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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与辛亥革命（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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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拒绝和约。这一行动，开启了一幕近代史上经天纬地的大变法。
变法的内容包括：经济方面，鼓励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允准创立报馆、学会；-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裁撤闲散重迭的机构，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军事方面，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旧军，督练新军。大大小小的新政，不一而足，触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同时，亦触怒了北京城内顽固的保守派。
这场变法，推行了仅百日，便以六君子流血牺牲而落幕告终。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知识分子言语道断，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实行从上而下的-改革，无异痴人说梦。
这一年的乡试和生员考试依旧举行。许多年轻人，似乎没有意识到中国即将发生的巨变，和他们的祖辈一样，怀着“一榜出身，两榜进士，御点翰林”的梦想，赶赴府、州、县学的考场，努力为自己的仕途，铺下第一块阶石。
翻开戊戌科秀才的横单，一行行以工整清秀的小楷抄录的人名，映入眼帘。那些名字如此平凡，和大部分中国人的名字，没什么两样。这些当年曾为自己榜上有名而弹冠相庆的人们，绝大部分都像细水流入了沙地，转眼间便消失不见了，像一缕轻烟，随风而散。
但有一个青年，却留了下来。
也许当时没有人会料到，包括这个青年自己也绝不会料到，在浩瀚的史册上，他将留下一个名字，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名字——陈炯明。
这位来自广东海丰县的青年，生于1878年1月13日（光绪三年丁丑十二月十日巳时），原名捷，字竞存。海丰位于粤东沿海地区，汉代属龙川县地，东晋分置海丰县，明、清皆属广东惠州府。海丰西北面是屏风九迭的莲花山脉，千米以上的高山，便有九座之多；中部和东部黄江流域一带，则是一马平川，阡陌纵横，夕阳下的墟里孤烟，与田边地头的点点寒鸦，远近的鸡犬之声，构成一幅灰色的南方冬天田园图；沿海是起伏不定的丘陵；海岸线长达100多公里，蜿蜒曲折，涛声隆隆，日夜不息。
海丰县城外有一座五岭坡，在历史上，赫赫有名。1277年文天祥率兵抗元，曾转战于赣粤各地；1278年驰入海丰，人疲马乏，就在五岭坡上休息，但饭刚做好，元兵突然从天而降，文天祥不及迎战，束手就缚，被押往北京，过零丁洋时，触景生情，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句。海丰人在五岭坡上建了一座“方饭亭”，亭下有“表忠祠”，以表章文天祥的忠烈。
广东工商业虽然发达，但海丰却有七-口农务，亦有为渔，还有当山贼和海盗的，而工商业几乎为零。民风相当强悍，宗族之间的纷争械斗此起彼伏，无一日安宁。陈炯明还不到3岁，父亲便一病不起。不几年，祖父亦谢世，人丁单薄的陈家，家道便急遽中落了。陈炯明中秀才时，科举制度已是日薄西山，虽然远不如父辈那么风光，但仍不失为一件快事，至少证明自己的本事，不逊于他人，没有给祖宗丢脸。
朝廷捕杀维新派的血迹未干，1900年北方爆发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焚城劫掠，天下大乱。湖南、广东这些省份，远离动乱漩涡，尽管他们拥有中国最强的军队和最富庶的省份，但他们并不愿意北上勤王救驾，反而纷纷筑篱自保。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共同努力下，长江盈盈一水，成了分隔南北的天然屏障。两广总督李鸿章，甚至把朝廷向西方国家宣战的上谕，称之为“矫诏”，直截了当地宣布：“粤断不行，所谓乱命也。”
南方的革命党，认为这是千载良机，南方脱离朝廷，成为反满复汉的基地。他们试图说服李鸿章在南京或者汉口设立新的首都，把东南互保的局面，变成新政府的基础。5月，革命党致书香港总督卜力，提出六项-主张，其中第一、二项是：
一、迁都于适中之地，如南京、汉口等处，择而都之，以便办理交涉及各省往来之程。二、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所谓中央政府者，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审理交涉事务，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以驻京公使为暂时顾问局员。所谓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设立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所有该省之一切-、征收、正供，皆有全权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遥控。
政见书的署名者，包括孙中山、杨衢云、谢缵泰、邓荫南、郑士良、陈少白、史坚如等人，都是广东草泽间的反清革命家。虽然他们的意见，多少说出了李鸿章的心事，但李鸿章却不屑一顾，双方的社会地位，天悬地隔，实在不足以对话。
孙中山，广东香山人，生于1866年11月12日，乳名帝象，在当地，这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名字，并非表示他生而有帝王的异象。1895年，孙中山因在广东策划反清起义失败，一直流亡海外。就在陈炯明考取秀才的那一年，他被慈禧太后降旨追缉。陈炯明一生的荣辱，与孙中山有莫大的关系。他们就像两颗行星，正在茫茫天穹中循着自己既定的轨道行走，尽管总有一天他们会相遇，碰撞出炫目之光，令中国现代史数易其稿。
但现在两人相距仍然遥远。
