，商人代表到警察厅请愿，他们惴惴不安地说，街闸拆掉后，治安会变得恶化，商人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陈景华瞪大眼睛回答，你们这样说，就是看不起我们警察，防盗捉贼是警察的事，不是你们的事。他保证“警察将加强巡逻，确保治安”。
为了给广州开拓发展的空间，陈炯明决心把古老的城墙夷为平地。广州的东城墙在今天越秀路一线，西城墙在人民路一线，南城墙在惠福路一线，北城墙在小北至大北，横跨粤秀山。砌城墙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阻隔交通，不让人自由出入。千百年来，民间有一个说法：“小乱入城，大乱下乡”。就是说，小的战乱，可躲进城里；但遇上大战乱，就千万不要入城，一旦城破，便成了瓮中之鳖，玉石俱焚。这是经验之谈。但到了20世纪，射程愈来愈远，威力愈来愈大的火炮，使城墙的屏障作用，变得微乎其微了。
从中国拆城墙的历史看，越是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对拆城墙越积极；越是以-历史闻名的城市，对城墙越留恋，越舍不得拆。北京的城墙是1949年以后才拆的，还引起了一番争论；西安没做首都也有上千年了，可它的城墙，却一直岿然不动。相反，天津、上海、广州这些沿海城市，因为要做生意，早就想把城墙拆之而后快了。1905年前后，上海和广州的民间，关于拆不拆城墙的争论，此起彼落。后来，上海采取折衷办法，在城墙上开凿了许多小城门，方便出入。而广州则把南城墙拆了，因为广州生意以珠江水路为主，拆了南城墙，大利交通。
但陈炯明觉得，光拆南城墙还不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全部城墙都拆了。他把一部分民军改编为工兵，准备投入到拆城墙工程中。世居西关的绅商阶层，虽然赞成改造交通，却希望保留西城墙，因为，一直以来，西城墙都是绅商和官府的分水岭，各有各的地盘。一旦拆除，商人们担心，官府的势力，从此入侵。
陈炯明解释说：“省垣地方，素称殷盛，城厢内外，商业尤为繁富，若非于交通上设法改良，实不足以资利便。查现在城基一带，占地甚多。而城内城外互相隔阂，于交通上尤形不便。徒以往日满清官吏，藉城自卫，故虽明知其害，亦终不忍弃除，此实地方之大障碍，而亦我全省人民之不幸事也。”
陈炯明虽然没有从事过城市建设的专门研究，也没有到外国的大城市考察过，但他对城市发展的前景，具有惊人的预见性。当时的广州，别说汽车没有，连人力车也寥寥无几，但陈炯明却把开辟马路，视为当务之急，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远见。2月24的香港《士蔑西报》，报道了广州工务局正在草拟中的建设规划，它包括把西关的住宅搬走，改造为商业中心；重建旗街（满人居住区）；双门底与惠爱路将开辟为一条宽敞的大马路，直通内城中心；粤秀山将改建为公园。
陈炯明打算以广州为起点，把广东建成模范省，再推广到西南各省，然后影响全国。但是，4月以后，-形势，却发生急剧变化。孙中山在各方压力之下，辞去大总统职，并荐袁世凯继任。孙中山偕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人，离宁赴沪，辗转南下。4月25日晚10时，抵达广州，在双门底，受到数万军民的热烈欢迎。孙中山辞职后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尤须继续奋斗，绝不能稍有松懈。”这位职业革命家的南下，使广东在全国的位置，顿时改观。