孙中山等人提出的，乃各省分权自治的模式，也是后来陈炯明全神贯注，兢兢业业，为之奋斗多年的目标。作为一种曾经风靡中国的-主张，孙中山有开山之功。只不过，后来时移势易，他做了中华民国的总统，目光自然更加远大，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分治之说”再也不能打动他了。而陈炯明却始终不渝，坚持这一理想，最终身败名裂，亦种因于此，历史真是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在经历了深创巨痛之后，朝廷终于同意改革，宣布从1901年起，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凡四书五经义考试，一律不准用八股文程序。同时废武举。这是科举制度改革的第一步，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文体的改变，但实际上，对传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分化。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切断了读经和仕进的必然联系，-系统与知识分子之间，传统的沟通渠道被堵塞了，知识分子不得不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重新定位，整个社会的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年轻的知识分子，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兴趣索然。陈炯明和父亲一样，考取秀才之后，再没有循着举人、进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两年后，他和自己老师的女儿黄云（娥）结婚，夫妇感情深厚，后来生下五女三男，女儿宝瑶、碧瑶、瑞瑶、淑瑶、娓瑶，儿子定夏、定炎、定炳。人生在世，美满的婚姻，比拉翰林更加难得。
在婚后几年间，陈炯明对生活似乎心满意足，别无奢望，尽管在短短的几年间，中国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之中。1904年，陈炯明进入海丰县速成师范学堂就读。闲来无事，常在惠州替那些富家子弟做-，写些应试的文章，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生活虽然清贫，日子过得倒也惬意。即使将来真的废除了科举，凭他在师范毕业的学历，一辈子以文墨为业，砚稼笔耕，也不失为一种闲适人生。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不就是这样过了一生的吗？
然而，桃花源外，国家正值多事之秋，热血男儿，登车揽辔，难免有澄清天下之志。陈炯明命中注定，要在中国干一番大事业，而不是终老南山。
1900年是一个转折点。大清江山，人命浅危，义和团的符咒和八国联军的枪炮，把帝京搞得兵荒马乱，暗无天日。慈禧和光绪两母子，焦头烂额，逃亡之余，还想秉承康熙、雍正的威仪，铁腕强权，君临天下，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天文数字的庚子赔款，更使国家濒临破产。
-改革的先决条件是开放言论，让民间的声音有自由表达的渠道。清末10年，虽然发生过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特别是南方，官府的报禁，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1902年广东创办的《亚洲日报》和《开智日报》，成为革命党的公开论坛；1903年创办的《时敏报》，大胆记述了太平天国事件；另外，不计其数的周报、三日刊、画报和小报，陆续登场，一如春雷启蛰，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藉着报纸和新学堂，长驱直入，哄传于知识分子之间。各种各样的社团，以联谊和学术为旗号，夺席谈经，各抒谠论，以开启民智为己任。这一切，在几年前，还是天方夜谭。世界真的要变了！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召集中国同盟会筹备大会，7月举行成立大会，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四个广东大才子，左弼右辅，无论在人数上，抑或在主张上，广东人均傲视群雄，稳居导航地位。除此之外，则以湖南、四川、湖北、安徽等地，依次排列。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下，一场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民族革命，轰轰烈烈，揭开帷幕。
陈炯明不是留学生，无缘亲与这一盛会，但同盟会的革命人士，在三山五岳的会党襄助下，迅速渗入国内，扩张组织。民族革命的主张，传播天下，风行草偃，引起了学界、士绅和新军军人的强烈共鸣。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陈炯明一旦接触到这些“异端邪说”，就像被磁铁牢牢吸引，再也不能回头了。
与孙中山组织同盟会的同时，陈炯明和同乡马育航、陈达生、钟景棠、陈演生、钟秀南等人，在海丰组织了一个“正气社”，灵感显然来自文天祥的《正气歌》，隐含反抗满清的民族情绪。
正气社究竟有何实际活动，已无从稽考，很可能只是联谊性质，和刘关张的桃园结义，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但足以证明，陈炯明不甘做池中之物。这年夏天，他负笈离乡，到了省城广州，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
比起漂洋过海的留学生，从惠州到广州，不过咫尺之遥，算不得出远门，但省城毕竟是人文荟萃之地，经济发达，人心开明，非粤东的穷山恶水可比。康熙曾定广州为中国四大通商口岸之一，而干隆更定它为中国唯一通商口岸，从此广州急速走向繁荣，成为名符其实的“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几年来，在两任总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各项新政，风发云涌。当年试子云集的省城贡院，亦改成速成师范科学，为学界培养人才。甚至在朝廷裁撤巡抚建制后，巡抚衙门也改为广东工业高等学堂。两广各属原有书院、学社公地，统统划为学堂用地。书院式微，学堂崛起，成为大势所趋，有师资也办，没师资也办。法政学堂、群益学堂、教忠学堂、圣心中学、弁将学堂、岭南学堂、军医学堂、蚕业学堂，真是忽作风驰如电掣，一夜满城尽学堂。
岑春煊虽然已调离广东，但他在任期间，大力提倡实业改良。在河南兴建士敏土厂，修筑长堤；创办农林试验场、劝工陈列所，成立电话总局、邮局、航政局。各项市政建设，办得有声有色，热闹非常。陈炯明躬逢盛地，大开了眼界，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1907年，同盟会在粤东策动起义， 6月2日，惠州七女湖的会党，攻入清军防营，抢夺枪械，连克杨村、三达等墟，6月10日，会党围攻博罗，广州大为震动。水师提督李准率军从澳头登陆，全力反攻。这位道员出身的四川人，是有名的悍将。会党缺乏-，勉强抵抗了几天之后，不支而散。七女湖起义虽然失败，但宛如巨石投水，在陈炯明的家乡，激起了千重浪。从此人心思乱，宁静的乡村，不复宁静。
1908年农历新年，桃符万户更新。陈炯明提着一只藤茶箩，挟着一把油雨伞，回乡过年。今日的陈炯明，已非当年的乡曲腐儒。他满口新名词，一脑子新思想，俨然新派人物，自然而然，成了群星中的北斗。那年春节，陈炯明和马育航、钟景棠、钟秀南等三十余人，在五岭坡方饭亭宣誓结盟。
有人担心，海丰只是一个小地方，可以做些什么呢？陈炯明却劲头十足，他说，海丰地方虽小，但也是一个地方，中国不就是由这样一个个小地方组成的吗？有很多事情可做，像倡办地方自治、教导人民戒烟戒-，都是应该做的。
但怎样才能让外界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呢？
“我打算办一份报纸。”陈炯明说。省城五花八门的报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新思想，大部分是从那儿来的。大家并不充分了解他的想法，但却一一表示赞同。 “报纸办起来，不仅海丰这里，就是省城，甚至全国，都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与两年前的正气社相比，不仅人数大增，而且确实开展了一些具体活动，如倡办海丰地方自治、宣传戒烟和整理育婴堂、县仓等等。虽然人微言轻，对暮气沉沉的官场，不起什么作用，但陈炯明对地方-的认识，就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平静的寒窗生涯，一晃就是两年，1908年7月，陈炯明在政法学堂，以优等成绩毕业。当时学堂教习多为日本人，不懂中文，课堂上的沟通，全凭翻译传达。在学堂的翻译中，有一个叫朱执信的年轻人，特别引起陈炯明的注意。在他周围，总聚集着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谈论立宪、共和、流血革命……
朱执信生于1885年，广州人，幕僚家庭出身，1905年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与南方绿林帮会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写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和《论社会革命当与-革命并行》等文章，掷地有声，在知识分子中，传诵一时。对陈炯明，朱执信也格外留意，认为此人头角峥嵘，绝非等闲之辈。
陈炯明毕业后，没有留在省城，而是返回了海丰。他的故事，要从海丰开始，现在是开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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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也许没有想到，科举制度的改革，加快了立宪的进程。1905年，朝廷宣布“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从此行不得也；身处十字街头的知识分子，傍徨苦闷。有些改行从商，做了买办；有些人则在强烈的军国民思想熏陶下，相信军队是国家的神明，振兴民族的希望，于是投笔从戎，进了各种军事学堂，从而把新思想带进了军队。另有一部分人，为了在-上寻求出路，则投身到立宪运动。
1906年8月，一班朝廷重臣，在北京讨论立宪，由皇帝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一、自今日以后，10年或15年为期，施行立宪-。二、其大体效法日本，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三、财政及兵马之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四、中央政府之组织与日本现制相等。9月1日，朝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
朝野上下，顿时激动起来。立宪派云集上海，各种崇论宏议，充斥舆论，仿佛一朝立宪，中国就可以脱胎换骨，成为与日本、美国、欧洲并立的世界强国。立宪派以上海为大本营，地理文化使然。上海处在内陆与海洋的交界点，夹在南北文化中间，脚踏专制与民主、革命与改良、进步与保守的两条船，并驾齐驱，左右逢源。上海人的心态，皇权-，西方文明，最好鱼与熊掌兼得。
支持立宪运动的，还有一些汉族大臣，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他们的目的，是要利用立宪，限制和削弱朝廷中的满族官员实权。新兴的绅商阶层，为了争取铁路民营，对立宪运动也鼎力支持。五湖四海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了。在他们的压力下，朝廷同意把立宪日程，缩短4年，即把公布宪法的日期，从1916年提前到1912年；把召开国会的日期，从1917年提前到1913年。但立宪派要求立即召开国会。
报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政府的一系列改革中，也许，最值得称道的举措之一，就是取消报章检查法令。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1909年，宣统元年，陈炯明在家乡创办《海丰自治报》，自任主笔，钟景棠、马育航、陈达生、陈演生等人，分任撰述，加入了清末百家争鸣的大合唱中。
“自治”，在陈炯明的脑海中，是举一纲而万目张的关键。对于以国会为先的立宪，陈炯明则处于两可之间。虽然把立宪派引为朋友，但对天子脚下的所谓国会，只抱着观望态度。终其一生，坚信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
1909年7月，喧腾热闹的谘议局选举，在各省次第展开。陈炯明当选为广东省谘议局议员。这是中国自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虽然不是全民直选，只有职业界、学界和拥有2000金元以上产业的公民，才有投票资格。后人以此抨击选举把穷人排斥在外，但不能否认，比起御笔钦点，这是向前跨了一大步。
广东合资格选民，有14.1558万人，选出议员94人。但真正去投票的，却寥寥可数。像比较开明的南海县，合格选民1600人，亦只有399人参加了投票。自郐以下，其它较偏远闭塞的县区，就更不问可知了。可见民主不仅仅是赋予人们一项权利，而且还要训练他们如何运用权利。缺乏必要的教育和训练，即使告诉穷人，你可以去投票，穷人也不会运用这项权利。徒有外表，没有实质意义。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在观察广东的选举之后，曾经写过一份报告，他说：
中国官方对这次选举结果，和选民的缺乏兴趣，极感失望。据说有些选出的议员，在个人的能力上，根本是无法执行议员的职务的。选举时，似乎有不忠实的现象出现，如错计票数，受贿等，听说每票可值一百至五百元港币，但舆论对这些不忠实的行为，极为激动，不少公众集会在广州市内举行，抗议此事。张（人骏）前总督在年初离任时，曾对现任代总督袁（树勋）说，南方的人民，智识程度已渐提高，政府官吏必须注意民意。
1909年10月14日，广东谘议局成立，绅商占了绝大多数。现在他们有了一个议政之地，但谘议局并不具立法权力。那么，谘议局究竟有何职权？据规定，有以下几项：一、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件；二、议决岁出入预算事件；三、议决岁出入决算事件；四、议决税法及公债事件；五、议决担任义务之增加事件；六、议决单行章程规则之增删修改事件；七、议决权利之存废事件；八、选举资政院议员事件；九、申复议员谘询事件；十、申复督抚谘询事件；十一、公断和解本省自治会之争议事件；十二、收受自治会或人民陈请建议事件。其中一到七条应由督抚提议，但除二、三两条以外，谘议局也可以自行草具议案。
而督抚的权力，计有六项：一、总督对谘议局的决议，如不同意，可不必施行，也可以要求谘议局覆议；二、总督对谘议局，处在监督的地位。谘议局选举及会议时，都由总督（或其代表）监临；三、总督在必要时，得令谘议局停议七日；四、总督在某种情形下，如遇有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或妨害国家治安等情形，可奏请解散谘议局；五、谘议局对本省行政事件，和总督会议厅议决事件，如有疑问，不能提出质问，只能呈请总督批答；六、总督如有侵夺谘议局权限，或违背法律情形，谘议局不能提出弹劾，只能呈请资政院劾办。