几个月前，胡汉民留下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一走了之，经过陈炯明的艰苦努力，扭转了挣扎垂危之局，尤其在民军事件的惊涛骇浪中，若非陈炯明铁肩担当，一往直前，岂能轻舟强渡？他的成绩，有目共睹。然而，由于陈炯明一直表示不当都督，现在胡汉民、汪精卫回来了，他肯定要实践诺言，让出都督的位置。
陈炯明对当不当都督，倒不十分在意，他担心的是，政策将发生逆转，几个月的努力，会和他的去向一样，尽付东流。4月1日，省临时议会致电汪精卫，请他尽快回粤，担任都督。但汪精卫以“功成身退”自许，当孙中山到达香港时，他便重申自己不做官，更不做都督的态度，并拒绝随孙中山到广州。4月25日，他悄悄跑到南洋去了。现在，孙中山身边，最有可能接替陈炯明的，就只有胡汉民。
胡汉民对都督问题，笑而不语，似乎超然物外。但大家都知道，他背后站着一位支持他当都督的人——孙中山。这次孙、胡连袂南下，分明是为了保驾护航，使其顺利复位。
朱执信、邓铿等人，也感到闷闷不乐。朱执信甚至公开阻止胡汉民南返，并强烈要求让陈炯明继续担任都督，他称赞“竞存从善如流，嫉恶如仇，自处以至难，而予人以至易；自处以至危，而授人以至安”，言下似乎有批评胡汉民把容易留给自己，艰难留给别人，把安稳留给自己，危险留给别人的意思。
但他们却未能如愿，胡汉民最终还是回来了。
当天晚上，陈炯明在都督府设宴，为孙中山一行洗尘。孙中山笑容可掬地对大家说：“鄙人抱三民主义，此次辞职归来，实有无穷之希望于吾粤，思以我粤为一模范省，诚以我粤之地位与财力，与夫商情之洽固，民智之开通，使移其嚣张躁妄之陋习，好勇斗狠之浇风，萃其心思才力于一途，以振兴实业，谋图富强，不出数年，知必有效。”
随后，孙中山豪气干云地宣称，他准备把余生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的铁路事业上去。他打算在10年之内，修筑20万里的铁路线，纵横五大洲之间。孙中山以他个人的魅力和文雅，使人们相信这并不是说着玩。大家纷纷赞扬他是一位新中国的建设者。胡汉民说，他打算专心从事社会教育工作，宣传本党主义。他的话也博得了一片掌声。
如果真能如此，孙中山和陈炯明，完全有可能成为终生的亲密战友，就像刘备和关羽那样。可惜，历史没有选择走这一条路，孙中山的思想，其后也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这就注定了陈炯明最后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
宴会结束以后，陈炯明便留下都督印信，轻车简从，离开了住所。在天字码头，陈炯明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临行前，他告诫部下：“服从命令，拥戴继任胡汉民都督，免生意外危险”。他又给省临时议会写了两封信，信中说：
炯明负罪我粤，数月于兹矣！今幸孙、胡二公惠然返梓，瓜代有人，得释巨负，藉免重咎，窃自欣幸，千祈贵会即日推举孙公或胡公接理，以待汪公之回，俾定人心，免贻罪戾，不胜切祷。
他还给粤军官兵留了一纸遵守命令谕：“炯明告假省亲，业已咨照省会请胡汉民君代理。各军人对于继任都督，自当遵守命令。若将来军事需人料理，当可遄返，受众驱策。”显然，他为自己的重返，预留了伏笔，这是给拥戴他的军队一个很明白的暗示。
第二天，邓铿请胡汉民到督府，“商量重要事情”。朱执信已经在督府等待，他向胡汉民出示了陈炯明留下的信件，请胡复任广东都督，胡汉民一惊一喜，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昨天我才和竞存说过，我要做自己的事情。出尔反尔岂是我胡某人所为？”
“竞存辞意坚决，广东无人负责，你不干谁干？”邓铿问。