说到底，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操在官府手上。
1909年10月14日，广东谘议局正式开幕。根据立宪年表，1909年，广东开始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陈炯明一马当先，在谘议局提出“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建议设立办理城镇乡地方自治研究所，专研究城镇乡自治办法，选通晓法政人员入所研究，短期毕业，俾培育自治人才，推动自治进行。并通饬各属城镇乡公局一律改设筹办地方自治公所，设自治督办员，帮同地方官筹办全属城镇乡自治事宜。其用意，在于发挥民间压力的作用。
在陈炯明的脑子里，此时此刻，自治仍不过是一个模糊的理想，但可以看出，他的-抱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是“地方的”，不是“中央的”；是“改良的”，不是“革命的”；是“由下而上的”，不是“由上而下的”。国家由一个省一个省构成，如果每个省都能把自治搞好，全国的事情，何愁不能搞好？这和严复、梁启超的“社会有机体论”（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就像人的身体，是由一个个细胞组成的，有了健康的细胞，才有强壮的身体），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为了加快成立国会的进程，由江苏谘议局发起，在上海召开16省“请愿国会代表团茶话会”。当时赴京请愿是一种非常时髦的活动，向政府表达民间的声音，即使颟顸昏庸的清政府，也没有加以禁止。与会者都是满腹经纶之辈，广东并非立宪派重镇，但亦不能置身事外，于是，陈炯明作为广东谘议局代表，敬陪末座。
这班北上请愿议员，由孙洪伊领衔，连署各省代表32人，提出请愿书，托都察院代奏，请速颁布议院法和选举法，期以一年内召开国会。但上谕以“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途之累”为由，予以拒绝。
陈炯明对于国会的前途，更加灰心。难道国会一出，中国的一切-、经济、社会、道德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从骨子里感到怀疑。中国-的积弊，太多太深，不是一班坐谈之客，在国会里高谈阔论，就可以解决。更何况，朝廷连这么一个空谈快意的地方，都不愿爽快地赐予。陈炯明泄气地表示：“速开国会便能救国，鄙人熟思未能得解”。相反，他更赞成这样的看法，即“开国会为无聊之举，不过国家处此无可如何之时，除此别无他法，随波逐流为之耳”。
但并不是真的“别无他法”，对陈炯明来说，上海之行，最大的收获，是加入了同盟会。也许，这就是另外一个挽救国家的方法。
同盟会与立宪派，一向形同陌路，同盟会主张用流血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朱执信甚至把立宪和种族问题扯在一起，汉人立宪就行，满人立宪就不行。“故民族之界限，满洲不能立宪之本也，虽欲之，固无从耳。”朱执信曾经说过，要救中国，“舍革命更无他术。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许多同盟会员和他一样，对驱逐“鞑子”（满人），有着一股偏执的狂热。
孙中山也说：“我们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革命。并不是把它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论起来，就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法兰西大革命及俄罗斯革命，本没有种族问题，却纯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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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对国会心灰意冷，但又如此热心地参与谘议局的活动，似乎是矛盾的。在同盟会南方籍的重要成员中，像他这样具有双重身份的人，几乎绝无仅有。他把革命视为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仍然在于“建设”，与孙中山和当时大部分同盟会员“革命至上”的心态，大相迥异。
他缺乏孙中山那种高屋建瓴的气魄，相信自己登高一呼，全国就会有3500万会党起而响应，把帝王专制一举推翻。他从来不抱这种奢望。
陈炯明在谘议局提出的一系列议案，在革命党眼中，也许只是为千疮百孔的旧王朝修修补补，甚至招致“对清廷抱有幻想，仕途奔竞”的批评。那么，且来看看陈炯明在谘议局到底提出了一些什么议案。
广东谘议局自1909年10月成立，到1911年11月广东“光复”，一共开了5次会议：第一次，1909年的常年会；第二次，1910年的临时会议；第三次，1910年的常年会；第四次，1911年的临时会议；第五次，1911年的常年会。在这5次会议上，陈炯明提出的重要的议案包括：一、审议禁-筹抵修正案；二、裁撤善后局议草；三、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四、停止就地正法议草；五、振兴女子小学议草；六、修正禁-议草理由书；七、革除衙署积弊议草；八、筹筑惠潮路议草。兴学、筑路、禁-、吏治、法治，凡此种种，几乎无一不是与“地方自治”这一核心问题，紧密相连的。
秋高气爽。1909年11月8日，谘议局开第一次会议。陈炯明在这次会议上，辞锋激扬而尖锐，侃侃而谈，历数-的危害，呼吁厉行禁-。
-在广东有上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花会、番摊、山票、白鸽票、闱姓、麻雀，五花八门的种类，遍及四乡八镇，愈演愈烈，使广东得了个“-国”的恶号。由于鸦片战争之后，国库空虚，军费开支和战争赔款，成了沉重的负担，从朝廷到地方，都把招商承缴-捐，视作筹饷的重要财源之一。1863年郭嵩焘任广东巡抚，大开-禁；他走后，接任的蒋益沣厉行禁-，但总督瑞麟却支持开-；以后巡抚张兆栋主禁，总督英翰主弛；巡抚马丕瑶主禁，总督李瀚章主弛；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更是有弛无禁，-得地暗天昏。几百年来，弛与禁的较量，反反复复，未有了期。
从陈炯明提出禁-议案的那一瞬间起，他便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四面环敌的险恶风口。他要砸掉成千上万大小-商的饭碗，要截断官府一条每年几百万两的滚滚财源。他从一开始就成为黑白两道的死对头。
虽然朝廷明令禁-，但分期分类禁绝之说，甚嚣尘上，即“先禁甲种，次禁乙种，丙丁两种之禁期，视筹抵之迟速为差”，实际上，是-商的缓兵之计。就在这次发言中，陈炯明指出：“-虽不一，而染-之人其罔利之心则一，原非择定一-以为嗜好分类禁绝，不过减少-之名目，而嗜-之人既有此数，仍可移其罔利之心于未禁之-类，无论实际毫无裨益，即太仓去一稗米，仍于-害不能遏绝。”分类禁-，等于不禁。以前广东也禁过白鸽票、花会，但-害丝毫没有减少。何况番摊、基铺山票为害最巨、普及最广，不加禁绝，禁-不过是一句空话。
陈炯明嫉-如仇，几乎每一次谘议局开会，他都不停呼吁：“-为广东大害及妨碍新政之施行，诚非禁绝此害，不能救广东于危乱。”他断言，只有以雷霆手段，定期一律禁绝，不留任何余地，才能收效。陈炯明瘦高笔挺的身材和闪闪发光的眼睛，给在场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从政生涯初试啼声，禁-，使陈炯明的名字，迅速深入人心，赢得热烈民望。
谘议局一读通过“全省限期一律禁绝-”的议草成立，由局交两广总督袁树勋，请照陈炯明提议案办理。官府的态度，不希望一律禁-，但又不好说不禁，便以筹足抵饷作为借口，筹得足就禁，筹不足就不禁。
陈炯明被激怒了。1910年5月，谘议局提出禁-议案，陈炯明再次强调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说：“禁-议题最切要者：第一，要求政府宣布本年九月初一以前，一律禁绝之期限，以尊宪政而慰粤望；第二，要求政府宣布准照奏案，整顿粤盐，筹足抵-，以免提拨而定人心；第三，整顿粤盐，务必改良新章，以清积弊而平盐价。”把禁-和筹抵作为两个问题分开来谈，是他的反击策略，不能因为筹抵不足，就大开-禁。
在6月谘议局临时会第七次会议上，大家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一、请旨宣布广东各-一律禁绝期限；二、以盐饷抵-饷，总以筹足800万以上为断；三、招商承办，以限价最低出饷，最高者得之；四、招商承办如系属本省单行章程，应归本局核议。
1910年10月，作为国会模型的资政院，在京首度会议。虽然在体制上，多少有点不伦不类，但谘议、资政两局，背后有一股新兴的经济力量作为支撑，以民意代表的姿态出现，与官方分庭抗礼，显示出他们在-上日趋成熟。省谘议局将禁-议案提请两广总督代奏朝廷，并呈请北京资政院核议。广州报界公会和在京广东同乡京官，亦不遗余力，呐喊助威，一时间禁-声浪，高唱朝野。
在隧道的那一头，似乎露出一线光亮。但开-派也没有闲着，-商“安荣公司”选择这个风头火势的时候，推出新的-种——铺票，并运用金钱，秘密活动，谋求议员保护。这显然是对禁-派公然下战书。不少议员已被-商收买，顺风转舵，反对禁-。事前也有人以5万元银票向陈炯明行贿，劝他放弃禁-主张，陈炯明严辞拒绝，但可惜不是人人能够抗拒5万元的诱惑。
1910年11月9日，谘议局第十三次会议，副议员丘逢甲和陈炯明提出“请严禁安荣公司铺票议草”，议员刘冕卿立即声言反对，他说新任两广总督张鸣歧从北京来电，其中有“据称部议，视筹抵之迟速，分别次第施禁，已奉旨允准”等语，“山票和铺票比较，山票祸粤更重，”刘冕卿重弹分类禁绝的老调，“主张先禁山票，后禁铺票。”
另一名禁-派议员李鉴渊奔上讲台，大声疾呼，铺票是新创之-，无论如何巧立名目，亦须禁绝。但他的话像一块石头投进了深谷，陈炯明震惊于会场上竟然是一片静默。他环视着议堂的与会者，声音沉痛地说，一方面禁-，一方面又加以庇护，“如此议员乌得不为广东哭也”！
最后付诸表决，当日出席议员64人，陈炯明、丘逢甲、李鉴渊等20人投赞成禁-票（可票），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投反对禁-票（否票），另有9人在辩论时，已脚底抹油，溜之乎也。酝酿经年的禁-案，最后关头，竟然触礁。一种令人窒息地绞痛的愤怒和失望，像被出卖一样的感觉，从陈炯明的胸中迸出。他猛地站起来，排开众人，夺门而去。
支持禁-的议员，宣布集体辞职。-商们一个个额手相庆，当晚苏秉枢设宴款待全体议员，以示庆祝，陈炯明、李鉴渊等可票议员都愤然拒绝出席。这时发生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小插曲，就在否票议员们觥筹交错之间，忽然停电了，谘议局内一片漆黑，直到散席时才重新来电。第二天的报纸尖刻地形容“活现一黑暗世界”。
陈炯明并不是孤军作战。11月28日，民间组织“禁-总会”假座文阔书院，开第一次公众大会。会上众说喧腾，强烈声讨“否”议员，大会主席提议请一名编辑员整理人们在会上提出的各种意见，交给下次会议研究公决。与会者异口同声地喊：“陈炯明！”他的名字被一片掌声淹没了。可见，在人们心目中，陈炯明已经成了响当当的禁-派代表人物。
“可”议员集体请辞，谘议局以不足法定人数而宣告停议，“禁-总会”召集公众大会议，请愿“定期一律禁-”，并弹劾“否”议员受贿，要求重开议会，一时间群情汹涌。1911年1月，陈炯明开办一家报馆，名为《可报》，把禁-可否的官司，从谘议局打到了报纸，与开-派针锋相对，大唱对台。
1911年初，两广总督易人，由广西巡抚张鸣岐开府兼圻。正所谓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复何所无。张鸣岐是激烈的禁-派，接篆视事，即以迅雷烈风之势，厉行禁-。1月8日，北京宪政编查馆电准“庇-”的“否”议员刘冕卿等35人辞职。
张鸣岐认为，民间禁-呼声非常之高，北京也表态支持，“否”议员统统卷了铺盖，禁-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15日，张鸣歧宣布从3月30起，扫荡全省-，各县严密查办，所有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和其它一切杂-，务必尽行禁绝，不留遗种。谘议局遂于3月22日开临时会议。张鸣歧亲临主持开幕。新任议员有35人，补足“否”议员辞职后的缺额。陈炯明被选连任为13人法律审查会的会长。
宪令一颁，全省人民欢呼雀跃。禁-当日，广州举行禁-纪念大巡行，群众敲锣打鼓，沿途舞狮。从香港《华字日报》的一段记载，可以体验到当日的盛况：
此次各埠及四乡，先期来省参观，省中男女顿增数十万，早八点各界品物齐赴西关多宝大街分配，计巡游团万余人，义务干事八百员，各行工界担任弹压者千余人，各狮子多系省城河南工团所组织，每队百余人，或三四百人，飞跃跳舞，剑戟严整，卓有尚武精神，故以狮队前行，以示睡狮已醒之意。四点钟，前队出西门，旆满各街，均搭花街欢迎，并以甘蔗茶招待，直至晚七点半钟，始完全散会。
张鸣岐会同谘议局，以《大清律例》为蓝本，议定《广东禁-条例》17条。8月28日，北京修订法律馆终于将《广东禁-条例》批复广东，原文17条，合并为13条，增加了“未遂罪”一条。张鸣岐立即命人印刷通行，饬令各地按照新例，从速处理积压-案件，新缉捕的-犯，一律按新例规定，严加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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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在广东组织过一连串的起义，但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1909年5月，胡汉民在香港筹组同盟会南方支部胡汉民是南方支部的支部长，汪精卫担任秘书，胡毅生负责民军组，朱执信是支部的实行委员，陈炯明担任实行委员。陈炯明随即在香港成立“乐群书报社”，作为同盟会的秘密机关，并把母亲从海丰接到了香港。