胡汉民还是不答应。孙中山从省议会演说后，也来到都督府，力促胡汉民不要推辞。他说，“当初我要你去上海，你把都督交给陈竞存；现在你回来了，他把都督交还给你，这正是他识大体之处。何况广东老百姓都拥护你，你怎么能不接呢？”
“我难得清闲，真的不想再作冯妇。”胡汉民说。
“那我做你的秘书长好了。这总可以了吧？”孙中山说。
双方一辞一促，最后胡汉民“乃允复职”，非常紧凑，几分钟内，完成了中国官场权力转移的必要程序。随后，邓铿把一份军令交给胡汉民。军令的大致内容是：“黄世仲侵吞军饷，应即-，以肃军纪”，下面是陈炯明的亲笔签名。胡汉民问：“这是竞存要你交给我的？”
邓铿说，“这是竞存走时留在案头的。今早才发现。”
这种做法很不寻常，陈炯明拘捕黄世仲已经十几天，并不处理，离任前却留下一纸军令。这不符合陈炯明一贯勇于承担的性格。唯一的解释是，陈炯明并不想真的杀掉黄世仲，他给后任留下回旋的余地，因为他已经离任了，命令执行与否，由后任决定。
“既然竞存已经签署，照命令做就是了。”胡汉民简单地回答。
黄世仲当天便被解赴刑场，执行-。为了稳定人心，孙中山甚至亲自向公众解释杀黄世仲的原因。他在《孙大总统辞职后回粤告粤中父老书》中，历数黄世仲的罪行：“当反正之初，淑慝未明，贤愚并进，如黄世颂（仲）者流，遂得恣肆于一时。迨军务渐平，是非大定，彼辈不得逞，乃从而多方煽惑，结党营私，冀人售其欺，而彼亦得于从中取利。”
孙中山全力支持胡汉民，在省议会，他甚至握住胡汉民的手高高举起，盛赞胡汉民的丰功伟绩，其功劳在自己之上。接着，他又以预示不祥的语气说：“盖目下时势如此危迫，亟应即日举定胡汉民为正任都督，以安危局，否则乱象立生。故特推荐于贵会，务请早为解决。若再延迟，恐一般争权夺利之流乘机以逞，由是广东前途，不堪设想矣！”
胡汉民重揆督篆，有孙中山撑腰，就像铁券丹书在握，自然从容淡定。几天前才作出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承诺，也闭口不提了。4月27日，广东省议会谨遵孙中山的意思，通过胡汉民为广东都督兼民政长，邓铿为陆军司长，廖仲恺为财政司长，罗文干为司法司长，朱执信为核计院长，邹鲁为官银钱局总办。孙中山情绪高昂地鼓励大家，把广东“造成一模范省”。他要向全国人民证明自己的治国能力。
讵料，胡汉民在广东商民中，印象欠佳，一时风议如潮，有人甚至致电中央政府，请求罢免胡汉民，“政府如不允之，人民将自行设法去之”。而省议会则推举陈炯明为军统。军队亦不屑于听命胡汉民，军官们群情汹汹，聚集在陆军军部会议厅，经过短暂而激烈的讨论，他们决意挽留陈炯明，并派了团长翁式亮、李济民和军需司军官陈竞杰，到香港请陈炯明回省。
胡汉民闷闷不乐。书生看得面子比命还重要，这无疑是一种非常难堪的体验。陈炯明这个名字，在他心目中，顿时蒙上阴影。但迫于环境，虽然耿耿于怀，这时也不得不把个人情绪深藏起来，派朱执信赴港，邀陈炯明回省担任广东经略处总经略，专责处理全省盗贼、会匪、-、械斗，以息众怒。但对于一位备受好评的“前都督”来说，这还不够，胡汉民又再委任陈炯明为广东警卫军总司令，所有各路军务处督办、总办、安抚使均归节制。
5月5日，陈炯明在朱执信陪同下，返回广州。
军政府委任龙济光为副经略使。不久，中央政府下令龙济光率部调驻广西梧州，这是袁世凯埋在陈炯明身边的一只棋子。经略处改为广东全省总绥靖处，陈炯明任督办，全省划分四个区，设置绥靖处，朱执信主持广阳绥靖处，周之贞主持肇罗绥靖处，陈仲宾主持南肇连绥靖处，邓铿主持琼崖绥靖处，负责整顿民军，肃清盗匪。
这一时期，孙中山和陈炯明的主张，十分接近。“建设广东模范省”，正是陈炯明的夙愿。陈炯明回广州的当天，孙中山在潮州旅省同乡欢迎会上，再次热情阐述他的地方自治理论，他希望大家对地方自治的组织，应大力提倡赞助。“地方自治之制既日发达，则一省之政，遂于此进步，惟之于国家亦然。”这些言论，在陈炯明听来，句句入耳。