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人，生于1879年，他是孙中山身边的文胆之一，其思想才华，显然在汪精卫、朱执信之上，这也使他养成自负、傲物、孤芳自赏的性格，难以与人合作共事。陈炯明一生，与胡汉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假定没有胡汉民的存在，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另外一种情形，中国现代史也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每一次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总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的起义之上。这一年，他在美国洛杉矶长堤召开同盟会会议，制订“红龙计划”。其主要内容为：一、暂停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准备未周的起义，改行厚蓄实力，充分准备，集中人力财力，发动大规模起义的策略；二、由孙中山以中国同盟会总理名义，向纽约财团洽商贷款，以应大规模起义之需；三、运送在美训练的军官若干回国，以充实革命军阵营；四、计划所需经费，预计为350万美元，分4次支付。
听起来，似乎更像白日梦，孙中山的名气虽然很大，但他本人回不了中国，甚至不能到香港，只能隔着一个太平洋来指挥，难免鞭长莫及。有些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孙大炮”，广东话就是吹牛的意思。但如果对未来不抱梦想，孙中山也就不是孙中山了。
事情的可悲之处在于，国内的革命，往往不按孙中山的梦想发展。1910年初，又一次“准备未周”的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了。同盟会在广州新军的关系，被摧毁泰半。入盟的官兵，不是被捕，就是逃亡。令人怀疑，国内的革命者们，究竟是否知道——或者是否理会——“红龙计划”的存在。官府已经查出，陈炯明与革命党秘密往来，黑名单上，赫然有这位谘议局议员的名字。
陈炯明闻风先遁，在那个寒风刺骨的夜晚，匆匆逃往香港。整个形势，似乎一片悲观，能够保持高昂斗志的，也许只有孙中山一人。他宣称这只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他一直在海外奔走努力，筹措经费，资助国内的反清活动。成功很可能就在下一次的起义。11月13日，他在新加坡庇能（槟榔屿）召开同盟会干部会议，黄兴、胡汉民、赵声等领导人都有出席。
孙中山以他的饱满-，使大家重新亢奋起来。会议决定，集合同盟会所有精英，倾尽全党人力财力，在广州举行一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起义。一旦夺取广州，由黄兴率领一军出湖南，直捣武汉；由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扫荡东南。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必须在短期内，筹措10万元。孙中山握着大家的手，悲壮地说：“如果天不祚汉，这次再失败，如果我还活着，也没有面目见江东父老了。以后未竟之事，就有劳各位同志一肩担起。总之，我党无论如何险阻，破釜沉舟，成败利钝，全都在此一举。”
会议结束，大家分头筹款。孙中山到欧美，胡汉民在南洋各埠，走家串户，沿门募捐。1911年2月，黄兴、赵声先后赴香港筹备。3月初，胡汉民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在香港跑马地35号的总机关，与黄、赵会合。经过这几个月的努力，共筹得款项约14万元。
广州起义统筹部正式成立，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下设调度、交通、储备、编制、秘书、出纳、调查、总务八个课。陈炯明在同盟会中资历甚浅，但却兼任编制课课长、调度课副课长，并一度代理秘书课课长胡汉民职责，可谓举足轻重。各地精英，草莽英雄，世家子弟，呼朋引类，集结在广州附近。陈炯明的一班东江朋友，包括马育航、钟秀南、陈演生、陈达生、陈小岳等百多人，都奉召到了广州，准备参加敢死队。陈炯明在司后街的寓所，成了革命党的秘密据点，甚至连谘议局也被他利用来收藏军械。
4月8日，统筹部召开会议，黄兴宣布十路进攻广州的庞大计划。他亲自率领来自南洋和福建的党人攻击两广总督署；赵声率领苏皖党人攻击水师行台；陈炯明率领民军及江东党人，防截旗界，并占领归德、大北两城楼；另外各路，分别进攻督练公所、警察署、协署、军械局和电信局等地。胡汉民和赵声一致赞成，陈炯明、胡毅生也无异议。
起义时间定于4月13日，农历三月十五。
讵料，当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插曲，把统筹部的计划打乱了。一个从南洋来的独行侠——同盟会员温生才，在谘议局门外刺杀广州左都统署理将军孚琦。他并不知道同盟会正在广州组织起义，而他的暗杀行动，统筹部事先也毫不知情。
但事件引起了张鸣岐和李准警觉，认为这是革命党再次发难的先声。同盟会在南洋大举筹款，风声早已四播，官方又屡接密报，称革命党连日分起入城，运械运弹炸药，有人到某织布局购买毛巾缚身作号者等等。现在的暗杀事件，似乎进一步印证了革命党即将起事的谣言。
李准立即把同情革命党的防营一营调走，把支持政府的防营二营调进省城；并计划在5月初解散新军二标，在此之前，所有新军士兵不准请假外出，子弹、刺刀一律收缴。在统筹部的十路进攻计划中，新军是一支不可缺少的主力。张鸣岐下令全城戒严，清查户口。统筹部在旗界租了9处地点准备届时纵火，现在有4处已经被迫迁出了。
由于形势瞬间万变，黄兴和赵声、胡汉民商量以后，决定把起义日期推迟至4月26日。这是统筹部第一次更改起义时间。4月23日，黄兴动身到广州布置一切。
黄兴到广州以后，把十路进攻的计划，缩为四路。自率一路攻两广总督署，陈炯明率一路攻巡警教练所，调度课课长姚雨平（广东平远人）率一路攻小北门飞来庙，迎接新军入城，储运课课长胡毅生率一路扼守大南门。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和武器。鉴于在日本、安南购买的-，要27日才能运到，黄兴临时决定，起义日期再压后一天，这是第二次更改起义时间。
当时，起义总指挥部，设在广州司后街小东营5号，离制台衙门和水师提署，只有一箭之地。赵声为起义总司令，未到广州时，由黄兴代理。而统筹部则仍留在香港。胡汉民在其自传中曾经回忆，“克强（黄兴字）与在省干部同志会商，决定展期，即再报统筹部，并遣各组选锋暂先返港。至廿八日，统筹部复得克强密报，则又定于廿九日发动。”据此可以断定，统筹部和总指挥部是分开的，统筹部在香港而不是广州。
胡汉民预定在发难前夜率领香港的党人到广州，这时却突然接获黄兴电报，“省城疫发，儿女切勿回家”，嘱他们暂缓行动，集结在河南的会党队伍，也暂行解散。
4月26日，巡防二营抵达广州，其中三哨，占领了龙王庙，居高临下，严密监视城内。胡毅生等人都主张第三次变更起义日期，姚雨平虽然反对改期，但要求发给他500支枪械。而负责军械的胡毅生并没有发给他们。黄兴既痛心又无奈，他嚷道：“你们不搞，我个人也要拼一拼，以谢海外助款之各同胞！”他说的并非气话，而是真的下令各部迅速解散，以免落网。原来云集省城的各路帮会弟子，又有300多人被遣散。
风声愈来愈紧。官府将于5月3日以前挨家挨户搜查。据说张鸣岐已经密令城内军警：一、预备开战；二、城内火警，不准开城赴救；三、大索党人。黄兴是个火爆性子，他严厉质问大家：“再展期就要离开广州，我们深入重地，建立据点，实非易事。全党属望，迁延退却，我们还有什么面目对天下人？”
总指挥部里，鸦雀无声。这时，陈炯明与姚雨平一阵风似地冲进大门，姚雨平兴奋地说，李准把巡防三营也调到省城来了，现泊天字码头。这营的哨官，十之八九是同盟会员，他是调度课课长，有把握让他们届时响应。
但黄兴仍不放心，他让陈炯明到巡防三营联络一下，以确保万无一失。陈炯明立即赶往天字码头。很快他就回来报告，巡防三营响应，决无问题。黄兴神情振奋地宣布，起义定于4月27日下午5时半举行不变。
一夕数变的起义日期，令香港统筹部眼花缭乱，胡汉民和赵声都不清楚，起义到底什么时候举行。26日晚上，胡汉民终于收到黄兴的电报，“母病稍愈，须购通草来”。这是命令香港的党人全体开赴广州，但起义是不是明天举行呢？却无法确定。这时由香港至广州的最后一班船已经开出了，赵声和其它党人，不能赴穗。
胡汉民担心情况未明，贸然行动，反而会贻误大局。他一面致电广州，请将日期推后一天（即28日），一面派谭人凤在次日早晨乘船到广州传达。谭人凤是湖南人，黄兴的同乡，这年已经51岁了。中午，谭人凤到达广州，他不知道指挥部的地址，便先找陈炯明，告知香港人马未及赴省，起义须压后一日。
“哎呀，不得了！”陈炯明大惊失色，“毅生、雨平均无准备，我也只有七八十人，克强人数不满百，刻将出发，怎么办才好？”
谭人凤焦急地问：“为什么不劝阻？”
“已极力劝阻，但他不听有什么办法？”
当谭人凤匆匆赶到小东营时，留在省城为数甚少的党人，已经整装待发了。谭人凤还想劝阻，黄兴跺着脚说：“老先生毋乱军心！我不击人，人将击我矣！”谭人凤见他“状类狂痫”，便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这时朱执信刚好来小东营办事，立即把长衫剪去一半，大吼一声：“我愿从黄胡子（兴）去拼命！”时间是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4时。
黄兴给每个选锋队员发了一块大饼，一条毛巾和枪械炸弹。谭人凤急忙返回陈炯明的寓所，准备通知他策应，但陈宅已经空无一人，当时是5时15分。陈炯明到哪里去了？
5时30分，这支170人的选锋队，由黄兴率领，向两广总督署迅猛扑去。在督署门口，他们把白毛巾往臂上一缠，吹起螺号，一面猛冲，一面高喊：“我们是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赞成的请举手！”但回答他们的是密集的枪声，震耳欲聋。选锋队好不容易才撞开大门，二堂、三堂已经阒无一人了。起义者想在署内纵火，以号召各方，但就是找不到引火材料，最后黄兴把火种扔到张鸣岐的床上，便率领众人，掉头向外冲去。
这时四城刁斗，呼应有声，刚出大门，便遇上李准的亲兵大队，一名选锋队员上前高呼：“我们都是汉人，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额头，鲜血和脑浆迸裂四溅。另外5名队员也中弹倒地，黄兴的右手断了两指，血满袍襟。他们且战且退。
在东辕门，他们和巡防三营迎头相遇。三营官兵是开进城里，准备策应起义的，为了行动方便，臂上都没有缠上白毛巾。防营哨兵大叫：“兄弟们不要走！”选锋队误以为他们是前来弹压的官兵，不问情由，乱枪扫射。防营士兵开火还击，双方死伤枕藉。
选锋队在大南门被军队冲散，大部分党人不是当场丧生，就是突围时被俘。当晚，陈炯明躲在河南尾一条盐船里，逃离了这座危城。第二天，黄兴也到了香港。在这次惨烈的起义中，死难党人不计其数。被捕40多人，除两名妇女和一名年纪太小的党人外，其它一律处死。
黄兴进攻总督衙门时，其它三路队伍，都没有动作。一些外省籍的党人悲愤地大骂，是广东人害了他们。陈炯明的确没有动作。他在听到谭人凤说，统筹部要求起义延期至28日举行后，立即派马育航向黄兴汇报，并通知胡毅生改期。但当时黄兴已经戎装待发，根本不理会香港统筹部的要求了。陈炯明误以为起义延期而没有采取行动，情有可原。以此来指责陈炯明见危却步，有失公允。
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在《回忆先君黄克强先生》一文中说：
先君正在发号施令，整装待发，没有和我们多讲什么话。只交待陈方度赶快回去，待机行事。于是我们又匆忙跑回到巡警教练所，等待陈炯明来攻，以便里应外合。不料陈炯明不按计划行事，初以全力守大南门，后则并大南门而不守，因而坐失良机，对整个起义影响很大。先君后来还几次对我谈到陈炯明这次的误事，感到十分愤恨。
黄兴最后决定如期发动，是在当天下午4时至5时半这段时间，然后他派人送谭人凤到陈炯明寓所，可以视作把决定通知陈炯明。可惜，谭人凤没有见到陈炯明，而陈炯明却以为黄兴已经根据香港的要求改期。一场误会，导致四路大军，最后只有黄兴一路出动了。
起义失败后，以黄兴名义留下了两份报告书，第一份是黄兴用左手亲笔所写，题为《广州起义报告书》，把失败的责任归于胡毅生、姚雨平二人。报告书是这样写的：“良友尽死，弟独归来，何面目见公等！惟此次之失败至此者，弟不能不举毅生、雨平二人之罪。”罪人名单中，并没有陈炯明的名字，还多处称他为“竞存兄”。第二份是由黄兴口授，胡汉民记录的《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报告书》，则辞锋骤变，对陈炯明不仅严厉地直呼其名，而且把他作为主要罪人，加以指责：
陈炯明本不知兵，然既承指挥之任不辞，乃便改造克已允三十（即公历4月28日——引者注）之说，自误误人，殊不可解。先担任攻巡警教练所，因毅让还其部20人，则云如此，我并以全众守大南门。不攻督练公所，既已非矣；后则并大南门而不守，徘徊于城外，此皆陈炯明周章误事之处也。
报告书甚至指姚雨平、胡毅生、陈炯明三人，“虚妄误事，罪皆当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变化？在第二份报告书中，有多少是黄兴的意见，有多少是胡汉民的意见？现在已无从考证了。
陈炯明的哲嗣陈定炎先生坚称，第二份报告是胡汉民在20年代伪造的，他在《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与高宗鲁合著）一书中质疑：“黄兴于事败后，右手受伤，在香港于辛亥四月的一个月里，以左手拈笔写一个《报告书》，而又再行口述，由胡汉民手写另一个《报告书》。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这两个《报告书》‘所叙事迹，颇有出入，叙胡毅生等的行为，出入尤多’，又增加了陈炯明为罪人之列，是不可思议的。”陈定炎先生由此推断，“可以断言其所谓‘黄兴口述，胡汉民手写’的黄、胡联名《报告书》，实为胡汉民在20年代黄兴去世以后捏造的。”但这一说法，迄无史料支持，只能存疑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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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形成骨牌效应，湖南、陕西、江西纷纷宣布独立。领导起义的都是当地新军，新政府一律称为“军政府”。中国的军队，总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生扭转乾坤的作用。几年来，惨淡经营的立宪运动，顿成覆巢，现在-舞台表演的是全本武戏，立宪派如果不肯降心相从，在未来的新社会里，无立足之地。辛亥革命以军队和会党作为主导力量，可以说，种下了以后几十年军阀混战的恶因。
南方同盟会经历了黄花冈起义的深创巨痛，短期内，无法复元。当各地已经风起云涌之际，他们却日坐愁城。赵声郁郁病逝；汪精卫在北京谋刺摄政王被获，判处无期徒刑。陈炯明心情的苦闷，可想而知。胡汉民和黄兴同住在九龙，他们仍然沉浸在悲哀之中。胡汉民打算到安南，重新发展党务。而黄兴则在绝望之中，决心步汪精卫后尘，实行暗杀。