5月18日，孙中山离开广州，经香港北上。一个星期后——5月25日——胡汉民以广东都督名义，向全国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实际上，也是孙中山对时局的主张。可以说，是孙中山当年给李鸿章那份政见书的民国版。它清楚地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现在不是实行中央集权的时候。
此时不能采集权制，一则视察难周，易启奸人生心；一则易使人狃于故常，不能唤起其爱国之念；最大之患，则在使全国易返专制，稍不幸则全局皆翻；且其国内治既未完全，与其赖中央数人之力以整顿，不若分权各省自为整理成功较易。故在此时代，以分权为当。中国今日所处之地位，为由内治未完全而期进于完全之过渡时期，不能骤采纯全之集权制，而处处又不能不留将来集权余地，最宜用有限制的集权说，取集权制之利。以立法、司法两权集于中央，至行政权则取其可集者集，其为时势所不许集者，则授权各省，仍留将来集权地步。
胡汉民指出，关于立法权，各省在不抵触中央所定的根本法范围内，可以自定各种单行法；在行政方面，外交权属于中央，币制、关税、盐税、国内间接消费税等归中央，其不足者由各省量力分担，各省财政权除属中央者外，可以自定税法及征收法；至于军政、军权方面，经划军制、决定各省军队数目、筹设海军、筹设中央兵工厂、筹设及整理海陆军教育机关、海陆军的调动，由中央掌握（但对内镇乱或换防计划，须得各省都督同意）；军政权属于各省的，包括征兵令的执行、调动省内海陆军、整饬省有兵工厂等。各省都督的任用，由国务院保荐三人，交省议会选定一人，任期为四年。司法方面，采取四级三审制，地方司法官由中央定其资格，省都督任命。
虽然说的是省自治，但孙中山的真实想法，并不局限于此，他希望的是“南北分治”。因此，胡汉民的通电一发表，顿时舆论哗然，广东要独立的谣言，传遍大江南北。当时各派-力量（包括同盟会在内），都在唱着南北调和的高调，主张中央集权。广东的“分权”之说，不合时宜。胡汉民不得不作出澄清说明。孙中山也一再表明，对于“南北分治之一说，余绝不赞同”。
胡汉民长于言论，唇枪舌剑，挥洒自如，但一旦从事实际的地方行政工作，便显得力不从心。上任之后，胡汉民在广州开展人口调查，竟然也无法推行到底。
中国上一次的人口统计，是乾隆年间的事了。其间历尽沧桑，人口变化之大，可想而知。政府既以“建设模范省”作为标榜，对人民的年龄与性别结构、分布情况，以及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就业水平，以及和其他省份的经济比较等情况，不能不有所了解。胡汉民决定先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广州市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然后再向全省推广。
胡汉民的资料来源有三个，一是要警察进行逐户调查，并告知市民，凡生死迁徙，都要向警察机关登记备案，否则处罚；二是要医生提供死亡报告；三是要棺材铺报告每月销售情况。莫名其妙的恐慌在市民中蔓延开了，人们担心政府要抽“人头税”或者征兵，因此，报上来的数字几乎全是一家10口，不多不少；西医虽然合作，但中医却拒绝上报死亡人数，他们怕砸了自己的招牌；棺材铺以为政府要征税，反应更加强烈，索性关门罢市要挟，迫使政府要到西江、佛山等地运棺材到广州卖。
胡汉民百般无奈，只好下令取消棺材铺报告营业状况的规定，而人口调查计划，也就成了画虎类犬之作，中途夭折。胡汉民与绅商的第一场遭遇战，便一败涂地。他归咎于满清政府的信用太差，人民的知识水准又太低，连累到新政府推行新政，事倍功半。可见他虚张声势有余，脚踏实地不足。