至此，南方同盟会总部，实际上已经风流星散，剩下总部设在香港摩士忌街23号的“支那暗杀团”，担当起“最后一点火种”的角色。这个组织成立于1906年，专门暗杀政府官员，主持人是同盟会员刘师复。广州起义失败后，暗杀团便宣布执行张鸣岐、李准的死刑。1911年5月，陈炯明宣誓加入了暗杀团，马育航、钟秀南等人，一向与陈炯明共同进退，亦随之加入。同盟会在广州一连搞了几次暗杀，第一次炸伤了水师提督李准，第二次炸死了新任广东将军凤山。但这两次行动，陈炯明都没有直接参与。不久，清廷倾覆，民国成立，暗杀团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似乎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插曲，就像偶然刮过的一阵风，但在陈炯明的人生旅途上，却是一个重要驿站。他未来的许多-主张，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注脚。这一年，陈炯明的思想，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要弄清这一点，不能不把目光投在刘师复这人身上。
刘师复，广东香山人，16岁中秀才，但他的兴趣，却是研究文字学、古算学和诸子文学。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后创办隽德女学，提倡女子教育。1907年行刺李准失败，锒铛入狱，1909年恢复自由，经历了黑暗牢狱的残酷洗礼后，他成为中国最热心的无政府主义鼓吹者。
尽管没有史料证明，1911年初夏至秋天，也就是陈炯明在暗杀团那段短暂的日子里，刘师复与陈炯明有特别密切的私谊，但两个志同气合的年轻秀才，朝夕相处，少不了试剑论道，切磨箴规，也是情理中事，不知不觉地，陈炯明也信奉起无政府主义来了。
在往后的岁月中，无政府主义学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将高潮叠现，现在，仅仅处于萌芽状态。
在武昌起义爆发14天以后，广东同盟会终于如梦初醒，首先在化州揭竿而起，组织民军，攻城掠地，并迅速蔓延至南海、三水、顺德、佛山等地。陈炯明突然感到，他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帷幕正在徐徐开启，他生命中最灿烂的一幕，即将上演。
东江的一批党人，应陈炯明召集，陆续抵达香港。10月，议决推举陈炯明为总司令。11月1日，陈炯明和邓铿驰赴淡水，在邓铿父亲家设立办事处，召集各地民军万余人，在距离惠州20 里的马鞍墟、三多祝、坪山、白茫花、横沥等地集结，定于11月6日开始围攻惠州。
邓铿，字仲元，祖籍广东梅县，生于1886年，毕业于广东将弁学堂，他一生都追随着陈炯明，是陈炯明最忠实的朋友和最得力的参谋。
陈炯明轻而易举地扫清了惠州外围。虽然事后他声称“血战六昼夜”，但实际上，四乡八镇几乎是望风披靡的，民军顺利攻下了归善、博罗、河源、和平、海丰等地。张鸣岐派了一支防营和保安队三营到东江增援，阻止民军西进。11月7日晚上，这支官军在苏村遭到痛击，他们抵挡不住民军的猛烈攻击，在丢下几具尸体以后，狼狈后退，一路走一路挨打。在给两广总督的电报中，他们恐惧地形容：“东江寸步不能行”。到11月6日，陈炯明的民军已经各就各位，武器简陋，饷粮也不足，但士气十分高涨，他们急于挺身作战，以证明自己的勇敢。
当时惠州由清提督秦秉直统辖八营军队驻守，其中四营是以骁勇善战闻名的湘军，分布于惠州府县两城，其中炮兵两连、步兵一营，扼守飞鹅岭一带高地，由湖南人洪兆麟指挥。惠州乃东江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民间流传着一首古谣：“铁链锁孤舟，飞鹅水面游，任君天下乱，此地永无忧。” 秦秉直声言死守惠州，他发了300支枪给团练局，要他们协同守城，并在城里挖掘地道，埋藏炸药地雷，准备城陷之时，就引-药，与满城无辜百姓同归于尽。
惠州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
这是陈炯明独立指挥的第一场战役。尽管大多数史书对此都是轻轻一笔带过，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它，但它对研究陈炯明一生，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如果当时陈炯明像无数民军将领那样，大张旗鼓，组织敢死队，冒死攻城，也不失为一件可歌可泣的壮举。如果他选择走这一条路，在历史上，要成为吴佩孚式、蒋介石式的军事强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中国千百年来的战争，哪一次不是“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历史不会因一座古城的毁灭而责备他。
但陈炯明一直没有下进攻的命令，他并不打算强攻。“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的理论，深深地影响着这位投笔从戎的秀才。他并不迷信武力，甚至讨厌战争，这种思想，在陈炯明一生中，曾多次对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和权衡之后，陈炯明决定派人潜入城内，进行策反。游说获得成功，首先倒戈的是湖南籍管带洪兆麟。11月8日，陈炯明再派人联络府城团练反正。这时秦秉直也派人到团练局，征求乡绅们的意见。大家都说：“清廷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请秦军门顺应潮流，欢迎革命军入城，停战以保存两城生命。”
秦秉直大怒，下令逮捕团练局绅，治以反叛之罪。他把这个不合时宜的命令下达给驻扎在城外的洪兆麟。洪兆麟拒绝执行命令。反叛已蔓延到军队中了。秦秉直被这突然其来的变化，弄得手足无措。他仍然不相信军队已经反了，匆匆召洪兆麟进城，准备向他摊牌，作最后的努力。但洪兆麟却避而不见，只派人转告秦秉直：“我已参加革命军，本欲攻入惠城，擒拿军门献功。因素受军门厚恩，不忍下此辣手。最好军门先行退却，让革命军进城。如再延迁，我亦不能徇情了。”
秦秉直彻底绝望了。当天他黯然移居西湖玄妙观，让出惠州府城，辖下八营官兵移交陈炯明接管。不久，秦秉直领了陈炯明送给他的一千元，打道回湖南老家了。11月9日，在老百姓的夹道欢迎之下，陈炯明率领民军，浩浩荡荡，开入惠州，全城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陈炯明将所属民军支队改编为七旅，扯起循军旗号（惠州古称循州），以邓铿为参谋长兼旅长，洪兆麟任团长，编属邓铿管辖。下令全体人民剪掉辫发。归善县改名为惠阳县。
次日潮州宣布反正。一伙民军在大安起义，把当地司巡检吓跑了；紧接着河田也闹起来，河田司巡检也溜了；甲子所也闹起来，甲子所的巡检、都司统统闻风而逃了。整个政府系统，已经土崩瓦解，几乎是哪里有民军闹事，那里的官吏就一走了之。这真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
现在的陈炯明，已经不是那个只能在谘议局议堂上“讲讲空话”的秀才，他拥有全省纪律最严明、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民军，这也是广东唯一一支真正听命于同盟会的军队，他还拥有东江这片广阔的土地，他已经站在广东-舞台的中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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