曾经热心推行“棺材铺计划”的警察厅长陈景华，死后竟无棺材入殓，因为全市的棺材铺都拒绝卖棺材给他的家人。
另一场较量，是关于省议会的立法权之争。广东士绅对实行军政府制，一直极为不满，既然是和平独立，为什么要成立军政府？绅商们认为立法权应归议会，而不应归军政府。双方的争持，由暗转明，5月30日，胡汉民派了两名代表到省议会，郑重宣布：一、中央约法无承认临时省议会明文；二、省议会等于前清谘议局，是辅助机关，并非立法机关；三、临时省议会无代表人民资格；四、选举都督是由军人推戴，无须省议会认可。
议员们愤然大哗。6月3日，省议会致电中央政府，批评胡汉民“厉行军制，蹂躏法权”，对省议会的权力，诸多局限，“不独剥夺立法监督之权，并欲推倒省会，实行专制”。因此向中央要求省定约法，力争省议会有立法、监督之权。但由朱执信主持的核计院，立即作出还击，批评议员们“怀利而来”，不顾财力竭厥，擅自给自己增加薪水。
胡汉民上任仅一个多月，政府与地方士绅的关系，已经急剧地恶化了。
在这一时期，陈炯明似乎置身事外。他一向极少以个人名义对外发表政见，现在，他的权责局限于军队事务和治安工作，对-就更加沉默了。他的名字见诸报端，几乎都和各地清乡缉捕、查办斗-会盗有关，可以看出，他非常谨慎，不越雷池半步。
当时，盗、会、-、斗，是广东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孙中山刚回到广东，商人们就向他大吐苦水：“吾粤现象为何如耶？掳劫不择，耕种无期，而农困矣。江海不通，运销无术，而工困矣。仇杀抢掠，殷富奔迁，而商困矣。薪桂米珠，金融窘绌，一般人民胥受困矣。”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弭清乡埠之匪氛，惩禁勒索之会党，务使秩序早复，而后闾阎乂安；畎亩有耕，庶几米源不绝”。人民求治之心，可以用“大旱之望云霓”来形容。
5月25日，陈炯明颁布“严办械斗令”，严厉警告：“以后如有械斗，悉听官长处理。倘敢故违，定即严拿-；所有尝产，一律充公，其或抗捕，以盗匪论，一律以枪炮剿洗”。严刑峻法，除恶务尽，固有威慑作用，但从现代法治的观点看，则未免有些近乎即兴。
陈炯明对-一向深恶痛绝，禁-、禁烟、禁娼，不遗余力。他下令全省各地，于9月1日起，必须全面禁-，庇-收规及出财开-者-；因-抗捕者，格杀勿论。违者追究县长和地方军事长官的责任。
经过一个夏季的努力，到11月，据美国驻广州领事观察，“广州所有的-馆和妓馆，都已一律封闭了。违反禁-者，可得到死刑。警察在积极搜查无牌照吸鸦片烟者，罚款为不过一百（墨西哥银）元。但政府已出告示，今年年底，鸦片烟将一律禁绝。”
6月10日，陈炯明宣布，“粤之大害，无遇（逾）于盗贼、会匪、-、械斗四端。粤人类能知之能言之，本经略本会办亦以除此四害为先务。”他下令派拨军队，分路大举清乡，认真搜捕。陈炯明整顿治安的决心和行动，的确给厌乱求治的广东人民，耳目一新的观感。
但是，历史在不久之后，又一次出现急转弯，迎来了一连串的风暴。留给陈炯明施展-抱负的时间，只有不到一年光阴。命运弄人如此，除了唏嘘，夫复何言。
1912年入冬。北京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护军使，龙济光为副使。陈炯明手握兵符，开府广州，令人有权倾都督的感觉。广东绅商和胡汉民的关系日益恶化，《总商会报》、《七十二行商报》、《华国报》和《羊城报》等报纸，连篇累牍，对胡汉民猛烈抨击，江孔殷甚至劝陈炯明取胡自代，虽经陈炯明严辞拒绝，但陈、胡交讧的谣言，再度盛传，令广东政局大受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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